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刘新成、侯建新、高岱：英国史研究在关注哪些问题？

12月17—18日，中国英国史研究会2016年学术年会在西北大学召开，共有81名英国史学者参加，引起了世界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次会议分“政治与外交”、“社会与经济”、“文化与教育”三个分会场，各与会研究者的报告涉及政治、外交、战争、殖民、经济、技术、邮政、移民、城市、疾病、医学、丧葬、治安、法律、宗教、教育、慈善、阅读、女性等众多范畴，全方位地涵盖了当今中国乃至国际英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开幕式上，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高岱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刘新成教授和天津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侯建新教授等英国史领域著名学者做了主题报告。学者们纷纷就当前英国史研究的一些前沿问题进行了阐述分析，现将部分发言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英国司法史和宪政史的结合研究

刘新成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刘新成教授首先发言。他先回顾了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创立早期时的传统，提出当今中国的英国史研究水平在诸多同仁的努力下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研究水平。他引用著名世界史研究学者马克垚先生的话：“马克垚先生谈到他们那一代是弄清楚外国人讲了什么，希望下一代要能做到跟外国人开展平等的学术对话，到了下下一代能够做到在某些领域中超越外国学者。”在前贤们的期许下，中国英国史研究会还应更加努力。

之后，刘新成以他即将出版的修订版《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第一版为1995年）为例，讲述了英国司法制度史与宪政史结合研究的进展。刘新成非常强调制度与政治、社会研究的结合，提出“制度史的研究应当首先以讲故事开始”，不然很难避免对制度的误解和曲解。他认为当前学界越来越多地从法律史和文化史解读英国宪政，他本人也十分重视英国的司法制度对宪政的影响。以前关于英国的法律史和宪政史研究其实是两条线并行，少有人将其结合起来研究。但实际上，二者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以往学界有人认为英国是行政司法化，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是司法行政化，当然这种说法未必准确。但也可以说明，司法制度本身对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法律在社会受到的尊重、法律从业者共同体的形成、法律技艺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很大。

英国中世纪的村庄与庄园

侯建新教授

天津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侯建新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世纪英国史。在报告一开始，他便打趣说刘新成教授的问题比较新，而他的问题听起来比较“老”。他认为学界关于中世纪到近现代的英国史研究，近三十年来是有很多变化的，比如说以前谈资本主义的起源都是从商业、作坊讲起，但是近年来，西方学界更多地开始侧重于农业方面。农业毕竟还是起到了基础性作用，之前国内学界也有人注意到过这一问题，而如今西方学界更多地从学理上证明了如果没有农业的发展，没有农民个体的普遍繁荣，就不会有像样的、普遍的商业发展。实际上罗马时代的商业繁荣程度一点都不逊色于中世纪晚期，不过商业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突变性很大，可能会因为一场灾难、一场战争就彻底崩溃，因此罗马时代的商业已经很繁荣了，但最后还是逆转成了中世纪。但是侯建新特别指出，英国中世纪晚期的商业和手工业，或者说前工业化的原始工业却是不可逆转的，无论是黑死病还是战争，都没有损及它的根本。侯建新认为，这个根本其实就是它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农业机制，以及它所创造的超越以往的生产率，这起到了坚实的基础作用。英国的城市化也是一样，英国没有特别大的城市，但是城市密度很高，这种格局的形成其实是商业和农业密切相连的一个结果。

接着，侯建新提出了如何看待中世纪英国乡村组织的问题。以往学界一般认为，英国乃至于整个西欧的乡村组织都是庄园，后者是乡村组织的中心。庄园虽然得到承认，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却有被淡化的倾向，从西方学者的著述中可以看出这一问题。据统计，六七十年代庄园研究达到高峰，但是七十年代后就开始下降，而最后一本研究地产庄园的书是1986年出版的，从那之后就再没有相关专题的书出版了。这说明了学界的研究重点发生了转移，人们意识到西方中世纪的乡村组织不再是单一中心的结构，还有其他的中心组织一直在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发生作用。

侯建新以庄园的土地制为例加以说明。目前学界认为庄园的土地一般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中一个是领主的直领地，中国一般翻译成“自营地”，这是领主直接经营的标志，而佃户的标志就是在领主的自营地上服劳役，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劳役地租”的概念，佃户在法理上（可能实际上不是）持有领主授予其经营权的土地。直领地是庄园的核心，而相关的劳役地租一般会强调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是农奴的标志，而如果没有这种劳役制度，庄园制的核心就没有了。在14、15世纪以后，替代它的就是货币地租，这是佃农制衰落、经济水平发展后的产物，当时社会上有大量货币流通，领主可以去雇佣工人代替佃农。但是这些条件在罗马时代也曾经出现过，而最终没有扎下根来。所以最后还是要看经济基础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有多少人卷入了商品经济，有多少人为经济提供产品、消费品，这些才是起基础性作用的；如果没有这些整体性的关系，那么实际上是无法动摇经济的时代根基的。英国在十四世纪货币经济开始流行，后者在14世纪晚期占据主流地位，这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领主大量使用雇佣劳动力，导致庄园经济的核心即农奴制的崩溃，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变成了货币关系。与此同时，由于贵族领主是不善于经营庄园的，这个时候发展起来的富裕农民却很善于经营，最终使得在市场竞争中大批贵族领主将其自营地出租，资本主义的农场主就这样出现了。

