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陆胤：从汉语史思考何为“中国”

学术界有不可救药的“百年病”。最近的新文化运动百年便催生了不少研讨会和笔墨债，大节目“文学革命百年”更是即将到来。据说思想史和文学史领域的老宿新锐们都卯足了劲，“文言”、“白话”、“国语”、“方言”这些话题，也要重新闹猛一阵，真是让人心潮澎湃。不过，容易忘却的一个前提是，“文学革命”也好“国语运动”也罢，说到底也是语言学的问题。趁着这股“百年”的热还没退，抱着门外汉的心情，不佞最近接连拜读了三部由语言史旁涉思想文化史的著作。

首先，是京都大学平田昌司[HIRATA Shōji]教授的《文化制度和汉语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这部书看似作者不同时期的论文结集，内里却有着精密的结构设计，甚至可视作一部以汉语史铺陈的中国思想史。最后四章《清代鸿胪寺正音考》《清代官话的制度化历程》《光绪二十四年的古文》《眼睛的文学革命・耳朵的文学革命》，主要关注近代官话的起源、古文的命运、文白交替和国语统一等问题，和我的专业比较接近，多年前就读过论文版，姑且按下不表。第一至九章通过“阅读韵书”来呈现汉语史和制度史（包括政治斗争）互为影响的历程，实为精力贯注的大手笔。哪怕是对“东冬锺江”“帮滂並明”毫无概念的外行，也值得硬着头皮仔细研读下去。

在全书开篇，平田教授即指出：“汉语很突出的特点可能仅有一个：坚持全用汉字书写的原则，拒斥其他文字进入中文的体系里，正字意识十分明确。”（前言第1页）他所谓“文化制度”，包括先秦以来旨在“正字”（书同文）、“正音”（官韵和通语）的各种语言政策，到了隋唐以降，则主要体现为科举功令。

制度强调整齐划一、稳定有序，语音字体却是五方各异、变动不拘。包括东亚诸国在内的汉字世界，古来就存在着“书写语言统一性”和“各地语言多样性”的对立。作为方言学者，平田教授当然要区分书面语和口语的不同：上古时期，华夏贵族和戎狄贵族在书面语层次都遵循“书同文”的原则；在口语层次，则分别展开了“华夏通语/华夏方言”和“华夏通语/戎狄方言”的双语实践。较之通常汉语史论著强调汉语音韵学受外来影响而起，平田教授更注重文化史的转进：随着造纸技术的发展和书籍的普及，口耳相传的授受转变为著之竹帛的阅读，正是反切—音韵学出现的背景。音韵学在六朝文学讲求声律的诉求下发展起来，其描写对象是诗赋等书面语，势必会在体系化过程中逐渐脱离芜杂多变口语音系，表现出对于统一“正音”的追求。就此而言，音韵学的严密体系正是站在“书写语言的统一性”一边，来调控“各地/各时语言的多样性”。

“维护传统制度与适应语言演变，两者的抉择成为传统语言制度的难题，到二十世纪都可以发现其遗踪。”（前言第7页）这个充满张力的结构当中，制度的约束力和规范力尤其重要。正是随着唐宋时代以诗赋为中心的科举功令之奠定，“正字”、“正音”的追求才得到了制度化保障。在“古礼”等物质性文化消逝的近世，“必须建立‘非物质性文化’（家族观念、汉字汉文汉语）的理论典范，作为‘中国’观念的过滤装置，科举制度在文化史上起过极大的作用。”（第3页）科举维系了字体、字音、词汇、语法、文体的同一性，成为构建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科举制度下的“正音”理念，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往往会和“古”、“雅”、“士庶”、“土中”、“京洛”等文化想象结合在一起，不同的“正音”方案，还可能引起文化权力和政治利益的争夺。

