如果读过这本书，《尚气》也不至于拍成这样

如果读过这本书，《尚气》也不至于拍成这样 原创 贺凯 理想国imaginist 收录于话题 #中国史 19个内容

《尚气与十环传奇》，这部爆米花电影在很多观众眼里实在乏善可陈，除去在选角之初就引发的巨大争议，最让人诟病的一点可能是东方元素的大量堆砌：古色古香的中式装潢、远离尘世的世外桃源、人物的服装造型，怎么看怎么别扭，甚至片中人说的中文，都有股“机翻”味儿。

另一部电影《花木兰》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强行堆砌中国元素，比如，发生在南北朝时期的故事中出现了宋元时期才有的土楼。

如果电影工作者们读过关于中国的论著，这些电影作品或许可以止步于肤浅的想象。

西方不乏优秀的汉学家，比如费正清、史景迁。另一位美国著名汉学家贺凯（Charles O. Hucker，1919—1994）接受过以研究上古文化著称的顾立雅（Herrlee G. Creel）和以研究宋代社会知名的柯睿哲（E. A. Kracke）等教授的汉学训练。

贺凯是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重要的中华帝国史学者和亚洲研究领域学术计划重要的推动者。1975年，他撰写了一部中国通史著作，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专门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而写的，生动地展示了中国文明从史前到1850年的漫长历程。

这部涵盖整个中国历史的著作篇幅并不很大，但选材独到，叙述精当，很符合美国大学优秀通史教材的特色。自出版以后，被美国的大学广泛地作为中国史的基本教材而采用。

作者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形成阶段，从远古时期到前3世纪；早期帝国时代，从前3世纪到10世纪；晚期帝国时代，从10世纪到19世纪中叶。古代的这三个时期都以数章的篇幅分析，分别涉及通史或政治史、统治模式、社会经济组织、宗教文化发展和文学艺术的成就。

中国生活中的一些基本延续性

本文节选自《帝制时代的中国》一书引言

[美]贺凯 著；赵婧 译

01

基本的社会经济模式

家庭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核心单元。数千年前，中国人就有了家族姓氏。姓氏按父系血缘传给下一代，财产亦然。财产通常会平均分配给家族的男性继承人，因此家族会定期分解成为更小的分支。但理想化的中国传统是将多代成员维系在一个家庭中，成为一个大家族。传统的社会就是由数个大家族组成的一个相互联结的巨大网络，每个人在其中扮演明确、固定且令人满意的专职角色。个人的成就有益于整个家族，而个人的离经叛道和失败也会祸及整个家族。面对外界时，个人从不是一个人，他既是家族的代表，也需承担家族责任并维持家族荣耀。美式理想中顽强的个人主义在这里是不受推崇的。

理想化的大家庭是由祖先崇拜的信仰约束凝聚在一起的，因此它变成一个无限延续的团体，其中的成员对他们的长辈和晚辈都负有责任。大家庭同时由社会经济约束凝聚，家长（或族长）控制了家庭（或家族）的社会经济大权，也对所有成员的活动担有责任。大家庭包含一名家长（或族长）、家长的家庭以及他所有男性后代的家庭。

比较理想的状况是这些人同住在一个互助式的家庭内。家长去世后，他的财产被分割，他的儿子们便成为各自家庭的新首领（家主）。理想状况下，由一对夫妻及其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是更大的生活、工作单元，即大家庭的一部分。联系密切的家庭自认属于同一宗族或世系，它们以某种合作性的关系联结起来，并由一位年长的家长任族长。这些宗族认为自己与其他同姓氏的宗族有关联且负有义务，从而又组成了共同的世系集团。

非近亲结婚原则仅适用于父系宗族：一个男人可以娶他母亲家族的堂表亲，因为她们与他姓氏不同。但这个男人却不能迎娶同姓女子，即使与对方非亲非故、远隔千山万水也不行。一夫多妻（准确讲为“一夫一妻多妾”）是被接受的，但无论何时，丈夫只有一个主要的或合法的妻子。所有的婚生子女都是合法的，并按长幼排序，但嫡庶有别。家庭称谓广泛运用于社会之中，人们用叔、伯、姨、表、堂、从等词语称呼他们的邻居和朋友，用“父母官”称呼地方官员，用“民之父母”称呼统治者。

不断有人指出远古时期的中国是母系氏族社会，但通观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无论在社会中还是家庭中，妇女扮演的都是从属角色。她们的地位在有文字以来显著下降，多数家庭将女儿视作多余的负担。为女儿包办一门婚事需要嫁妆，但女儿出嫁后却只为夫家做贡献、添福利。贫困家庭常常被迫将女儿卖作女仆、妓女或小妾。在极为艰难的时代，杀害女婴的现象无处不在。无论有多卑躬屈膝和忍辱负重，中国妇女还是培养出了一种超越其丈夫的精神力量。中国文学作品和外界的观察都认同中国丈夫在世界上最惧内，而中国婆婆常欺压她们的儿媳。

