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我的老师梅塔教授

每当我阅读阿德尔海特·梅塔（Adelheid Mette）教授优美的德语，费力地领会意思，并且用汉语写出来时，与之十五年来的交往又历历在目。

我孤身一人，带着对佛教的热情，以自费生的身份前往慕尼黑大学印度伊朗学系求学时，以为自己就得学习与佛教有关的知识，佛教之外的，不用去浪费时间。就这样，头几个学期，我只选佛教类的课程，此外就不闻不问了。

每学期开学，系里都有一次课程介绍会。每位任课老师都会简单地介绍一下该学期所开设的课程。最后轮到的总是一位用发卡将白发挽起、皮包不离身的、和蔼的老太太，她的课程在课表中所排的时间、地点总是最不起眼，她的姓Mette也是所有任课老师里面字母最少的，她语速缓慢的介绍总是带有俗语（Prakrit）和耆那教（Jainismus）这两个关键词，因此，我总以为与自己的兴趣无关。有一个学期她开设了那位佛教法王——阿育王碑铭的课程，使我第一次产生了兴趣，并向她询问，自己的水平是否适应课程的难度。她便礼貌而和气地欢迎我来尝试一下她的课程。

不过，意想不到的是，她的课程难度很高。由于畏惧理论阐述，我不喜欢上研讨课（Seminar），偏爱那种轮到自己只需吐一句译文的阅读课（Lektüreübung）。其他老师的课程，一般只需盯着一份文献预习就可以；但梅塔教授的课程，仅一手文献就会交互阅读很多种。比如，这门阿育王碑铭课，其实是一门俗语文献课。她不仅要我们比较Bloch与Woolner两人解读的优劣，还给我们看碑铭拓片的复印件，让我们根据字母表自行录文。对一个才进入印度学学习一年的学生来说，这是极为沉重的负担。此外，她还通过铭文来证明阿育王并非佛教徒眼中的法王，而是一个什么宗教都不得罪的政治人物。起初，我有些不能接受，但逐渐理解了什么才是科学的学术研究。

这个学期结束，我觉得自己跟不上课程节奏，但见到接下来的学期梅塔教授又开了俗语入门，便决心再跟她学一学期。实际上，和很多老一辈的德国教授授课一样，所谓“入门”，就是第一节课三言两语概述一下词法与语法，便迫不及待地转入文本阅读。当然，文本会解读得很细致，常常一个学期也读不完一篇。这门课连我在内就三名学生参与，我是表现最难堪的，因为词汇表经常给出梵语对应，我的梵语词汇量又很小，还得另查梵语词典，事倍功半。不过总算坚持了下来，并且感到了乐趣。从此，我在留学期间就再也没有落下过梅塔教授的任何一堂课。

1934年，梅塔教授出生在东德的Belgard a. d. Persante，二战后迁往西德，后求学于汉堡大学。她原先读的是古典学，1959年完成了博士论文，题为《欧里庇得斯戏剧中的伊奥利亚格律》（Die aiolischen Versmaße in den Dramen des Euripides）。梅塔教授的先生Hans Joachim Mette（1906-1986）是汉堡大学的古典学教授，古典学巨匠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1848-1931）的关门弟子之一。

此后，梅塔教授转投印度俗语和耆那教专家Walther Schubring（1881-1969）门下，1972年，她在印度学专业完成了教授资格考试的论文《乞食——〈瀑流（总合）训释〉中有关耆那教僧人乞食章节的译注》（Pind`esana. Das Kapitel der Oha-nijjutti über den Bettelgang der Jaina-Mönche übersetzt und kommentiert，后于1974年在Wiesbaden出版）。在西方，印度学相对于古典学来说，算是小众，俗语研究又是印度学里面的小众研究方向。当然，当代印度学里的主流——佛教研究，她也涉猎，1997年她出版了有关观音崇拜的《吉尔吉特的〈庄严宝王经〉残片》（Die Gilgitfragmente des Kāraṇḍavyūha, Swisttal-Odendorf）。

从1973年起，她开始到慕尼黑大学印度伊朗学系任教，1980年，正式成为中古印度语教授。不过，她也开设藏文课，很多老师曾跟她学过《米拉日巴传》。在慕尼黑任教期间，她辅导了我的硕士和博士导师哈特曼（Jens-Uwe Hartmann）教授的硕士论文（1977年）和博士论文（1984年）。1988年到2000年，梅塔教授担任明斯特（Münster）大学的印度学系系主任。在她退休之后，又回到慕尼黑大学继续任教。

