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部长李强：从特工到军工局长到外贸部长，一生不违党命

1923年，因为写了一篇反对旧礼教的文章，李强被杭州宗文学校开除。来到上海后，他进入南洋路矿学校附中读书，学校采用英文授课，教员包括国民党元老叶楚伧等人。

“英语很好”是几个子女对李强的一致评价。李小强记得，家中原来还珍藏着父亲上中学时的英文教科书，“保存得特别好”。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对上海的青年学生们而言，国家危亡、民族灾难像山一样压在心上。

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采访李强的经历时，常熟档案局原局长、文史专家沈秋农还记得李强告诉他，“我是火线上入团、火线上入党。”

1926年2月，李强调任共青团上海浦东部委书记，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学校上课。李强后来告诉沈秋农，“救国是第一位的，读书还有机会，也不一定在校园内才能读书。”

革命家的道路由此开始。

很快，李强奉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之命，回到常熟组建中共常熟特别支部，并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研制炸药和手榴弹。

地点选在曾雍孙家的书斋“亦爱庐”。曾雍孙是李强堂侄，晚年其曾向沈秋农回忆起一则故事，“他（李强）要到山上试爆手榴弹，出城门的时候，国民党说要抄身，他就说‘抄吧！’国民党没想到他把手榴弹藏在身体两侧，只想到前后抄，所以就没抄出来，他也就顺利出了城。”

“亦爱庐”如今是一座临河的普通民居，白墙黑瓦，唯一打眼的只剩门上“文明户”的标识。河畔居民来来往往，旁边石牌斑驳——1926年2月至1927年为中共常熟特别支部活动场所。

跨界科研

1927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特科在武汉成立。因为自制过手榴弹和炸药，又曾在上海踏入过“青帮”的门坎，“与三教九流有些交往”，周恩来、顾顺章将李强调入特科，任特务股股长，兼办中央交付的其他特殊任务。

两个月后，“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爆发，汪精卫所在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与共产党公开决裂。历时三年半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束，中央特科也迁到上海，设立总务、情报、保卫（又称“红队”）、交通四科。

当时，李强任交通科科长，情报科科长由陈赓担任，顾顺章负责红队事务。李强在中央特科时参与了营救彭湃、惩毙叛徒白鑫等任务，与陈、顾二人的交情也在这期间建立。

1928年，从苏联开完“六大”回国的周恩来意识到建立地下无线电台，加强上海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的联络工作已经十分迫切，于是找到曾自学成功炸药和手榴弹制作的李强，要求他进行无线电收发报机的研制。

李强当时有些为难。“我虽然上过大学，但对无线电却一窍不通；而且，反动派对无线电设备控制很严，书店也根本没有与此有关的中文书籍。”

但他也知道，周恩来看重的是自己的自学能力和英文基础。接受任务后，他一边买来美国出版的英文无线电专业书自学理论，一边到上海博物院路上一家私营的大华仪器公司弄出收发报机进行解剖研究，随后在洋行里购买零件开始制作。

第一台收发报机制成于1929年春末。同年，李强成功组织建立了中共第一座地下电台。

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研制电台难，保住电台更难”。要在上海长期隐蔽一座秘密电台并不容易，冯玉祥、阎锡山在上海设立的秘密电台都因为保密工作没做好被国民党当局侦破。

同一时期，全国各地建起多个革命根据地，建立新电台配合各地联络工作变得紧要。

李强两度前往香港，最终在九龙弥顿道上选中了一座房子。“在香港安装电台要比在上海安全，一方面是因为英国人管理不像国民党那么严；另一方面是香港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比较多，当局也管不过来。”

李延明后来回忆起父亲在香港的这段经历：“邓小平从上海去广西，路过香港，他跟我父亲还商定广西那边有情况用什么方式进行联络。后来广西那边百色起义成功，成功的消息就是从广西发报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把这个情况再转发上海。”

转折点

1931年4月发生的事情几乎成了李强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在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后，顾顺章在武汉登台表演魔术时被国民党抓捕，随后立即叛变。尽管在钱壮飞、李克农等人的紧急密报下，中央特科大部分重要机关和人员得以安全撤离，但中共重要组织被迫迁往江西苏区，原来的特科成员也大多暴露身份。

