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音研究｜自从现代交通工具问世，城市就再没有了安静时刻

 2016年8月31日，环保部发布了《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16）》，我国噪声污染问题已经相对普遍，1/4的城市基本是“睡”在噪音里。噪音的研究依然是文化研究学界、地理学界、历史学界的重要话题。早期西方学者的研究范式多是把噪音当作对专制政权的反抗——对噪音的监控就是对底层的政治压迫。后又有学者超越了噪音研究的阶级范式，主要探索个性与主体性在噪音反应过程中发挥的功能。其后的研究中，各种为人所厌的日常生活中的噪音均可被纳入其中，噪音在此种范式中是被排斥的，它体现出公众对政治权力宣传的恐惧，对商业活动日常化、常态化的厌倦。而在中国，因抗战和国共内战让生产活动陷于停顿，解放后的人们一度把“噪声当作国民经济复苏的标志而加以歌颂”。继《广场舞和摇滚乐哪一个是噪音？》、《我们是被恼人的邻居剥夺了享受安静的权利吗？》和《我们自愿被技术所操纵，以噪音对抗噪音》的文章之后，今天推出的是“交通”问题。可以说，相比起广场舞噪音、邻里噪音、家用电器噪音，城市居民抱怨最多的是交通噪音，学界对各类交通噪音的污染与研究也是不胜枚举。因为交通噪音具有一种无休无止、无时不刻、反复发生的特征，对都市居民构成了最具持久性和杀伤力的困扰，在笔者看来，这是噪音的本质属性，也是其顽固性所在。据世卫组织2011年的估计，交通噪声使西欧每年失去约一百万健康生命年，表现为心血管疾病、认知损害，以及由睡眠障碍、耳鸣和烦恼引起的压力等相关疾病。致力于研究维也纳噪音历史的奥地利学者彼得·帕耶（Peter Payer）发现，在19世纪末，交通噪音就被当时的欧洲人称为“这个时代最残忍的暴君”。

震耳欲聋的城市

“像睡在马路上。”王霞，北京北五环西北旺附近一优质小区的住户，因无法忍受房间内的噪音，已在卫生间里断断续续睡了几个月，2007年刚入住的王霞指着卧室窗外的永丰路说：“我都想用地雷把路炸掉，让车辆不能通行。”每逢晚10点后，永丰路上的大卡车、工程车，呼啸而过。噪音问题成了这个家庭的主要问题。“为此我们经常吵架，我们也不敢要孩子，这声音孩子能受得了嘛。”王的丈夫李志明说道。（《噪声凶猛》，《南方周末》2008-05-15）

自从19世纪末汽车问世以来，拥有一辆小汽车成为很多人的生活理想。可是对这位被迫居住在卫生间的女性来说，现代交通工具的便利性、速度感及其对时空关系的转变，都没有一夜安眠更有吸引力。《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16）》显示，夜间有1/4的城市声环境质量不达标，或许证明这位女性的痛苦依然延续在很多人身上。

但自从各种现代交通工具问世，城市就再也没有了真正的安静时刻。叔本华最讨厌的是车夫鞭打马的声音，这是因为他那个时代最主要的市内交通方式就是各种马车（幸亏他卒于1860年）。其实，叔本华不是唯一的抱怨者，对很多人来说，金属制的马掌踩在卵石路上的声音、马具碰撞的声音、车轮碾压在路面上的声音、车厢嘎吱嘎吱响的声音都不是令人愉悦的。不过马车与工业革命没有太大关系，它属于前蒸汽时代，所以其噪音特质只是在于重复、单调。19世纪80年代，城市中出现了有轨电车，它一度是现代大都市极具标志性的交通工具，从早到晚不停地为市民提供服务，因此不断地发出提示铃声，与地面的摩擦声，及其他各种相关的声音。尽管它在很多电影和文学作品（如《日瓦戈医生》）中留下了有情人浪漫邂逅的故事，但其“幽咽般的咆哮”和“地狱般的噪音”却是广受抱怨的。 再后来，有轨电车逐渐消失，燃油、燃气公交大行其道。随之，人工及电子报站声、汽车运行等成为新的噪音源。

还有小汽车的鸣笛、驶过路面的声音，自行车的铃声，等等，那些交通繁忙的主干线往往可以用“震耳欲聋”来形容。对路人或者居民来说，这都是颇具冒犯性、干扰性的，现代人的感官因交通工具的演进受到了更多的刺激。不过19世纪的城市肯定要比今日安静得多，所以采用蒸汽技术的铁路发出的声音才会格外凸出、震耳。文学作品中既有如惠特曼，将铁路赞为“喉音尖亮的美人”，在他笔下，那巨大的鸣笛声“像地震那样发出隆隆回响，惊醒着众人……直上毫无拘束的自由天空，欢乐而健壮”；也有如狄更斯那般，在《董贝父子》、《美国手记》等作品中对铁路进行恶魔化描写，它们很大、很丑、很吵，经常被比喻为疯狂的巨龙和饥渴的魔鬼。