“正音争夺战”的外在体现正是韵书地位的变化。比如，唐代功令以隋陆法言《切韵》为押韵标准。一般认为，《切韵》音系以南方士大夫的雅言、书音为基础，折衷南北异同而成，主要运用于近体诗赋。但唐代以来，却不断有人指责《切韵》受“吴音”污染，欲恢复五胡乱华之前的“古音”。与此相关的现实问题，则是科举所采的《切韵》音系，并不符合唐代受关中方言影响的士族口语；中唐以后北方方言音变加剧，南方方言更近《切韵》，造成南北科举的不平等。由此，是否认同“切韵”，便成为折射南北文化和政治权势升降的一面镜子。（第二章《〈切韵〉与唐代功令》）

“韵书也离不开一代风气所向，可以当文学史的材料来读。”（第53页）南人在诗赋上先天的音韵优势，北方方言入声韵的弱化，辨别平仄和押仄韵难度的增加，促使更多北人从事旨在以“北朝文学观打倒南朝文学观”的古文运动和古音之学。从中唐到明代，文学上复古意识和古文运动的兴起，以及道学传统的深化，为“反《切韵》”运动提供了持续动力，外化为从诗赋到经义的科举变革。受道学传统影响的“辨体”和古文古诗的“辨韵”意识交缠在一起，最终形成古文赋颂用宋明人拟想中的“古韵”，律诗、律赋用所谓“沈韵”或“律韵”（即平水韵）、词曲用“中州韵”的多元并行押韵格局。（第三章《〈广韵〉与〈集韵〉》、第四章《唐宋科举制度转变的方言背景》、第七章《音起八代之衰——复古诗论与元明清古音学》）

宋、明两代深受外族威逼，“华夷之辨”自是士大夫重要关切，亦体现于韵学趋向的变化。自唐人疑《切韵》不古，宋儒指出《广韵》、《礼部韵略》分韵亦是“吴音”，内含胡人、佛教的影响。结合自古以来的“土中”观念和“京洛音”想象，宋元之际遂有“中原雅声”之说，至明代更出现了多种被界定为“中州”、“中原”音韵的韵书。然而，平田教授却明确指出，所谓“中原雅音”有极强的想象成分在内，“是一种理论上的，‘韵书起于江左’以前的‘古韵’，并不等同于宋元中原地区的现实语言”，“它指向的目标不是现实的北方口语音系”。（第99页）通过辨析元明“中原雅音”类韵书的两派（主要分歧在于是否保存全浊声母，入声独立还是派三声），分别了“儒林系雅音”和“曲家系雅音”。前者深受江南道学传统影响，强调清浊四声框架和古韵韵例、等韵类别，针对胡音的威胁，具有一定的建构性；后者则以唱曲的实际语音系统为基础。此外，在异族入主的元、清时代，面临蒙古“国字”、满洲“国语”“国书”、拉丁字母（金尼阁《西儒耳目资》）的挑战，士大夫又自有一套在华夷音韵之间调适的理论，或谓“蛮音反存有古音”，或以“天地元音”统合内亚帝国的“多语种网络”。总之，围绕作为科举标准的韵书和声韵体系的辩论，“古今”、“南北”、“华夷”、“中外”等话题持续发酵，充分展现了近世中国“想象共同体”构建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第六章《“中原雅音”与宋元明江南儒学——“土中”观念、文化正统意识对中国正音理论的影响》、第九章《韵严“华夷”之辨》）

平田教授此书网罗放失旧闻，注重版本辨别，许多论断基于专业的方言学、音韵学统计和分析，言之有据，最见功力；却又笔调风趣，精义时出，让人目不暇给。以上只能钞撮一些有所感的段落，略表浅陋的心得，深恐自己的微薄学力不足以驾驭。他日若有机会，当另作专业书评来介绍。在此书“后记”中，作者提到自己深受桥本万太郎[HASHIMOTO Mantarō, 1932-1987]《语言地理类型学》一书的影响：“桥本先生把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纵’的演变跟汉语南方方言向北方方言‘横’的演变互为验证进行考察。……1987年桥本先生因病英年早逝，当时笔者在山口大学工作，想想应用《语言地理类型学》，以汉语方言‘横’的多样性去解释中国文学‘纵’的演变如何？”（平田书第321页）读书尚友古人，有太多偶然的际遇，因平田教授此语，我又去看了在语言学界享有盛誉，却少为外行人所知的《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初版，笔者所用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的再版本）一书，方知壶中天地竟如此广阔。

