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赵冬梅：身为宰相的司马光为何不能挽救时代的危机？

12月13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在中央民族大学作了题为《司马光与他的时代》的讲演。赵冬梅透过司马光这一个体，来描述他所处的时代，以此呈现出了司马光时代丰富多彩的政治社会面貌。

司马光的三张面孔

对于公众而言，司马光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我们从小就从课本上知道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他也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同时还是王安石的对手，是改革派的对立面。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我们常把王安石变法与“改革”画上了等号，又把“改革”与“进步”画上了等号，反对王安石变法就等于反对改革、反对进步，就是保守的、落后的。这就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中所看到的负面的司马光的形象。但是赵冬梅认为，这种认识很不完全，并且是把历史人物从他所处的时代中抽离出来，用一种脸谱化的认识方式去塑造了司马光的形象。这种认识方式其实是背离了历史的真实。

那么，司马光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首先，司马光是司马家的孝子。司马光是高官司马池的小儿子，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司马光并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学习很勤奋努力。他20岁时中进士第六名，同年与张氏结为夫妇。但是高中后的司马光，一直在父亲身边工作。在司马光仕途的初期，他一直是在父亲的羽翼之下成长的。在“家国天下”时代的社会伦理中，这种状况在当时被认为是孝子的典范，值得鼓励和称赞。后来母亲和父亲先后过世，司马光共为父母守孝了四年半的时间。

司马光的第二个形象是宰相庞籍的好学生。庞籍与司马光的关系类似于父子因缘。庞籍是司马池的同僚，庞籍的大儿子常和司马光在一起学习。在司马池和庞籍的长子过世后，司马光一直追随着庞籍，庞籍也视司马光如己出。司马光是庞籍的秘书和助手，而庞籍也用他的政治生命来哺育司马光。

司马光的第三个形象是宋朝最出色的谏官之一。宋朝设有御史台官和谏官，二者合称为“台谏官”，主要职责是对朝政和皇帝提出批评。特别是谏官，除了提意见之外没有其他具体的职任。司马光在谏院五载，平均每个月上奏3—4道谏书，上起皇帝、下至百官都是他批评的对象。与包拯那种耿直的谏议不同，司马光的谏议柔中带刚。他坚持明确的是非观，但却尽量使用对方能接纳的方式进行批评。这种温和而坚定的态度，既来自于他自身的性格，也得益于他之前所受的良好教育。

司马光为什么不适合做宰相？

在赵冬梅看来，司马光的生命特质就是一个“诚”字。有趣的是，我们所熟知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司马光本人从未提起过。司马光在书信中，只是提到了自己小时候不诚实的故事。有一次，司马光和他姐姐一块剥青核桃的皮。青核桃的皮很难剥，两个人都没有剥下来，于是姐姐放弃离开了。一个仆人帮助司马光，用开水烫青核桃，把皮剥了下来。然后仆人就离开了。这时候，司马池就走过来问司马光：核桃皮是谁剥的？司马光回答说：是我剥的。司马池当即呵斥了他，告诉他小孩子不能撒谎——因为司马池在一旁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司马光说，自此之后他再也不说谎。又有一次，司马光的学生即将赴任，前来向他告别，请求司马光赐给他一个座右铭，司马光给出的就是“诚”。学生又问该怎么做，司马光回答说：从不撒谎开始。

在思想主张方面，司马光是一个非常主张秩序的人。司马光理想中的秩序是什么？在朝堂之上，他主张多种意见并存，互相讨论，“人臣各献其谋，而人君裁决是非”。拥有最高裁决权的皇帝所做出的决定，是经过互相撞击之后的最为符合朝廷根本利益的决定。在整个国家秩序中，他主张朝廷要尊重百姓的生活，有着“尊民”的思想和实践。司马光年轻时曾代理县长，为了求雨给雨神写了一封报告，报告中说：“民实神主，神实民休。百姓不粒，谁供神役？”司马光认为，百姓是神灵的主人，如果百姓不能丰衣足食，也就无法给神灵祭祀。在司马光看来，“民实神主，神实民休”表达的不仅是百姓与神灵之间的关系，也是百姓与人君、朝廷、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司马光的理想秩序中，皇帝不能为所欲为，百姓的生活也应当得到尊重。

