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反霸凌不能以牙还牙，龙应台回应《我的祖国》

为什么校园霸凌的解决方案不能是“以牙还牙”？

本周关于校园霸凌的事件继续发酵，不少媒体、自媒体围绕着“这是孩子间的问题，家长和学校无需介入”、“打回去就好”、“只是孩子间的打闹，不构成霸凌”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公众号“腾讯大家”的作者端木异发表文章《为什么说“打回去”是一种糟糕的反校园霸凌方案》。文章认为，霸凌是一种人际之间隐蔽的暴力手段，不但包括身体攻击、语言攻击（比如取冒犯性的外号和说坏话），还有间接性的“软暴力”行为，比如排挤、污蔑、造谣。而“打回去”的单一策略面对不同形式的霸凌行为，不但不管用，反而会让受害小孩更加被边缘化和遭到歧视、排斥——“打回去”其实就是在制造霸凌的氛围，恶化校园环境。此外，霸凌行为是一种群体现象，不是只在霸凌者和受害者之间的事情，没有发声的旁观者，也仍然在参与和扮演着投票的角色，共同促使着霸凌的发生。

在作者看来，霸凌现象虽没有办法被杜绝，但却可以通过干预，被充分地缓解和减少。文章介绍了西方国家几十年来对于校园霸凌的干预方案——目前世界上已经有30多个获得成效的反霸凌方案，而经证明，西方大部分国家的校园霸凌行为比例因为干预而获得了显著的改善。努力营造一个足够友好、反对霸凌的校园氛围，比任何“打回去”的防身技能都来得重要。跟小孩子大谈自救，却回避和无视其他人特别是教育者应该起到的干预作用，是在推卸责任和转移重点。

校园霸凌在中国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在作者看来，是校园成为资源分配愈渐不平等的社会的镜像时，教育者的不作为——霸凌的本质，是一种权力不对等。中国二十年来社会结构的巨变，在教育领域体现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城乡二元结构体系和户籍制度导致的入学机会不平等问题，造成校园中的歧视现象屡见不鲜。而在实际的中小学教育中，中国社会事实上默许了中小学教师对学生的区别对待，使学生间的歧视被强化。公立学校在升学和生源压力下，以及教育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的诱惑下，在学生的成绩之外也对学生家庭背景、经济条件进行审核，这事实上对公立教育资源进行了歧视性的分配。教师的精力和注意力，成为了一种被家长和学生争相抢夺的稀缺资源，从而滋生了权力的寻租。这种隐形的教育歧视、而被纵容甚至形成的“制度性霸凌”。

麦嘈在公众号“女泉”上发表《阳刚教育是校园欺凌最恶劣的解决办法》一文，对“打回去”这一“药房”进行性别视角的批判。在作者看来，校园里的欺凌事件，以及成人世界对所谓阳刚教育与如今社会上推崇的”狼性文化”一脉相承。狼性文化认可的是强者，不需要制度和仲裁机制来保护弱小者，它强调服从，并且由强者来界定孰优孰劣及优先秩序。

作者以男生为例，指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很多时候把当男孩间争强好胜（暴力或非暴力的竞争）看作是值得尊崇的男性气概，那么欺凌与被欺凌，就成为男孩成长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假如一个男孩的性别气质，不符合传统定义下的男性阳刚，他本身就会成为一个问题。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止校园暴力：教师手册》给出的对霸凌的定义，欺凌跟“玩笑”的分野很清楚，前者源于权力的不平衡，是蓄意的和长期反复的，并造成严重的后果。由此可见，中关村二小在声明中关于未成年人“幼稚”的说辞，是把小孩当作了反欺凌制度性失职的挡箭牌。学校的不作为让孩子逐渐相信，文化充分鼓励他所属的性别，通过竞争性的欺凌行为来取得对其他弱者的优势，并且，他不会因暴力和欺凌遭受制裁、付出代价。作为结果，这种“权力的不平衡”，和霸权性的男子气，便得以建立。在此情况下，呼吁阳刚教育，一方面根本无法让所有男孩强起来，另一方面，更让家长和学校对男孩养成方案背后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

相对于掏粪工，白领更容易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美剧《西部世界》的热播，再度把近年来热度持续升温的人工智能的话题带回了公众的事件。澎湃新闻发出的剧评《<西部世界>中的主奴辩证法》一文中，作者孙大剩将西部世界视为人类未来世界晦暗前景的隐喻：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的外形、能力、大脑等将发生进化，成为名副其实的超人（transhuman）。然而能享受技术成果的只有那1%的人——他们会变得更健康、更好看、更长寿同时也更聪明。而剩下的99%普罗大众将成为沉默的工具，接近《西部世界》中的人造人。当亚里士多德的梦想——人造人来取代奴隶——得以实现，原本的“奴隶”便被解放出来，他们将成为彻底的剩余物。那时的世界将会和西部世界一样秩序井然，一切尽在掌握——一个超现代的奴隶社会。然而在作者看来，对机器和技术的卢德主义恐惧是不合时宜的，努力的方向是99%的人和人工智能共同合作的未来，不让技术成为奴役人类的魔咒。

