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的《我的祖国》，唱出了什么？

台湾作家、前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在香港大学的一场演讲中，遭遇全场高唱《我的祖国》的盛况，这一幕在大陆社交媒体上经历了广泛转发和齐声点赞。即使龙应台做出后续的补充再阐释，也阻碍不了爱国主义情怀的发力与号召，连我50后的老妈也闻声一起哼唱“一条大河”，还不忘表扬一句，呦！香港人还会唱这歌！

自我赴香港工作后，常有身在大陆的亲友关心我的人身安危，我亦常对社交媒体上五花八门的“香港人”形象感到蜜汁尴尬。网络里的香港人，他们一会儿是一群面目狰狞的暴乱分离分子，尤其以“青年新政”公然辱华吹独的两位年青人为代表。可是在同一天的新闻里，他们又变身深情款款的爱妻迷弟，贵为豪门公子却躬亲采买，购物袋叠身，爱家爱老婆的两岸三地爱情典范，看得网民忙不迭吞下一口狗粮……我每每想要弥合这些分裂的香港人形象，又确乎感到困惑乏力。

“刻板印象”往往最切中日常经验，最易传播也最易获得认同，却也最易流于偏颇和简单化。至少就“香港人”这一形象来说，其中大段的红色章节和左翼历史，在今日的社会对峙和撕裂情境中，似乎都变得难以表述乃至无从说起。以至于一位生于60年代的香港教授带头高唱红歌的时候，网民们吃惊地发现，你竟然跟我是唱着同一首歌长大的！

一

事实上，香港从未离开现代中国的革命历史。1925年香港25万工人大罢工声援上海“五卅运动”，1942-1945年活跃在香港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更是中共领导下的极富传奇色彩的抗日游击队武装力量。直到1950年代，香港开始上演堪比30年代上海的国际大制作剧目，一方面是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本着“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坚持对港工作，另一方面是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积极利用有利形势，实施反共策略；港英当局谋求殖民统治的长治久安，美国奉行反共反华的金元外交；多元政治势力并存，多重利益角逐。但是1949年前后的香港，其主导色调仍是红色浪潮，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一系列南方国家反帝、反压迫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历史语境中，左倾是理所当然的大势所向。

以香港电影为例，伴随着1949年大量涌入的南下难民，以及香港作为一座移民城市的确立，粤语语言、风俗习惯、边缘身份都使得电影这一大众娱乐样式，成为国共两党文化主导权争夺的核心战场。四五十年代，一批具有左派背景的独立制片公司，如长城、凤凰、新联、大光明、南群、五十年代、龙马等纷纷成立，继承上海进步电影遗产，将香港左派电影创作汇聚在“反帝、反封建，以及知识分子改造”两个重要主题之下。中共领导下的左派电影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创作实践，不仅赢得了观众，占领了市场，而且身体力行地推动了香港电影制作水平的提高，加快了香港电影市场的优胜劣汰，为日后港片的辉煌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创作基石。

朝鲜战争爆发后，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封锁的背景下，香港成为中国与世界联系的重要窗口，美国也加紧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积极扩张在港活动。在这一国际格局影响下，香港的“左-右”对立日趋紧张，正是在这个时刻，一批优秀的电影人出于各种原因脱离左翼阵营，转投向台湾，如李丽华、林黛、岳枫、严俊、文逸民、胡心灵、乐蒂、关山等，其中不乏日后响彻整个华语电影圈的名字。也正是从这时候起，反对港英殖民统治、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成为大量香港进步青年学生的理想与政治认同，他们不仅会唱《义勇军进行曲》、会唱《我的祖国》，还组织各种读书会认真学习马列毛的经典著作。记得当年初涉香港电影研究，看惯了古惑仔和周星驰电影的我，第一次在文献资料里发现当年香港电影人竟然和他们的大陆同行们一样，努力学习热烈讨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一刻我跟今天的广大网民一样，充满了“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惊喜。

龙应台教授的回应文章，感叹（或者还有点不怀好意？）70年代的香港大学生，“憧憬红色的祖国可以带来的公平正义和民族自尊”，却忘了（或有意忘记？）这个“火红的年代”同时交织着香港的经济起飞与政治转折，她“政治地”认出了黎明饰演的“许港生”与舒淇那段缠绵的校园爱情《玻璃之城》，却再度选择从“大河就是大河”的“去政治”隘口逃逸。幸好1998年上映的这部典型香港文艺片，在初出茅庐的（彼时）小鲜肉吴彦祖的惊艳亮相中，显影了年轻世代面对文化记忆和历史纠缠的焦虑与无措。

有趣的是，今天的香港，已经成为一罐奶粉都能引爆危机的“超政治化”城市，只是其中的政治风向，已经随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重组与再置，被重现对焦。曾经波澜壮阔的爱国左翼斗争历史，曾经反殖民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历史，已经无法整合进今日有效的香港表述之中，甚至不足以让我们应对和认识今日的香港社会。