“我父亲说顾顺章知道他的事情太多，他的亲戚朋友，顾顺章都认识，所以顾顺章一叛变，周恩来就决定让我父亲出国，去苏联。”李延明说。

在莫斯科，李强并未像预想之中那样进入东方大学。该校于1921年由俄共(布)创办，是专门为本国和东方各国培养革命工作干部的政治大学。中共领导人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等都曾于这里就读。

“王明认为我与顾顺章关系密切，是顾的死党，对我极不信任。他曾私下对人讲：‘不能让张工程师（李强另一化名）上东方大学，也不能让他回国，回去以后，他是要背叛革命的。’”1994年，李强在《我的革命历程》一文中忆起被派到通信科学研究院学习的往事。

在李延明看来，受顾顺章叛变的牵连，李强在党内不被王明等人信任，思想上也受到了些打击。“我父亲后来比较超脱，我估计也受到这事的影响，他也从党内政治工作转到了技术这条线上。”

从此，他自己将名字改为李强，代替了曾培洪、张振声等本名或化名，下决心在通信科学研究院研究无线电理论。

“他对所有的新技术都有兴趣，学俄语非常快，做科研也研究得进去，适应那个地方的生活方式，不是书呆子。”李小强记得父亲后来还保持着苏联时期的一些习惯，“喜欢看芭蕾舞，做饭也照着苏联买的菜谱，严格按着上面写的配料表来。”

在苏联6年的生活里，李强由一名中共党政领导干部变为颇有成就的无线电专家。从事无线电理论研究仅一年后，他用英文写出《发信菱形天线》，引起业界震动，从工程师提升为研究员，成为当时苏联7位无线电专家之一，也因此在回国后开创了新中国的无线电通信事业。

“从事天线研发工作的人对李强都不陌生。”国内一位通信系统的高级工程师对澎湃新闻表示，“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大学三年级学天线原理时，授课老师在讲菱形天线时自豪地告诉我们，这是我国外贸部长年轻时在苏联发明的。我们还在陕西乾县实地参观了李强发明的菱形天线，它在中国国防建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这段异国经历也让李强看到了苏联对知识分子的爱护与尊敬。他一生都在不同场合呼吁着中国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我常与知识分子打交道，自己也是知识分子出身，深知中国知识分子待遇低，条件差，任务重，往往是‘超负荷运转’。所以一有机会，我就讲要尊重知识分子，信任知识分子，改善他们的条件。”

军工局长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报国心切的李强当年底离开莫斯科辗转至延安。理工科出身，搞过火炸药、手榴弹、无线电，加之中央特科的背景，李强成为组建军工局的不二人选。

“他去军工局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那时候还只能修理枪炮。到他1946年离开的时候有1400多人，出来好多国家部长、工业方面的领导干部。”女婿徐连生谈起岳父时说。

那时的延安经济落后，交通闭塞，李强几乎是从零开始统筹军工生产所需的物资、原料以及设备仪器，并带领技术人员造枪造炮。

爱惜人才，保护知识分子的特质在此期间充分体现。他坚持“在工厂不要用管理部队的办法对待技术人员”的理念，多次强调“只要能生产出机器、武器弹药和各种所需要的产品来，要什么条件我都设法保证”。

1939年，军工局在艰苦的条件下生产出了边区第一支七九步枪——无名式马步枪。当年5月的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上，毛泽东对此赞不绝口，“使上我们自己造的枪啦！枪造得很好嘛，也很漂亮啊，要创造条件多生产，狠狠打击日寇。”

1943年，“抢救运动”波及大批知识分子，军工生产也受到影响。李强曾为身处政治运动漩涡的总工程师沈鸿四处奔走。他一面用苏联重视科技专家的经验安抚沈鸿，一面向各级领导说明沈鸿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最终留住了沈。

李延明认为，“力保下属”的举动也让延安时期党的军工事业得以平稳发展，并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1949年建国前后，李强应组织要求再度拾起了无线电通信的“老本行”，到北京负责广播事业局工作。

当时，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开国大典做好广播扩音的准备。

在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句话发出之前，一起“意外”也让李强的家人至今津津乐道。

“开国大典时长安街上的沿途广播扩音准备工作，都是他带着技术人员做的。那时天安门的扩音器用9个喇叭焊在一起，被叫做‘九头鸟’。”李延明记得父亲在10月1日当天一早就去了天安门。