然而，人无完人。作为一个政治家，司马光也有着一定的缺陷。第一，司马光缺乏独挡一面的实际工作历练。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他一直被保护得太好，成长得过于顺利。作为一个政治家，司马光如果要做宰相的话，是非常不合适的。第二，司马光具有“道德洁癖”，他是一个“孤臣”。所谓“道德洁癖”，就是说司马光不仅对自己的道德要求非常高，而且对于别人也有着非常高的道德要求。现实世界具有复杂性，在“黑”与“白”之间总是存在着“灰色地带”。对“灰色地带”的认知程度，代表着一个人的成熟程度。赵冬梅表示，如果一个人在认识了“灰色地带”后，仍然能够保持操守、坚守原则，同时又能回环妥协，那么这个人在为人处世方面就是一个成熟的人。但是，司马光对“灰色地带”的认知远远不够。

司马光跟随庞籍在山西前线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屈野河西地事件”。按照宋与西夏之间的划界协议，屈野河西地本归宋朝所有。但是这块面积很大的土地上没有居民，宋朝如果想要守住这块地，就必须时常派军队过河去巡逻，容易与西夏发生武装冲突。地方官懒政，不想招惹麻烦，于是不再派遣军队过河巡逻。党项贵族没藏讹庞趁机派人耕种屈野河西地。时间一长，这块地就将会成为西夏实际控制的势力范围。庞籍到任后，决定把这块地收复回来。但是，宋朝方面非常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庞籍想要收复土地，必须保证不和西夏发生武装冲突。于是庞籍派司马光前往该地视察，司马光和当地的守将制定了收复计划。但是，正当司马光回到太原、庞籍的批示还没有发出之时，宋朝守将与西夏士兵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宋朝损兵折将。宋朝中央政府派出调查组调查此事。最终，上至庞籍、下至屈野河西地的守将，都受到了处分，庞籍的政治生涯从此结束。但是，在所有官员中，只有司马光一个人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被调往中央升了官。原来，庞籍把司马光与屈野河西地事件有关的所有文件隐藏了起来，并且在调查组到达前就把司马光调往外地。在这起偶然事件中，司马光并没有什么责任，但是如果没有庞籍的“保护”，司马光必然被卷入其中，遭到处分，甚至可能断送他的政治生涯。

那么，司马光本人是如何看待这起事件的呢？当司马光被调往中央以后，他三次上奏朝廷说明事件的真相，要求将自己治罪，但都没有结果。在这起事件发生后的半年里，司马光始终处在寝食难安、非常低落的状态，并且和他在山西的所有同僚、朋友断绝了来往。因为他觉得是自己对不起别人，没有脸面再跟他们交往。一年半以后，司马光在给被流放在外的官员的回信中，倾诉了自己的委屈，认为自己被调往中央是“不义”的行为。在司马光的观念中，任何对于道德原则的违背，都是不能够被接受的。但是，即便是最有原则的政治，也必须容忍“灰色地带”的存在。作为一个政治家，司马光是不成熟的，他至死也没有完成向成熟的蜕变。

时代塑造英雄？还是英雄造就时代？

司马光所处的宋朝，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华夏文明的顶峰。宋诗、宋词、宋画，都是宋朝高雅文化的代表。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大量使用，宋朝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科举制虽然创立于隋朝，且在唐朝不断发展，但唐五代科举录取的人数很少。到了宋朝，科举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技术的改进方面，宋朝发明了糊名、弥封、誊录等方法；在制度的设计方面，不论家世背景，都是公平考试、择优录取，而录取的人数也大大增加。赵冬梅认为，宋朝之前的社会，是家族决定个人；从宋朝开始，个人开始决定家族的命运。一个家族只有不断地取得科举的成功，才能维系家族的社会地位。科举制的完备造就了社会的流动，司马光也是这种社会流动的受益者。可以说，科举制实现了宋朝的“中国梦”。