二

在我工作的香港某高校的办公室里，盛满几十个研究助理和博士后，本已是点头之交、一笑而过的办公室交往，坐在我隔壁的香港同事，竟是一个微笑都欠奉，大陆人和香港人已经泾渭分明的日常社交和食宿友情，让我感慨十年前读书的时候，还是勾肩搭背地和香港友人一起去夜宵的。

一位香港朋友在港府某著名高校里教政治学，忙于论文教课的青椒皆苦，他的苦恼还来自讲台上的“自我审查”，凡涉及大陆问题，他必谨慎措辞并尊重今日香港社会的某种“政治正确”，免得被一群90后青年学生投诉。多年前我们相识于北大，那时候他申请奖学金来大陆增长见识，这位声言自己有“大陆（大中华）情结”的香港青年，现在跟我谈起香港的未来，也是一筹莫展。

如果说《我的祖国》唱出了在大陆视野中，已经逐渐淡去的香港左翼斗争历史，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今天香港的年轻世代亦是在自身的社会困境中塑造着“大陆人”形象：普通购买者雄赳赳气昂昂跨过罗湖口岸，大举采购日用物品，富裕阶层流连于中环的爱马仕门店不停扫货；逐年增多的港漂，不仅挤占了香港本地青年的就业机会，起薪也比同等学历的香港青年人更低。历经亚洲金融海啸、经济一蹶不振，而来自对岸的压力与日俱增，从日常生活摩擦到生存资源竞争，从一罐奶粉到一张选票，日益脆弱的连接纽带时常一触即发。

2014年末，我在清华大学聆听台湾学者赵刚教授开讲，反思台湾太阳花运动，随后引发了台湾和大陆学者针对包括香港占中和台湾太阳花运动的争论与交锋。这几年，辗转港台和欧洲，我深切地感受到，包括大陆和港台青年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年轻世代，都在“水深火热”的窘迫里，困厄于高失业率和高房价的惨淡生活。犹记得在意大利的时候，老师特地提醒我，如果有老教授请你吃饭，大可欣然赴约，如果是青年人邀约，一定记得AA分担账单，因为现在欧洲的年青人实在很穷。在青年人口失业率高达39.1%的意大利，一位同龄的意大利博士告诉我，他根本不可能在本土的意大利大学里找到教职，所以准备去亚洲碰碰运气。我立即礼貌婉转地提醒他，目前中国高校里的职位竞争也很激烈，心中却道“千万别来跟我抢饭碗啊”。同理之心，我也能理解当整间办公室差不多一半以上都是大陆来港工作的职员时，我的香港同事心中的酸涩吧。

回港未几，特朗普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相继有右翼候选人问鼎欧洲国家领导人宝座，而在柏林墙倒塌当日（11月9日）胜出的特朗普，正声称要在美国墨西哥边境重铸高墙和隔离带。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重挫，使得全球左派们逐渐放弃了在传统阶级议题上的斗争，转而投身身份政治和文化差异的战场。在几乎不可逆转的“流动的现代性”和金融资本“去辖域化”的历史进程中，本土保护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几乎成为普通民众唯一可以倚重的政治信念。于是在新自由主义畅行无阻30多年导致巨大的贫富对垒之后，阶级问题正以身份认同的面目重新归来，时刻搅动分离主义的政治风潮。

在这一语境中成长的青年世代，已经显示出了迥异的文化认同和情感政治。某次带00后的小外甥去看电影，我推荐尔冬升，他坚持汤姆·克鲁斯，我说港片理当支持，他坚持好莱坞才有好电影。在他难以想象的80后的成长岁月中，一代人跟着琼瑶阿姨谈情说爱，看着古惑仔理解江湖血雨，在娱乐文化尚不发达的80、90年代，没有朝向欧美文化市场的全面开放，没有来自日韩星星们的太空美学，港台大众文化是我们这一代人唯一的青春养料。世殊时异，一夜之间似乎全都不一样了，经济比出了强弱，文化分出了高下，香港电影人“北漂”淘金，港片早已“不港”。同时，对回归后的香港青年来说，回归从来都不是降下米字旗、升起紫荆花那般简单，它牵涉着这个有一百多年被垦殖历史的自由港，如何重新想象自己的文化身份，如何再度讲述自己的渊源历史，如何在“香港人”之外，再度成为一个“中国香港”人的心理调试。

作为现代中国革命“遗留问题”的香港、台湾问题，既是一个中国内部的核心关切，又无法脱离冷战与后冷战情境，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调整与变迁过程。期待《我的祖国》能够唱出更多意味，翻检曾经共同的文化记忆，寻找新的统识表述，或许这正是“探索21世纪国际主义的可能性”的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