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一开机器，我大吃一惊，扩音器竟发生了一阵阵刺耳的噪音。我们判断是机器与外界的音响发生了共鸣。”李强后来回忆道，“广播局的一位同志急中生智，急忙摘下头上的帽子扣在了麦克风上，噪音果然没有了。”

外贸部长

李延明记得，1949年底李强在苏联签署中苏第一个通邮、通电的协定时，就被毛泽东要求改行做贸易，李强下意识回绝了。“也不是说抗拒，当时毛主席猛然一问，他没有思想准备。”

说服工作由主管经济的李富春完成，他把李强的行李物品搬到自己住处，摆出三条理由：一是李强在苏联工作了六年，懂俄语，对工作有利；二是懂机械知识，苏联对华援助主要是机械设备；三是上海搞地下工作时，李强去过交易所，懂一点经济知识。

多次接受组织安排的李强没有继续拒绝，1952年，李强被任命为外贸部副部长，由此开始了长达29年的外贸工作生涯。

“忙得不得了，苏联撤专家、撕协议那阵，我们家经常深夜来电话，我爸爸立马就得进中南海，这样的事有很多次了。”李延明说，中苏友好时，李强亲自参与经办了156个苏联援华项目。中苏关系破裂时，李强又得据理力争与苏联方面谈判，安排专家离华。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李强后来回忆，周恩来为了保护他不受冲击，让时任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处长李伦专门搬到李强的办公室办公，还派了一个军人来当秘书，以便出面阻止“造反派”的胡搅蛮缠。

“十年间没有一天停止正常工作。”翻开那时候的报纸，李强的名字几乎三两天就出现在上面，多是陪领导人接待各国外宾、出国访问。

没有受到冲击还有一个原因——李强当时是援越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总理对‘造反派’们说，你看越南打仗那么厉害，没有李强，打了败仗没人管。”徐连生回忆。

援越期间，当时66岁的李强曾在1970年末秘密考察“胡志明小道”。

这是条越南人自己都很少知道怎么走的神秘小道，南北蜿蜒数百公里，主路、支路盘根错节，隐蔽在亚热带茂林里，是胡志明部队向南方游击队秘密运送兵力和武器装备的通道。

“援越物资怎么运，他都要到现场考察。”沈秋农形容李强是业务型领导，“干什么都亲自动手。”

时任越语翻译梁枫后来回忆，李强亲赴胡志明小道考察的深层背景十分复杂。“1970年后我们援助的东西特别多，一年就达约30亿人民币，这对我们是相当困难的。李强去看胡志明小道，其中一个任务就是了解越南领导人到底是怎么想的，看一下战争是否能打下去，以掌握第一手资料。”

事实上，李强担任部长期间，外贸部的工作经常引发意识形态的争议。“那时候给外贸部扣的帽子就是卖国主义。”李延明说。

引进中国第一条可口可乐生产线就是典型例子。

“当时中国人比较保守，干吗喝外国人饮料啊，就说是卖国。”徐连生回忆，李强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力排众议，批准引进了中国第一套可口可乐生产线。

徐连生还记着家中的子女是最早一批喝上可乐的，每月会到北京城南的工厂里领回几箱子。那时候中国的老百姓都抗拒这种“洋玩意儿”，可口可乐在中国一度滞销。

“玻璃瓶的，没人敢喝，在王府井的果品饮料店门口就放一箱子可乐，免费拿。其中23瓶真可乐，1瓶假可乐，假可乐是可乐瓶形状的一台收音机，那时候收音机也要不少钱，就这样慢慢打开了市场。”他说。

不枝不蔓

“他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大起大落，有的人一会倒了一会上去了，上去也上得高，但他波澜不惊，就是心不动。”不喜攀附、不枝不蔓是李延明对父亲的性格评价，“在党内他不爱拉拉扯扯，台上那些干部工作场合接触比较多，一般不再作为私人关系联络。生活上多来往的也是陈赓、王诤、刘鼎等老朋友。”

1981年从外贸部长的位置退休后，家人眼中“闲不住”的李强一度有些不适应。1991年，86岁的李强被查出肝癌，也没当回事，还到处跟人说“我得肝癌啦！”