实际上，对火车及其声音的这种双面化文学叙事乃至对噪音的态度恰恰体现了人们对现代性的矛盾心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由于交通工具而产生的噪音正是经济与技术进步的副产品，它象征着权力、力量、现代性与城市生活，这在当时也是得到很多人肯定的。以维也纳为例，继1873年举办世界博览会之后，它很快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人口仅次于伦敦、巴黎与伦敦。相应的，这个城市的声音景观就要适应其作为大都市的形象，有人甚至说“从圣史蒂芬大教堂的讲坛听得到各种呼啸声，恰恰显示出一个大都会的忙碌与喧嚣”，环城大道上那些“喧嚣、鸣响、咆哮的发动机”代表了这个城市的未来，它们让人第一次看到维也纳具备了国际化大都会的风采。事实上，对迷恋现代化的人来说，噪音的确具有不可思议的魅力：

“坦白地说，像我们这样的都市人离了街道噪音都不适应。白天，它刺激我们的大脑；夜晚，则成了安眠的摇篮曲。噪音构成了周围环境的一部分，我们对它已经非常习惯。即使我们受到图文并茂的旅行手册的诱惑，跑到静谧的山区与森林，这种声音仍然回旋在耳畔。它就像一种表达留恋的甜蜜铃声，让人思归，劝我们赶紧回城。我们也很愿意承认：一回到城市，听到噪音就像见到了老朋友。”（Edmund Wengraf《噪音的权利》，1911）

但同时也有更多的人早已深为噪音所困。1879年，奥地利的一位旅行家抱怨，“自从有了人类，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这样制造了这么多、这么恐怖的噪音”。19世纪末，奥地利卫生部门已经将噪音视为一个特殊问题，将各种工业、商业噪音被列为“卫生弊病”（sanitary evils）。原先关注街道卫生的奥地利健康委员会转而开始关注震耳欲聋的街头噪音，认为噪音已经达到路人与居民的承受极限。20世纪初，美国城市居民也开始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空前吵闹的时代”。因此用立法手段限制噪音的尝试在美国也出现了，这在艾米丽·汤普森（Emily Thompson，1962-）的《现代性的声音景观：美国的建筑声学与听觉文化，1900-1933》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历史回顾，这就证明噪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进入政府治理的范畴，它在更广阔的资本主义范围内成为一个公共话题，而不再纠结于知识分子个体的生理或心理敏感度。

反噪音运动

与之同时，一些饱受噪音之痛的知识分子发起了反噪音运动。1900年左右，英国就出现了反噪音协会，主要由学术界人士提倡。来自德国的西奥多·莱辛在伦敦亲身感受了英国绅士的安静举止及他们为抗拒噪声而采取的措施，在其感召下，他出版了著作《噪音：反对我们生活中的声音》（1908），并在汉诺威成立了德国第一家反噪音协会（Antilärmverein），后来又拓展至柏林、慕尼黑、法兰克福、汉堡、维也纳等地，得到了包括医生、律师、作家、艺术家、建筑师、工程师等专业人士在内的支持。该协会还创办了一份期刊，为那些饱受噪音之苦的人们提供法律建议，并为其提供平台，供其发泄牢骚与怨愤。

莱辛对噪音的批判是在都市人口过多、工业污染的背景下进行的。他认为，都市与工业之发展所付出的代价要远大于人们所收获的物质福利，噪音只是城市非人化、生活质量下降的众多表现之一。受叔本华、尼采的文化悲观主义之影响，他批判现代文明的系统化、理性化，认为城市喧嚣即是对这种系统化、理性化的反映，而这正是欧洲文明乃至资本主义的危机之所在。在其著作《欧洲与亚洲》（Europa und Asien，1918）中，他认为这两个地区在处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有巨大的差异，欧洲人不负责任地制造噪音，因为他们秉持自我中心的利己主义，所以每个人都有“scream”的冲动；亚洲人则谦恭地保持安静，将沉默视为自律与智慧的标志，因为他们的生活是公有化的。在莱辛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斗争，以及为了谋取个人或国家权力而污染环境，这两方面共同损害了欧洲社会的进步。而亚洲人技术上的落后却因为他们能够与他人、自然和谐共处而得以弥补。所以，莱辛通过反噪音运动进一步得出了反资本主义、倾社会主义的结论。