庄园土地的另外一个部分是农民的土地——敞田（open field）区域。一个敞田由十几条肥瘦、远近、干湿等都不尽相同的条田组成。因为每一处条田在轮作过程中，用于耕作、放牧的情况都在不断变化，一些时段内的一些条田为村社成员所共有。如果没有某种意义上的村社精神，这种敞田区域是很难出现的。因此如果不理解敞田制，就无法理解后面的圈地运动。那么敞田制究竟是由谁来设计出的呢？对于领主来说，敞田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自营地，领主完全没有必要去管理条田的分割情况等细碎事务。因此敞田制的形成，很可能来自于领主庄园以外的组织。对于这一点，有的学者是认为敞田制是很早以前就存在于日耳曼人的组织当中，但也有学者认为敞田制是适应9、10世纪包括英国在内的西北欧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马克•布洛赫认为，敞田制是一个很奇妙的景观，是一个杰作。这种制度一定经过精心的设计，并且是和村社组织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村社组织不是进入中世纪后完全被庄园制度替代，也绝不是部分教科书里说的“残余”，而是维持了数百年的历史存在，和庄园制存在某种妥协和合作的关系。在最后总结时，侯建新说道，这是个全新的领域，应该投入更多的研究力量去挖掘。钱乘旦教授在点评时说，他最近接触到一些俄国的史料，俄国农奴制延续到了18世纪，而俄国的村社制度是一直存在且比较明显的，这或许也可从侧面佐证侯建新教授的观点。

“脱英公投”：苏格兰是英格兰的殖民地吗？

高岱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系高岱教授在正式报告之前，先询问了在场的与会者们一个问题：在2014年苏格兰脱英公投之前，当时大家觉得他们是否能成功？不少与会者都表示，在公投之前就感觉苏格兰不会成功。高岱说他也如此认为，不过他的观点不是凭空想象，而是从苏格兰与英格兰交往的历史中得出来的。之前有人认为苏格兰公投应该会成功，是因为将苏格兰想象成了英格兰的殖民地，将公投视为殖民地的反抗运动。但实际上，这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

高岱首先介绍了苏格兰的基本地理情况，指出苏格兰大概可以分为高地和低地两片区域。在罗马时代，英格兰属于罗马帝国的版图范围之内，是帝国统治的区域，而苏格兰地区则是蛮族居地，因此罗马帝国专门修建了很多军事工事来防御苏格兰的蛮族，哈德良长城就是一个典型。诺曼征服之后，苏格兰和爱尔兰发生了边界争议，争议主要集中在苏格兰低地地区。后来苏格兰君主为了增强自身实力和英格兰王室玛格丽特通过王室联姻的方式结成了同盟，从此苏格兰的政治文化开始受到英格兰的影响，尤其是在宗教方面。

爱德华一世在征服威尔士之后和苏格兰渐渐因为统治权的问题发生了冲突。苏格兰的独立运动开始，和英格兰发生了多次战役，在爱德华三世的时候英格兰签订条约宣布放弃对苏格兰的控制，但是却要求和新的王室联姻，这实际上进一步加强了融合。16世纪，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君主詹姆斯四世迎娶了英格兰都铎王朝亨利七世的女儿玛格丽特，之后苏格兰的玛丽一世获得英国王位。1707年，两国议会正式合并，称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从这个历史关系考察可以看出，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关系，绝不是殖民地的关系，不同于爱尔兰和英格兰的关系。恩格斯认为，爱尔兰是英格兰的第一块殖民地，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关系应该是王室联姻的两国联邦。

1707年之后，英格兰后来为了处理与苏格兰的关系采取了若干措施，包括对苏格兰长老会的安抚、分享大英帝国在世界范围内获取财富的机会、默许苏格兰有权处理自己的事务、建立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交通体系、推动苏格兰的城市化发展等等。但最为重要的还是三个方面：君主制的纽带、联合军队体系、联合行政制度。他认为，这三点可以说联合构成了苏格兰与英格兰的不列颠认同。

不过，高岱也指出，在大英帝国的瓦解之后，苏格兰地区的不列颠认同在下降，而苏格兰民意与联合王国决策也有分歧，最为明显的就是伊拉克战争。在新时代以来，苏格兰军团的解散和苏格兰议会得到恢复都成为了苏格兰独立的基础。但是总的来说，苏格兰独立的意愿和能力都还不成熟。在最后总结时，他认为，英苏已经融合了三百多年，这种“不列颠认同”总体而言是很高的，因此虽然在2014年有苏格兰的脱英公投，但是实际上联合王国不可能马上解体，脱英公投的失败是可以预测的。