典型的中国家庭通常是一户坐落在村庄内、与十余户家庭来往密切的农耕家庭。他们的田地不大，花园有大有小，散落于村庄附近。近几个世纪以来，一户家庭的田地通常不会超过三四公顷。男性负责耕种这些田地，女性也下地干活，但她们多数时间负责看家、喂鸡、养蚕和织布，即“男耕女织”。人们几乎没有任何闲置土地，土地上生出的作物也不会被浪费一粒，即使粮食丰收过后的秸秆，也会作为薪柴来做饭和取暖。

通常，在目光所及的平原和山谷中坐落着一两个相似的村庄，距它们数公里的地方会有一个集镇，集镇上都是店铺和稍微富裕者的宅邸。农民在集镇上卖出收割的余粮，买入所需的工具和种子，并与熟人互致问候、探听消息。至少在过去的几千年间，集镇是规律性举办庙会和庆祝节日的地方。庙会和节庆活动由周边的镇子轮流主持，行商会将外来的商品带至庙会兜售。在过去的数个世纪里，集镇最远的辐射范围可影响三四十公里外的农民。于是，一部分条件不错的集镇进而扩展为城市，变成附近区域的大宗货物集散地，也成为所有合法政府的最低一层行政单位县衙的所在。

与西方传统中的典型农民不同，中国农民并不能自给自足和独立生存。从很早开始，至少在近一千年内，中国的农业生产高度专业化和商业化，农民习惯于在市集上买入卖出。假使一位农民有一片高产的稻田，并且住在人口稠密、对粮食需求高、粮食价格也高的地区，那么他很有可能倾全家之力，将所有的耕地都用来种植水稻，再全部卖到市场上去。他个人和家庭可能会买入一些低廉的食物，甚至通通购买从其他地方引进的粮食。因此，如果市场条件可以提供差异化优势时，即使某一地区适合一年两熟，这里的农户仍有可能只种一季，或者将生产力投入家庭手工业，譬如纺织业等。简而言之，中国的农业经济并非简单和僵化的模式，它随着行情和货币状况而变，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情况都不尽相同。

在古代中国，超过80%的人口为农民，现代占比亦重。这些人辛勤劳作并穷尽各种方法来维持生计，却只能勉强过活。他们没有受过正当教育，只能依赖脚下的土地和头上无常的老天爷，“靠天吃饭”。在历史上，我们很难知晓这些人的想法和感受。不过，仍有区域性的“小传统”，例如民间迷信和历史传说等通过口头流传下来，其中充满了对于生存的热望。而且，这类区域性的历史与城市的高雅文化并非毫无瓜葛。

剩余的约20%的人口参与到了“大传统”，即同质的书写文化之中，并做出贡献。由于中国人口在公元元年时已达六千万人，到1100年前后已有一亿人左右，这群有文化、出身于城市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过去的两千年间，无论在什么时间点，这群人的数量和影响力都超越了许多现代国家。此外，社会的运转模式削弱了城乡间的二元化。判断政府好坏的单一标准以及单一价值系统，自上而下地主宰了整个社会和社会经济。底层的群众未被逐出，反而被囊括进了这个系统。因此，若把“大传统”视作掩盖无声、被压制且充满愤恨的大众的单薄饰面就大错特错了。中国古人在很多方面都出类拔萃，但其中没有任何一项能与和谐的自律相比肩。

02

边境关系

历史起源之时，汉人并未拥有整个汉地，但是，他们通过逐步的发展，从华北平原这片最初的家园扩展到了整个汉地。正因如此，不同时期的中国有着不同的地理实体，作为整体的中华文化也随着时代不断变化。早在公元前汉人就开始了对长江地区的开发，但直到8世纪前后才完成。到12世纪，南部沿海地区才被正式纳入中原中央政府版图。自15世纪起，汉人才开始大力开发位于西南高原地区的云南省和贵州省。虽然北方在很长一段时期一直是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但12世纪后重心开始南移。时至今日，南方依旧在经济和文化上领先。

中国南方早期并非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在向南扩张的过程中，中国未像美国那样驱逐不相干的“野蛮人”。当中华文明在北方平原地区崛起时，南方的土地上也居住着一群人，属于汉藏语系的蒙古人种，是汉人的近亲。而且至少在当时，这群人的文明发展程度并不远远落后于汉人。汉人和中华文化逐步成为这些南方人和他们文化的主流，一部分是通过军事化行动，但更多的是通过和平融合，将这些非汉人吸收到中国中。无论通过哪种方式，刚刚被征服或同化的南方人并不会自动变为北方人，他们的信仰、习俗或是生活方式亦然。然而，当新人将他们非汉人的生活方式融入中华文明时，中国的含义也随着每一次的新扩张而改变。