也许从汉语史专门的角度，今天看来，桥本在“细节上的谬误数不胜数”。但他挑战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以来区分“共时”和“历时”语言研究方法的雄心，却又是当年许多专门学者所不能有或不敢有的：“语言学家旧有的知识过分依赖印欧语发展资料了，印欧语自古以来分散到欧亚各地，许多语族各自独立地发展。但是，世界上的语言并不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尤其是东亚大陆语言的发展，基本上是由东方文化中心地的语言缓慢地向同化周围语言的过程。因此，语言结构的历史变化和地域推移的对应相当整齐。”（汉文版前言，第XIV页）从印欧语的“分散”到东亚大陆语言的“同化”机制，正是在深刻体察语言特殊性的基础上，他提出语言史研究纵轴（历史）和横轴（方言）结合的观念，空间上的共时对立正是历时语言推移的投射。

所谓“语言地理类型学”，针对的正是十八、十九世纪以“印欧语”构拟为中心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桥本在欧亚语言类型中分出“畜牧民型语言”和“农耕民型语言”。前者的特点是一旦分散后就趋向于孤立的发展；而采取“音韵对应”方法，不同分支之间可以比较出一些基本词汇。东亚大陆的“农耕民型语言”与之不同，“总之以某个文明发源地为中心（我们暂且认为以黄河中游为中心）非常缓慢地同化周围的少数民族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农耕民型语言由于被其中心语言的同化和不断借用，要想阐明这种同化的组合过程，采取印欧语用过的方法，即根据比较法来构拟祖语是非常困难的”。（第4页）

不同的语言发展类型，更涉及到背后的一整套关于文明起源和国族起源的思想史预设：“农耕民型语言与畜牧民型语言不同，它需要首先假设本来就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语言。各种语言后来被同化为一种语言”（第6页），因此并不是像最初历史比较语言学所拟想的“古印欧语”那样的单一起源。“农耕民型语言，由于原先并不相同的语言逐渐被文明中心地的语言同化，因此在词汇中出现了‘奇妙’的现象：抽象词汇、文化词汇都能看出它们的一致性，而被认为不易变化的亲属关系、人体名称等方面的基本词汇反倒存在差异。”这种同化推移的模式，是过去以印欧语为对象的“谱系树”说和“波形扩散”说都无法解释的现象。而且农耕民型语言的模式也表明，所谓“汉语”从来都不是本质性的存在，所谓“汉语方言”只是中心语言不断同化周边语言的产物。在分析句法结构“顺行”和“逆行”在东亚大陆上南北分布的时候，桥本指出：“连结‘南’（南亚诸语）、‘北’（阿尔泰语）的汉语，直到近年才查清它的言语结构决不是等质的。汉语在亚洲大陆语言类型特征的分布中，成为一个由南向北有机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41页）其后则是数千年来由北向南的民族迁徙，今天所谓“汉族”、“汉语”既是“汉”又不是“汉”。（第149页）

由此回看晚清思想史上的国族共同语建构问题，即便是主张“齐物”如章太炎，实亦深受历史比较语言学影响。其《新方言》欲用《说文》来还原方言的语源字根，进而构造更高层次的“言文合一”与“统一民言”，恐怕仍是参照了欧西学者拟构“古印欧语”的方案。章氏要按理想构建一个本质化的“夏言”或“雅言”，设想各种“乡土异语”存有“古字古言”，都从这个祖语中分散而出。（参见王风《章太炎语言文字论说体系中的历史民族》）桥本指出：“越是基本词汇差别大的‘方言’，其实本来是不同的语言，只是后来其词汇的大部分以及句法和音韵系统完全被中心语言同化了；现在作为该中心语言的‘方言’，仅仅在非常基础的词汇和部分构词法里还有若干它的本来面貌的残余。”而针对章太炎式的把方言词通过“音转”方式还原到《说文》的作法，桥本反问道：“难道一个字一记载进汉文古籍，就统统都算是汉语词吗？这样所称的‘汉语’到底是什么汉语？我们所要阐明的是，为什么‘骹’字、‘刣’字分布在中国南半部，在北半部如此之少，正如‘江’字在南方而与北方的‘河’相对。这正是我们在考虑的——汉语究竟是怎样形成的。”（第158-159页）语言的“同化”并不能证明“亲属”关系，正如日语、朝鲜语大量借用汉语词，但即便从比较语言学的区分来讲，它们也属于截然不同的语系（第160页）；类似的观点，同样适用于观察文明的生成。从桥本到平田，二者都倾向于用“横向”（南北）的视角补充已有的“纵向”（古今）叙述，在“同化”多源语言而形成“汉语”的过程背后，是关于何为“中国”、何为“汉”的质问，是“中国”与“汉族”如何在共时和历时两条轴线以及想象和现实两个维度上生成的故事。

