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蒂克消亡史》：一个时代的消亡

“The pathways were red, the lanterns alive. This slumber leaves me blind. My throat was dry, my tongue ashamed. Of all the words I could not say. Take me to Shanghai, Take me to Shanghai.”——《罗曼蒂克消亡史》插曲

程耳导演继《第三个人》、《边境风云》之后的第三部长片《罗曼蒂克消亡史》华丽丽地拉开了序幕。单看这十几个明星组成的大阵容，在国产片里已然令人耳目一新。

上映三四天，网上评论已各见精彩，惹人馋。不过这些影评大多停留在故事、角色、人设甚至章子怡大胆出镜、为艺术献身、被幽禁在日本奸细渡部的地下室等方面。这些华丽丽的评论恰好也映衬了电影的腔调和品位，与之相得益彰。

葛优

我今天说的却是消亡，是泯灭，是这些华丽丽背后的都市、历史和电影的坍塌与不可追忆。如片尾曲中左小祖咒和尚雯婕所唱的，“大概就是这样了吧，终于将情爱抛弃，没有留恋，更没有记忆……你在我心中冥想。”

上海，实在是太过魔性。“魔都”的崛起似乎发生在一夜之间（虽然已有不少学术书籍质疑这种历史决定论和线性观）。1842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埠让上海得天独厚地发展了100年。民国时期，上海更是中国乃至远东的中心，堪比巴黎。

1941年底的日美太平洋战争，已经开始改变这种繁华的轨迹。孤岛（1937-1941）殖民地特殊的时空与政治割裂不再，沪上满是“太阳旗飘扬”。

1949年革命席卷，上海这个曾经颓唐而又狂飙突进的都市，一夜间完全秩序化，就像那幅著名的上海清晨照片，纪律严明的解放军齐刷刷和衣睡在大马路边。民国戛然而止。

章子怡

《罗曼蒂克消亡史》的背景设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前后，将三年前上海最繁盛的时期、1941年日军进驻租界以及1945年日军战败串联起来。在这个混沌而又诡谲的时刻，或者如剧中葛优扮演的陆先生所说的“时局很敏感”，或如陆府总管王妈所言“时局如此混乱”，各方势力都在上海角逐。

电影避开了当下各种谍战剧的“党派作风”和幼稚情节与感伤情怀，从帮派和家庭关系切入，致敬科波拉的《教父》。电影是切片式的，但关系盘根错节：陆先生与“二哥”张先生，都是沪上大佬，掌控上海、江浙的关系网，所谓“流氓势力”影响政商。

浅野忠信
霍思燕和杜江
王传君
上海的消亡

法语fin de siècle可以专指18世纪法国末世的繁华，既奢靡，更破败。上海的所谓末世感吊诡地发生在20世纪中。史学界渐有共识的是“黄金十年1927-1937”和“新生活运动”之后，解放后各种运动开展之前的疯狂的病态繁荣。

《罗曼蒂克消亡史》选取的正是1937-1945年这一段。欲诉其亡，必从其兴：片头就以画外音讲了一个从宁波划小舢板来上海学生意的赤佬，想入彀老板家，不料被看穿——一个典型上海移民的故事。

上海因其特殊的地位和位置，从“小刀会”暴乱到全面抗战一直是战中乐土，不断虹吸江浙人力和资本资源，周边越悲，上海愈魅。

杜淳

很多影评早已把片中的上海风情和腔调描摹殆尽：绵绵沪语，当时流行的permanent waves（波浪头）、旗袍、长衫、马褂、礼帽一个不能少。最精彩的还是各种吃，从精致点心到满桌家宴，从泡饭小菜到日式料理，甚至在餐桌上谈“一直想弄（睡女人）”，一个吃货的上海生活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从仪式到食品，俨然一部《饮食男女》。