“脱欧”公投:英国与欧洲大陆

钱乘旦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英国史研究会会长钱乘旦先生是主题报告的最后一位发言者。他围绕的主题同样是一个热点国际问题——英国脱离欧盟。在报告开始，他就指出“英国脱欧”是一个历史形成的结果。

钱乘旦首先从“英国脱欧”事件的起因说起，他认为主要的起因有两个方面：一是英国历史上关于脱欧的争论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主张脱欧的一派力量一直很强大；二是近期英国国内时局变化，一些民粹主义的政党如独立党的崛起，其主要诉求就是英国从欧盟中脱离出来。英国首相卡梅伦试图挟苏格兰脱英公投失败之余威，借此打击这些民粹主义思想。但是，钱乘旦指出，在这个政治过程中，卡梅伦犯了很多错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低估了英国反欧盟传统的力量。

钱乘旦认为，英国的反欧盟传统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英国人对欧洲的疏离，这可以说是英格兰民族主义和岛国主义的表现；二是加入欧盟的历史过程，英国对待欧盟的态度一直是非常微妙的，二战后欧洲刚刚出现联合的趋势时，一开始大陆各国邀请英国加入，但结果英国拒绝加入，但是后来英国又主动想加入，戴高乐等人又故意为难英国，开出一系列条件，这是一个政治遗产，一直延续影响到了今天英国人对欧盟的态度；三是对欧盟政策的反感，英国人一直认为欧盟农业政策是倾向于法国的，英国的普通民众也普遍反感欧洲一体化。欧洲一体化确实冲击了英国原来社会的一些秩序，比如波兰人在英国的低价主义就打击了本国的商业。

在分析英国脱欧过程时，钱乘旦特别指出这是西方试图将代议制和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建立理论联系的一次错误尝试，“‘英国脱欧’事件暴露出了西方代议制民主形式的现代理论困境”。西方民主的起源确实是在古典时代，更具体的说就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制，西方学界是认为现代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是从城邦民主制中来的，但实际上这二者之间经历了千年的历史发展，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总的来说，代议制本质是一种政治精英的统治，而卡梅伦试图将古代的直接民主制再度搬上现代舞台，情况就会失控，这类似于苏格拉底被公投处死的悲剧在现代重演。

钱乘旦认为此次英国脱欧公投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首先就是欧盟危机，极有可能触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在2017年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地极有可能有类似的情况上演；其次是英国政体遭遇挑战。他认为，“公投”其实是一项“新发明”，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才出现的制度，为了决定是否要加入欧盟，由首相爱德华•希斯发起。直接公投的民意是否能超越代议制的民意权限，关于这一点现行的法律体系也没有规定，这极有可能会导致英国政治、法律等各个层面的重新调整；最后是联合王国的存在问题，因为只要允许公投这种形式，在没有法律限制的情况下，苏格兰就可以通过不断公投申请脱英，就会存在脱英成功的可能。

“脱盟”还是“脱欧”

会议现场

在主题报告后的讨论环节，针对钱乘旦教授提出的“‘英国脱欧’事件暴露出了西方代议制民主形式的现代理论困境”问题，其他几位学者给予了精彩的回应。

高岱教授指出，英国作为联合王国的解体目前应该尚不用担心。首先，英国首相卡梅伦承诺十年之内不会再举行苏格兰的脱英公投；其次，苏格兰离英的重要凭借是北海油田的经济效益，但如今油价下跌的情况下，该效益会被削弱；再次，苏格兰实际上已经获得了极大的独立权限，从政策制定到教育发展，基本上都已经可以自决，无须再进行公投，在形式上也切除和英格兰的联系。

高岱认为，应该说英国此次公投是“脱盟”，不是“脱欧”。英国作为一个传统欧洲国家，它离欧洲如此之近，无论从地缘上还是文化上来说，都是不可能彻底“脱欧”的，它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离开欧盟。他进而指出，当前学界有将欧洲研究当成欧盟研究的弊端，以前，一些学者认为随着欧元区的建立，“经济一体化了，政治一体化还会远吗？”欧洲一体化将会是大势所趋。但是从此次英国脱欧事件来看，并不是欧元区建立了，超民族国家就会形成。英国一直是反对加入一体化进程的，最为明显的两个表现，就是不进欧元区，不进申根协定。因此“脱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必然的，但是英国彻底“脱欧”则是基本不可能的。对此，欧盟应该深刻检讨这些年来一体化进程的所造成的结果。

刘新成教授在回应中则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西方现代的代议制民主是否能真正代表民意？这个问题，其实一直是西方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西方著名学者哈贝马斯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专门提出了一个“协商民主”理论，试图作为一个补充加入代议制民主理论当中来解决这个问题。“协商民主”的主要内容，就是在相关地区的治理过程中当地人要参与到决策当中来。他认为，现在西方民主政治的一个困境，就是试图把这种作为地方区域治理方法的手段，推广到国家的治理当中去。实际上英国这种“公投”是协商民主“在场理论”的延伸。现在来看，这种理论延伸并没有成功。我们从中得出的经验是，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是要区分开的，这也是我们中国在今后的发展中所需要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