与科举制相关的另一重要制度是皇帝制度下的士大夫政治。科举尤其是进士科，是宋朝选拔官员最主要的途径，90%以上的宰相都是进士出身。在科举制影响下的士大夫政治，在范仲淹主政时期达到了巅峰状态。主要表现为政治风气宽容，大部分官员有理想、有操守，同时能够自我调整、自我纠偏。范仲淹表彰寇凖，称赞他是“大忠”。“大忠”就是爱国，关心江山社稷的长久利益；与此相对的是“小忠”，“小忠”就是爱皇帝，满足皇帝合理或是不合理的需求。宋朝最优秀的官员具备“大忠”的精神，他们信奉的是：“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有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台谏官负责匡正得失，批评力度非常之大，而台谏官制度的形成，又得益于宋朝宽容的政治风气。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则是宋朝宽容政治风气得以形成的重要保障。司马光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司马光一生经历四朝：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仁宗与英宗是一对在内心深处抵死不愿相认的“非亲父子”。仁宗就是“狸猫换太子”故事中被换掉的太子。仁宗一出生就被抱走，被刘皇后认为养子。仁宗没有继承人，不得已在晚年时才立幼年在宫中长大的赵曙为皇子。英宗赵曙上台后，始终不肯承认仁宗是他的“父亲”，与养母曹太后的关系也非常紧张。因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宋朝官员出现了分裂。宰相主张称“皇考”，台谏官员则主张称“皇伯”。“濮议”等事件导致英宗在位的四年非常混乱。英宗非仁宗的亲生子，而与英宗具有同等继承权的宗室又不在少数，这就导致朝廷官员开始怀疑：选择英宗继承皇位是否正确？英宗的儿子神宗上台后，承担起了证明本支血统高贵的光荣责任。神宗想要做一个伟大的皇帝，他20岁即位，正是想要大有作为而且可有所为的时候。但是，由于几年内仁宗、英宗先后去世，两场国葬花费甚侈，加上长期的冗官冗兵，致使神宗上台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财政困难。正在此时，王安石出现了。王安石认为国家的问题不是没有钱，而是“理财不得法”。于是君臣二人，一个不断地开疆拓土，另一个则大刀阔斧地主持改革。变法虽然达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但却导致了国富民穷。同时，变法导致了宋朝官僚风气的败坏，破坏了思想文化的自由，士大夫政治元气大伤，开始出现分裂。司马光认为，从此前一千多年的历史来看，战乱时间长而和平时间短，而“本朝百年无事”，有一些制度和方法值得珍视而不能轻易变革。司马光对王安石最为激烈的批评，主要就是官僚风气的问题。在此之前，宋朝优秀的官僚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心中有是非判断的原则。但是，神宗和王安石都信奉法家的思想，为了效率可以牺牲其他。而只有采取高压政策，让官员“乖乖听话”，才能建立起高效的运作机制。神宗的后十年可以称为“后王安石时代”，他基本上执行了王安石的政策，皇帝个人的权力更加集中，大部分官员只是唯皇帝之命是从。

神宗过世之后，司马光众望所归地回到东京（今河南开封），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但是，他面临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无论是在政策调整，还是人事变动，亦或是政治风气修复方面，都需要高超的政治手腕，但司马光并不具备这些能力。在司马光生命的最后18个月中，他抱着病弱之躯，想要报效国家，但身体状况却不允许，个人能力也不够。经过神宗的统治，朝廷中的大部分官僚都是王安石的学生或者用王安石思想培育出来的官员。司马光的政策调整如果不当，就会引发官僚群体思想上的动荡。此时的改革，需要执政者拥有非常大的决断力和非常高的组织力。司马光作为台谏官，给别人提意见，坚持原则，他是最优秀的；但作为宰相，他并不合适。时代需要一位老道而有经验、坚定而有理想，同时手腕高超的政治家，但是司马光并不是时代所需要的人。司马光做不到，后来的人如范纯仁等也做不到。神宗之后，皇帝制度下的士大夫政治以及宽容政治风气的时代，终于无可奈何地落下了帷幕。

（本文已经讲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