画面之下的海派风情——石库门，服饰，发型，方言，作派，腔调，举手投足，不急不缓——浓到化不开，怕只有在上海久住的“老克拉”，才能如此熟稔和到位。

然而，越是精致到位的上海浮世绘，凋亡感越是强烈。首先电影里日本人在1937年要打破这种平衡和浮华，暗杀和绑架之下是不可能有久安长荣的。最诡异的是渡部，片头交代他“总是穿着质地考究的长衫，说着地道的上海话，喝茶、吃点心、泡澡堂，经年以后看不出是日本人”（大意），这貌似在强调上海这个大熔炉炼化了渡部。

“老五”
然而就像一个不断吞噬其他细胞的病毒，没有共存生态的上海，是病态和侵略性的。电影中几乎没有沪上外景，这虽然让我们免去了看类似国产电视剧廉价外景基地和重复建筑的痛苦，可这恰恰说明，上海已无完整的旧貌来拯救像样的外景。老上海的外部空间已丧失殆尽。

导演倒是安排了好几次鸟瞰的大俯视镜头，一片片红瓦的石库门和典型的上海Art Deco/装饰派艺术线条感十足的建筑群展现在观众面前。这些所谓的上帝镜头，虽威严、震撼，也只是在哀叹过往不再，高处不胜寒。

上世纪30年代袁牧之执导的《马路天使》，片头顺着外滩著名的沙逊大厦（最有代表性的Art Deco建筑，今和平饭店） 缓缓而下，字幕有“1935年秋 上海地下层”，镜头转向上海底层。画面和《罗曼蒂克消亡史》异曲同工。

只是上海留存的这样的建筑已不多，或者经历过各种运动和改造，面目全非。而底层关怀，在《罗曼蒂克》中更是缺失。

“王妈”

历史的消弭

上海的末世繁华已然随着历史远去，电影中对应的是陆先生代表的帮派衰落以及代表党国的戴先生的遁逃重庆。

陆先生在1945年战后尘埃落定后出走香港，在海关被人要求“脱帽，抬高手”。风光一时的他竟然如此低眉顺意，他背后代表的上海尊严和繁盛已是明日黄花，在风中微微颤抖。

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纸醉金迷，如电影《新旧上海》（1936）或《都市风光》（1935）中所表现的都市活力或者“恶之花”，抑或是丁玲在《一九三零年春上海》所写的革命风雨欲来，那么40年代的上海已被战乱折磨得千疮百孔，人们如惊弓之鸟。如《色·戒》中的王佳芝和易先生，只能在高度紧张和惶恐中得到片刻欢愉，这和渡部与小六的密室囚禁的扭曲关系何其相似。两部反映日占时期的电影对变态性爱的表达如出一辙，都那么感官直接，却又时代寓意十足。

历史的消弭不仅是时代的更迭，上海渐次的衰败和疯狂，代替了曾经的华灯初上、歌舞升平，更是体现为一种时代错乱感（anachronism），打破线性发展，混淆前后与地域，时空的维度变得没有纵深和广袤。

韩庚
《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糅杂了旧时的上海土话和浙江方言、当下最潮的英文电子乐以及铿锵的日本语。看似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万花筒呈现，最后不是为了强调上海的活力，而是不可抗拒的毁灭：上海话超溜、搓麻将一流的日本人渡部被枪决，陆先生居住的巴洛克式的别墅被查封，精致的吴小姐嫌重庆样样东西难吃却很难再回上海。每一个人似乎都生逢其时、本领二三，但都与时代格格不入、难逃厄运。抑或历史在电影里就是错乱的。

《罗曼蒂克消亡史》里的性别精彩极了：陆先生沉稳，渡部分裂可怕，一堆女性更是在明星的演绎下让人大呼过瘾。可是它没有阶级，阶级缺位的上海或历史是逃避根本矛盾的。

电影引子中，工人罢工都是在转述，没有任何画面。随后剧中人物几乎都“生来如此”，比如王妈，再如小六，他们没有发展轨迹，个人历史变成白纸。没有30年代他们的经营，没有50年代的各种人身批斗，何来“消亡史”？