从以上论述可以发现，汉字在维系“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文明认同过程中，有着关键性的收束作用。然而时至近代，西力东侵之下国族主义和科学主义抬头，中国周边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纷纷出现废弃汉字的论调；即便在中国内部，自晚清到1950年代，汉语拼音化和废弃汉字的路线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同。这样一股“废止汉字”的近代化潮流，首先在幕末明治时代的日本开启。我要介绍的最后一本书，安田敏朗[YASUDA Toshiaki]的《汉字废止的思想史》（平凡社2016年版）即是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研讨。

与桥本、平田二氏不同，安田敏朗并不是那么专业的语言学者。他的著作如《帝国日本的语言编制》（1997）、《“国语”与“方言”之间：语言构筑的政治学》（1999）、《“国语”的近代史：帝国日本及其国语学者们》（2006）等，主要关注近代日本国族构建过程中，对于“国语”和“方言”的塑造。琉球、朝鲜、日据台湾的语言问题，是他常举来说明殖民地与帝国关系的例子。相对来说，安田的研究比较缺乏语言学内部分析，更擅长按照思想史的既有命题，展开关于语言政策和语言学者的外部描述，略给人以蜻蜓点水、浮光掠影的感觉。比如这册《汉字废止的思想史》，就按照思想史主题分成以下数章：1、《如何把握汉字废止、限制论》；2、《“文明化”的思想》；3、《竞争的思想——国际竞争与产业合理化之中》；4、《动员的思想——效率与精神之间》；5、《革命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所谓“应世”》；6、《草根的思想——“昭和文字”的射程》；7、《总体战下的思想战——围绕标准汉字表的攻防》；8、《败战后的种种》。

日本自幕府末年前岛密（1835-1919）提出《汉字御废止之议》以来，关于1）汉字存废，2）采用汉字假名混淆文、纯假名还是罗马字，3）假名使用法，4）汉字限制等问题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被称为“国字问题论争”——近代国家应该采用怎样的字体字形，这一问题似乎可以安放科举功令“正字”、“正音”传统的延长线上来考虑。安田从明治年间的文明论、社会进化论出发，历数大正、昭和时代的产业化、军事动员、马克思主义兴起、战时“大东亚共荣圈”意识等思想潮流，考察汉字存废论在其中的位置，并与晚清以来中国读书人的文字改革论相比照，不无可资参考之处；更不用说近代以来中国的语文变革，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拥有“同文”之便的日本经验的引导（或误导）。

就汉字圈而言，可能“文”的传统更需要突出。通过语言史来折射思想镜像，似乎有点曲折，时或得不偿失，却有助于我们拓展思想史的工具和视野。三部著作的作者都来自日本，立脚点有所不同。安田主要就近代日本自身的问题作检视；桥本虽以汉语史为对象，却是针对索绪尔以来普通语言学的传统。惟有平田教授是在中国史的论域中考虑问题（虽然他谦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见平田书第324页）。值得一提的是，他这部中文著作并非假手象鞮，而是自己用中文写成；其简净明朗的学术文体，也着实可观。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继承了内藤湖南、狩野君山、铃木豹轩诸先生以来“京都中国学”的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