“我估计他老觉得自己很‘够本’，罗亦农那一大批好多人都不在了。”李延明说。

战争年代里，生命或许随时会被轻而易举地夺去。几十年间经历了一大批战友陆续牺牲，李强已经对生命看得超脱。

住院的日子里，除了难改爱吃肘子、肥肉、猪油蛋炒饭的习惯，李强变得爱跟家人聊“过去的事”。大儿媳张瑞玲记得，每当聊起历史，李强都特别高兴，“老年人都这样，对过去那些老朋友忘不掉。”

“陆定一也经常到他那聊天，我说‘别去，正发烧呢别传染你了，过两天再来吧，得经过我的允许。’陆老人家说，‘好好，经过你的允许。’”张瑞玲笑着说。

“老革命都这样，没有架子，跟下面人特别亲热。”张瑞玲记得，自己在协和医院生孩子时，李强亲自为她下厨，“这么老一个部长，亲手给我做饭。”

念旧还表现在罗亦农等人的遗属曾多年得到李强的帮助。有些情况甚至在李强逝世后家里人才了解，比如默默照顾钱壮飞的后代。“我爸自己没说，他不愿意宣扬自己的事。”李延明说。

在家人眼中，李强一直是埋头做事、不爱说话的形象，妻子魏环图曾经抱怨李强一直不向上面反映涨工资一事，导致他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还维持着600多块月薪。徐连生笑着说，“别人都以为他拿着高工资，实际上那时候我的工资都快比他高了。”

上世纪80年代，不少领导干部子女纷纷出国留学，“他就对子女说不要想靠父亲的势力谋取什么，而是凭本事努力争取。”徐连生回忆，“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成就是自己努力的，所以这么多孩子找工作、提干、入党、出国他都不管。”

对子女的关爱也通过另一种静默的力量展现。上山下乡时期，小儿子李小强、小女儿李小图在延安插队，生活条件艰苦。因为身边的警卫员、炊事员都撤了，李强下班回来就自己做一些炒面存起来。然后每月去东单对面的邮局给子女寄过去。

叶落归根

李强一生难改常熟口音，晚年更是关切常熟经济、城市建设，曾大力推动常熟外贸基地的建设和古城保护。

不过，在当地，知道他的人并不算多。

至今留存晚清建筑特征的辛峰巷14号曾是李强22岁离开常熟前的旧居，如今已是常熟市房产管理局退休职工活动中心。2016年11月中旬，澎湃新闻记者曾到访此地，坐在自动麻将机前的几位退休员工在听到“李强”两个字时表现不一，有的听说过名字但不知道是谁，有的完全陌生。

这里曾是李强晚年时心心念念“要回去”的地方。可当时子女们都已在北京居住，对他说回到常熟居住“并不现实”。

这里已经与不远处的常熟藏海寺一道划入了虞山风景区。景区售票处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平时来专程看望李强的人并不多，“清明时会多一些，今天来两个明天来两个，三三两两的。”

对于给父亲出传记、写回忆录等类似事情，李延明至今仍不肯做。“求人家给题词、跑到各家求人写文章，我不太想干这个。我的想法是，他做的事跑不掉。”

李延明说自己见过不少红二代“都很积极宣传上一辈”，但他总是念叨着父亲做的事“以前的报纸都登着呢，跑不掉，档案也在”。他说，李强一生做事为主，不是立言，因此觉得树碑立传没什么必要。“有人曾经跟我说，弄个电视剧吧。我觉得现在这种社会情况下，有几个人特别感兴趣看？像他这个行当，人家感兴趣的就两三个人，李克农、陈赓、潘汉年，剩下的也没几个人看。”李延明表示。

常熟当地有初一、十五在藏海寺进香的传统。2016年11月14日，农历十月十五，当地司机老管从虞山脚下携澎湃新闻记者驱车与众多进香人面向而行，一路上他三五次停车询问着“李强墓在哪？”

大约1个小时后，他终于在藏海寺旁接着往里去的山坡上，踏过层层蒿草，看到了那座花岗岩墓碑，叹了一句“没走错！”

“哦，叶落归根处。李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老管一边发问，一边在墓碑背面站定开始读起来上面刻着的李强生平。

也许是觉得探路辛苦，又或是感叹这位老乡的履历传奇。读完后，他走到正面鞠了一躬，嘴里兀自念叨着——“哎呦，给他磕三个头。”

(本文部分图文资料引自：《李强纪念文集》，中共常熟市委组织部、常熟市档案局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李强传》，紫丁著，人民出版社；《怀念永远》，李燕黎、徐连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