公众号“土逗公社”的一篇《白领和掏粪工，哪个更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在朋友圈引起了广泛传播，作者胡梭引述了《计算机不能做什么》的作者现象学家德雷福斯的论述，认为数字计算机无法完全模拟人类的心智过程。阿尔法狗战胜人类，从哲学上看并不是一项多么具有突破性的成就。因为无论下棋规则如何复杂，只要机器具有足够的计算能力和足够巧妙的算法，下棋过程都可以被计算机所模拟的。而人类的心智涉及了直觉、意识和生命过程等难以被计算机模拟的现象，即便是单纯的表征内容，也通常因为其情境性特征，而无法清晰地定义它们的形式规则，从而也难以被计算机完全模拟和执行。

人类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环境，这些深深地嵌入于她所处的周围世界中。其具身性不仅仅支撑着自己的生命，而且在非常深刻的层面上塑型了人的心智结构。因此，人工智能必须要有一个鲜活的身体，嵌入到具体的情境之中而在历史中演化，才能实现真正的人工智能。在作者看来，现在主流的深度学习，也仅仅是基于对大数据处理的暴力运算，跟具身人工生命的进路完全南辕北辙，“强人工智能”的出现仍不可见。

然而，虽然“强人工智能”只在今天的科幻作品中出现，“弱人工智能”却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在可预期的未来，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人类的大部分机械性工作。不过，计算机在未来所能取代的主要是高度程式化的工作。作者认为，机器所取代的，不一定是体力劳动，大量的脑力劳动因为只是简单的信息加工过程，反倒最可能被取代。一个掏粪工人的工作所需要的在情境中的创造力，实际上要远远大于写字楼里的很多白领的工作。

能被取代的工作都是人类痛苦的根源，所以假若不考虑失业的影响，这些工作的消失是件欢欣鼓舞的事。然而，需要警惕的是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将制造的后果——被人工智能排挤到失业大军中的劳动者，不能得到进一步的技能培训，在无保障的社会中耗尽生命；以及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生物医疗等新技术与资本结合在一起，造就一个跟绝大部分人隔绝的精英世界。技术的发展都是不可逆的，它最初是由什么动力驱动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它的演化过程中，我们怎么去参与到技术的编码和设计过程中，塑造它的结构和形象，管控它的应用方向。

龙应台回应港大演讲时全场合唱《我的祖国》

近日，一段龙应台在早前在香港大学演讲的视频被放出，视频中全场合唱《我的祖国》的一幕引起了内地广泛关注，成为微博热门话题。引起讨论的点是，当龙应台在讲座现场问及听众“你的启蒙歌曲是什么”时，台下一位香港听众的回答是《我的祖国》，龙应台听后面露尴尬之色。

据报道，龙应台是应香港大学通识教育部及香港电台合作推出的《大学问》系列讲座之邀，在港大以“一首歌，一个时代”为题演讲，而回答《我的祖国》的听众，是香港浸会大学的副校长周伟立教授。

12月18日，《南方周末》发出龙应台对此次舆论风波的回应。龙应台阐述其关于歌曲演讲的初衷在于一首流传下来的歌所承载的时代印记与内涵的变迁——歌曲，因为时空更替，与不同的集体记忆接轨而产生完全不同于初衷的意义，但是每一个意义都是真实的。

龙应台回忆当日经过，满座的港大礼堂，大致装有一半香港人，一半陆生，少许台湾人和其他地区的华人。现场的台湾人和香港人分别用国语和粤语合唱了同一首政治抗议相关的歌曲。当坐在第一排的周伟立教授回答说，他的启蒙歌是《我的祖国》时，龙应台表示她在台上电光火石般闪过很多念头。首先，让她感到惊讶的是，身为副校长的周伟立在这一的场合表示自己的启蒙歌曲是一首“红歌”是需要勇气的。然后，她回溯到七十年代的香港，所处的氛围曾经被称为“火红的年代”，那时在英国帝国统治阴影下的港大学生，曾集体憧憬那个红色的“祖国”可以带来公平正义和民族自尊。周立伟教授的“启蒙”来自那个年代对理想最热切的追求。

龙应台希望在这个一半陆人一半港人的场内，大家可以听一首对方深爱但是自己却不知道的歌，从未听过此歌的自己也愿闻其详。于是她当场邀请听众一起合唱。让龙应台再度感到惊讶的是，她发现年轻的陆生并没有她想象中的和那个年代的隔阂，依然可以纯熟地唱出这首歌；而她原以为不识此曲的港人之中能唱的也很多。于是，一首歌，在不同的时空里，撞见不同的记忆，歌所带出来的个人记忆可能是往日初恋，可能是家国情怀，可能是某种不堪回首，可能什么都没有，就是那简单美丽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