与此同时，莱辛也将这场针对噪音的行动称为“知识分子的法则与日常生活庸俗化之间的战争”，现代人需要噪音作为一种麻醉品，来驱逐个体存在的空虚感，但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一定会憎恶如今这种缺乏规范的喧嚣的生活，并为自己的安静权而据理力争，因为“文化就是一种面向安静的文化”。因此，在莱辛的视野中，知识分子的噪音之痛显然更值得关注。他哀叹，如果叔本华、瓦格纳、卡莱尔生活的时代再晚一些，遇到电车、蒸汽机、汽车、电话等更晚近的技术产品，他们会抱怨得更多，内心会更痛苦。

从这场反噪音运动的参与者来看，中产阶级是核心与领导。他们大都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也多集中居住于城市中的安静地带，其中作家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对噪音更是超级敏感，他工作时家人必须遵守严格的安静规定。但是，莱辛的反噪音运动中几乎听不到工人阶级的声音，这并不是说工厂噪音不大，恰恰相反，工厂里的机械噪音、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如盖斯凯尔夫人所著之《南方与北方》所呈现），不过工人在日复一日的紧张劳动中对噪音已经麻木不觉，或者说无暇顾及；另一方面，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在现实生活中是相对隔离的，在前者的想象中，后者的生活只能是粗糙的、未加节制的、动物般的（自然主义的小说有助于增强这种印象），所以后者对噪音的看法或许并不重要。

于是，噪音就具有了两种相反的文化内涵：一种是将其等同于现代性、进步、力量、都市生活的标志，另一种则认为噪音代表了文化的衰退与西方人素质的降低。西奥多·莱辛及其支持者认为，现代人应该将安静作为首要的义务，并且建构起一套以安静为中心的认知观念，但反对者如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1849-1923）则认为，现代工业城市居民最终都能适应都市的喧嚣，那些不能适应的就是病理性的“堕落，歇斯底里，神经衰弱”，人们应该勇敢地去尝试，这样才能习惯噪音。两方代表互相反驳，各持己见。而莱辛因为将噪音问题提升到对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进行全面否定的高度，其哲学与实践并没有在正积极鼓励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德国得到回应；他的期刊也因“哲学味道太浓，文风令人费解”而难以吸引大众，更不要说鼓动他们去参与反噪音行动。1911年，莱辛退出反噪音协会；1914年，该协会亦因缺乏资金、成员数量有限，宣告停止活动。

20世纪20年代，人们终于寄希望于专业的声学家来消除城市环境中那些不想被听到的声音，与之相伴的是建筑声学学科的兴起、声学材料产业的崛起，一系列致力于隔音、吸音的建筑技术、材料由此得以研发并推广。人们希望能让内部空间彻底绝缘于外部噪音，以应对交通、邻居、建筑等噪音源的愈发多样化与密集化，雷蒙德·谢弗将这种现实窘境描述为“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的听觉视觉分裂”。应该说，这种界定是非常精辟的，只是在《被玻璃所阻隔的“声音景观”》一文中，他对玻璃的隔声效果似乎有些过于乐观。

回到当代社会，当城市空间越来越与经济价值关联在一起的时候，交通噪音愈发成为城市中每个受害者的梦魇，再也不可能消除。寸土寸金的巨大经济利润驱动着开发商将住宅建得越来越靠近交通干线，比如北京北三环的双安地区，这里是公交车、汽车、购物中心等众多噪音源叠加之地，根据《北京北三环双安地区交通噪声研究》所提供的数据，至少应该距离60米以上才能保证居民受噪声的影响在国家标准之内。然而有些居民楼距环路不过10~15米，其室内噪音之大可想而知。对都市人来讲，或许最大的生存悲剧在于，如传统乡村那般安静的居住空间被永久掠夺，只是为了能安静入眠，竟然会出现睡在卫生间这样的现代奇闻；更可悲的是，有些人甚至从未体验过那种田园生活的宁静。

“夜晚，对居住在马路周围的人来说更是一场灾难。由于中国城市为缓解交通压力实行货车夜间行驶制度，该制度大大增加了夜间车流量：一般重型卡车噪声高达90分贝，加上司机夜间按喇叭，几乎成为公路夜间噪声超标的主要原因。上述上海声学学会的报告说，上海夜间噪声超标路段占总干线的80%以上。” （《噪声凶猛》）