因此，中国版图的南扩可被视作中国人民和文化的一种渐进充实，也解释了广泛存在于当代的中国人的文化、气质、形体、语言的多样性。

中国人称自己为汉人，名字取自早期的朝代名称。汉人熟悉许多部落名称，最常见的集合称为蛮夷戎狄。并非所有部落和族群都被中国同化或融合了，那些极不情愿成为汉人的部族与相对先进的中华文明渐行渐远。他们选择执着地发展自己的文明，使之相对独立。在中国的历史记录中，有汉人与这些部落和族群之间的冲突。多数情况下，汉人会试图缓和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到了20世纪，南方和西南的部落民族依然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他们依旧以少数民族或族群的身份生存，被冠以苗、瑶、壮、彝族和摩梭人等称谓。在近几个世纪中，中国政府默许这些民族及部落的存在，将它们划为国家的自治地区。20世纪，政府也一再尝试保护和鼓励部族的本土文化。一支很有趣的族群叫作客家人，遍布中国南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客家人被认为是在12世纪从华北迁徙到今日的所在地，他们与周围的民众隔绝，严格保护着“纯正”的北方生活方式。

中国很久以前就对越南北部有很大影响，但中国版图的南扩还是止步于今日汉地的南界。中国政府先是在13世纪，随后又在15世纪派遣海军远征。15世纪的那次出海控制了印度洋地区，船队直至非洲东岸。然而，中国并没有尝试把这些海外地区纳入中国版图。大量华南沿海居民开始向南洋迁徙，到20世纪，这些华侨已然遍布东南亚国家，有的还成为当地的经济大鳄。

中国北部边境则面临着彻底不同的局势。尽管在种族上与汉人相近，但北方民族属于完全不同的阿尔泰语系，与汉人语言不通。此外，北境民族为游牧民族，而汉人过着农耕生活，二者不同。历史中的很多篇幅都记载了北方游牧民族、西方草原民族与定居不动的汉族之间为赢取胜利的斗争。游牧民族在移动性上占优，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短时间内在中国边境的任何位置集聚起占压倒性优势的兵力。汉族农民不擅长养马和骑术，因此在与游牧民族的交战中需要强大的补给车队。但交战时间一长，汉人军队的持久力就能逐渐消磨掉游牧民族的爆发力。因此，战事主动权常在双方之间流转。直到18世纪，现代大炮的出现才打破了边境双方的力量平衡，自此中央政府稳操胜券，加强了对新疆和蒙古等地区的直接管理。

最初，北方的民族并非游牧民族，最早的汉人也非定居的农耕民族，二者都是以畜牧、采集和原始农业为生的迁徙部落。在中原地区崛起的汉人逐渐依赖农耕，而北方的部落并没有发展农业。也许是因为极端的干旱气候，北方部族反而愈发致力于发展更加有利的游牧生活。骑马游牧出现于前9或前8世纪，到前5或前4世纪才得到全面发展。至此，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分道扬镳。也是自那时起，北方游牧民族成了中原政权存亡的威胁。北部的防御问题也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持续的重大问题。

中国持续南扩的部分原因其实是为了应对北方游牧部落不断联盟的压力。对于一个游牧部落的可汗来说，掠夺城市甚至政治占领是其野心再自然不过的表现。一部分游牧民族难免会留了下来并成了汉人。于是，每一次游牧民族的入侵都为中国北方带来了新的血液和文化元素，正如中国的南扩也会吸收南方的血液和文化一样。另一方面，一部分游牧民族未能占领中国，同时又受到更北方的部族的欺压，于是向西迁徙，跨越中亚，成为欧洲历史上的匈人和突厥人。同样，中国南方的一部分原住民向南迁，成为东南亚史中的越南人、泰国人和缅甸人。

03

国家统一与朝代更迭

若不论其他而只从内部看，中国史是反复实现、重现政治统一的一长串奋斗过程。中国本土的复杂地形、多样的文化和语言，以及持续变化的汉人族群，使维持国家统一并不是一件简单、自然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地方军阀势力周期性地兴盛。

经典的朝代更迭模式是：一个军事强人靠武力统治全中国，然后将皇位传于长子。开国皇帝的活力往往能巩固其子孙的统治，他建立王朝机构体系，以此巩固政权并维持后代的和平与繁荣。但数代后的皇帝则生于宫墙之内，被宫中妇人和宦官的阿谀奉承娇惯，远离宫外的现实世界。一旦登基，他们便成为不切实际且不负责任的君主。同时，政府机构和政策不能及时适应急速变化的生活水平。国家机器不能对新的国家需求做出及时应对，于是地方豪强或军阀—本土的叛军或北方的入侵者便趁机分裂国家，突然发动内战。最终，一名军阀会镇压其余人，建立一个新朝代，然后开始同一个循环，即统一、巩固、停滞、最后四分五裂地陷入混乱，此后再周而复始。

诚然，上述模式并不能解释所有的朝代更迭；同样，也不是所有的朝代更迭都与中华文明的重大变革息息相关。这种循环——从强到弱、从集权到分权、从秩序井然到兵戈扰攘、从天下一家到四分五裂，尽管很难被解释清楚，但并不妨碍它成为传统中国历史中重要的一环。正是由于中国人成功地建立了一套稳定的社会、政府系统，部分朝代才得以持续了三百余年之久。

摘编排版 熊Mur

配图：《尚气与十环传奇》《花木兰》

《刺客聂隐娘》《卧虎藏龙》

《龙门飞甲》《汉武大帝》

原标题：《如果读过这本书，《尚气》也不至于拍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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