电影没有“新感觉派”主将穆时英在《上海的狐步舞》中所写的阶级对立——“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没有上海妙手张爱玲在《公寓生活记趣》中“中产阶级的审慎魅力”；没有“红色间谍”女作家关露在《新旧时代》中的果敢隐忍；更没有沈浮在战后电影《万家灯火》（1948）中那种怜悯上海小市民的情怀。左派、降派、中间人，乱世中该有的一席都被抹去，历史退回到帮派和家庭，这也许是导演刻意解构的下场。

电影在消退

赵宝刚
在上海拍的电影和拍上海的电影那么多，涉及上世纪40年代的日占时期的，还是一大禁忌。《罗曼蒂克消亡史》第一句话就是渡部的“要讲真话，不要说假话，否则要触霉头”（上海话）。这不单单是指电影要求真，或者由此可能带来的身份错乱（如渡部，如二哥），更多的是形式上的提醒。

电影本身就是一种讲述、叙述（narrative），在亦真亦幻之间。从某种程度上说，程耳的新片是关于电影本身的讨论，带有元叙述（meta-narrative）的意味：

吴小姐暗指当时的“电影皇后”胡蝶，她和戴笠纠缠不清；

交际花小六都幻想当明星出演电影《花好月圆》，在片场哲学般地探讨“如何死去”，第一次出镜，就让导演“感动”得流下眼泪；

就连王妈叮嘱身为黄包车夫却又杀人送货、不收分文的人时也说，“（见陆先生） 眼睛不要看得太高， 也不要太低。要慢慢说话，笃定活络，就好像是……演戏”；

袁泉
而王妈问吴小姐为什么吴的新戏虽然很漂亮，但是自己没看懂，吴落落大方地回答，“我也没懂，导演说没关系，这是艺术片。 拍给下世纪的人看，到时候我们都死的了，就不关我们的事了。”

这不就是程耳在自嘲自己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可能遇到的批评和偏见吗？

电影就是一种表达和传染。然而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电影的表达却极度畸形。孤岛时期，上海的电影都是私营的，乱世中提供感情寄托和压力宣泄，成了娱乐翘楚，这也是为什么《罗曼蒂克消亡史》反映这段历史时不断提到电影和明星的根本原因。

日占时期，上海电影经历了“中联”（联合各个制片公司）和“华影”（制片发行放映的大托拉斯），上百部所谓的“汉奸电影”却都以娱乐化为主，极少赤裸裸地为日伪背书——罗曼蒂克明显胜过了“东亚共荣”！

但事实证明，感伤的罗曼蒂克是依托在资本主义繁荣和商业逻辑之上的。上海电影在经历了战后短暂的小黄金时期（1946-1948）之后，彻底陷入了政治整肃和意识形态规训中。

当时代表新中国电影方向的是工人阶级电影，远在东北长春。而延续上海商业精神的，则变成了更南方的香港电影，连《罗曼蒂克消亡史》中曾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菲律宾和南洋，都是港片的浸淫之地。

1949年之后，上海已不复是电影中心，或者上海已不复是中国的标志。就像上海电影《不夜城》（1957）和《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中的摩天大楼、南京路畔一样，完全是批判对象。上海骨子里那股沉醉、小资、腔调、洋气，以及罗曼蒂克，彻底消退了。

所以，《罗曼蒂克消亡史》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走向了死亡，陆先生远赴香港。

结语

从1949年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内，所谓浪漫，完全被革命热情所取代。但压抑越凶，反弹愈强。今日的上海，更加分裂。

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中反复出现的石库门，已然是地产大鳄的新目标，就如当年的新天地一样要改头换面。人们吃的更是本帮菜，各地菜系与洋餐争奇斗艳，路上行驶着最时髦的汽车，每个人都不遗余力地精致和体面着，腔调与气派永远都很重要。

魔都上海异化的，不仅仅是罗曼蒂克，被消费的，是整个时代与每个人，尽管我们如此挣扎和无奈。所以仅希望这些不都是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