铁路、飞机的噪音更要大得多，往往超过100分贝。不过，如果说高铁噪音污染的解决办法是安装隔音板、隔音屏，那飞机带来的噪音可就无“屏”可装了：

同样是在北京，朝阳新城社区上空，在2006年突然出现了频繁来往首都机场的客机，从此处在航道下的2000多户居民陷入了不堪其扰的轰鸣。在上海，一个在虹桥机场旁边饱受噪音之苦的居民感叹说，“难道只能把窗子都堵上？”

这种大型交通机器的噪音是不可预料的（事先并未征求居民意见）、不可消除的（再好的隔音玻璃也难挡飞机低空噪音）、不易更改的（飞机线路一旦形成，轻易不会改变），也很难对其进行监控（没法对污染源采取禁止性措施）。已经有研究表明，飞机噪音会影响人类与动物的繁殖能力。

由此，交通噪声从外部强制性介入家庭，使其转为无法安眠的危险之地。只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是远远不够的，现代人更需要的是“一间安静的自己的屋子”。不过，在中国，似乎从没有出现过所谓的反噪音协会，没有曾经在德、美、奥等地涌现的反噪音志士，更不会像莱辛那样经由噪音问题而上升到对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进行全面否定的高度。这个社会似乎已经完全认同了噪音的存在：那种认为噪音代表了文化衰退与西方人素质降低的质疑之声似乎很难登陆中国本土；与此相应，那种曾经将噪音认同为“现代性、进步、力量、都市生活的标志”的言论也已渐渐消失。与其说人们更多地认识到了噪音的危害，不如说，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对噪音的态度趋于“消极化”，这种“消极化”主要体现为一种主张适应、顺从的犬儒主义处世哲学：去适应噪音，而不要让噪音适应你；不适应噪音，说明此人不集中精力，不够专心，过度敏感。人们对噪音不适应者的规劝无出此类。正如作家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1849-1923）曾言，现代工业城市的居民最终都应适应都市的喧嚣，人们需要勇敢地去尝试，才能习惯噪音；对那些不能适应的，他嗤之以鼻，认为他们患上了一种病理性的“堕落，歇斯底里，神经衰弱”。从笔者在现实生活中的经验而言，这种对噪音不适应者的鄙视态度依然延续至今。

作为普通人，我们应该回应百余年前的莱辛，呼唤公众与新媒体运营商建构起“一套以安静为中心的认知观念”，将各种扰人的噪音尽量消灭，还是应该像诺尔道所指出的，去强迫自己适应噪音，将无处不在的各种社会生活噪音、新媒体噪音作为一种生存常态？而对一个写作者而言，是像卡夫卡那样，期待自己最理想的写作地点当是“在一个大的被隔离的地窖的最里面”，隔绝任何邻里噪音、交通噪音，还是将其实并不安静的咖啡馆作为创作室，在咖啡馆的背景音乐、周围人群的闲聊中天马行空？显然，那种绝对的安静即使在19世纪也已成幻想；在技术与媒体快速演进的今日，它作为一种传统哲学的化身，也不会再得到太多回应。

紧张不安的承受能力

“我们变得紧张不安……现代人必须知道上千件事，并且脑子里要同时想着这么多事情，把他身边看到的上千种感官印象都一起吸收。要是他做不到，他就还达不到他这个年龄应该达到的承受能力，那他就会被他人甩在后面，直到最后才勉勉强强过关——要是他还能坚持得下来。”

这种紧张不安似乎发生在我们走过十字路口时，如今，我们的耳朵需要同时接收更多种声音。从某种积极乐观的意义而言，这种在众多感官印象同时冲击下的“坚持”即意味着人们从未放弃对噪音的控制，人们一直努力培养、磨练自己应对噪音的能力。而且，对现代人来说，房子、家电还有交通工具，都可以成为以噪抗噪的工具。由此，噪音既是毁害生命的杀手，它要控制、剥夺乃至断绝、根除人的主体性；又因其依附于各种现代人不可或缺的物质，比如住宅、家用电器、交通工具等，而成为现代社会无法摆脱的悖论。甚或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噪音的兴盛恰恰隐喻现代社会在物质与技术上的蓬勃发展。

正是在现代性、进步等话语与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噪音无穷无尽，而以噪抗噪亦成为一个需要不断修炼、精进的过程。不过，丹尼尔·列托（Daniel Nettle）在《幸福：微笑中的科学》（Happiness: the Science behind Your Smile，2005）中说，有一件妨碍增进你幸福感的事情不能做，那就是习惯接受让人不舒服的噪音。他认为，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噪音的存在很可能会让你越来越不幸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逃向哪里才能获得宁静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