而我正好有幸在她重回慕尼黑大学的次年入学。一旦认识到梅塔教授的多重学术背景和广博的学识，就觉得再也不容错过她的任何一节课了。梅塔教授是一位这样的老师：和她相熟之后，每个学期末她都会邀请我们聚餐，并让学生随意“许愿”下学期开设什么课程，而学生的提议她几乎从不拒绝。因为系里的主流是佛教研究，她就开设了这样几门课：《羯他奥义书》（Kaṭhopaniṣad），对照Wilhelm Rau的译本；《罗摩衍那》（Rāmāyaṇa）的《战斗篇》（Yuddhakāṇḍa），对比巴利文、汉文中的罗摩本生故事，还有de Jong编辑的藏文本《罗摩衍那》；发现自特里凡得琅（Trivandrum）的婆娑（Bhāsa）戏剧之一——《童子传》（Bālacarita），让我们直接读马拉雅拉姆语（Malayāḷam）字体的贝叶写本。有一次，我们提议她让我们领略一下迦梨陀娑（Kālidāsa），她就带我们读《优哩婆湿》（Vikramorvaśīyam）第四幕中精神错乱的国王所念诵的卑俗语（Apabhraṃśa）诗歌——我们花了一个学期精读的俗语诗句，在季羡林译本中被轻轻带过。在此基础上，她还一网打尽地将吠陀文献中所有关于优哩婆湿的文献找出来，放在我们面前。她也会教授佛教文献，曾经带我们读过一部她正在编辑的、发现自中亚的、不知名的佛教诗歌写本，希望我们藉此提供些改进建议。整个学期下来，只有一位同学提了个有效建议——在诗句里增加一个语气词hi。梅塔教授大为赞赏，为此给了他一个一分（最高等级是一分，五分是最低分）。不过，她更偏爱文句古老的《经集》（Suttanipāta）和《法句经》（Dhammapada），有几个学期皆选读其中的诗句。

当时的印度学家从事吠陀研究的已经很少，他们将这个领域拱手让给了印欧比较语言学家。有个学期，我偶然听了一位老师的《梨俱吠陀》（Rigveda）入门课程，觉得意犹未尽，便向梅塔教授提议能否开设《梨俱吠陀》的阅读课。她觉得自己并非吠陀学家，但想想学校里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开设这门课，便应允了。接下来，我每个学期都请她继续《梨俱吠陀》的课程，她则一再满足我的请求，现在算来，到我毕业为止，她为我们讲授了大约二十组（sūkta）诗歌。除了所读原始文献，她的上课基本工具书是缩减本的《圣彼得堡梵语词典》、Mayrhofer的《印度雅利安词源学辞典》、Oldenberg的注释、Geldner的译本和Witzel与后藤的译本，其他材料视具体的阅读内容而定。与她摊放在课桌上的书籍数量成反比的是听课的学生人数，一般总是在五人以下。

当然，每个学期她会开设两门课，一门交给《梨俱吠陀》之后，另一门必然教授耆那教的文献——这是梅塔教授真正致力的研究领域。非常可惜的是，听课的人数还会从其他课程的五人减少到两三人。为了吸引我们，她总是会在其他宗教的文献里找到对应。比如，Nemicandra对《后学经》（Uttarādhyayanasūtra）的注疏，她会找到佛经《摩登伽本生》（Mātaṅgajātaka）和《律部·大品》（Mahāvagga）中的对应。可是，包括我在内的选课学生总是在俗语里面挣扎，很难跟上她的速度，从而无法对她的研究课题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记得是我毕业前的最后一堂俗语课程，她让我们停下，不用朗读各自的译文，一个学期还剩下三分之二的内容，她一个人全部口译出来了。那是讲转轮王的车轮滚过，他便征服了四海。我听着听着，脑海里浮现出“一骑绝尘”这个成语，眼睛里看到的，则是梅塔教授在耆那教俗语领域中孤独的背影。

现在的印度学界会偷偷地给学者的梵语水平排名次。所谓梵语水平，指的就是能否像印度人那样吞吐诗篇。不过，要是一味追求这种印度传统，西方的现代学术体系又有什么建立的必要呢？西方人所擅长的，就是在深厚的西方古典学基础之上，通过对比和批判的视角去研究东方的学问。梅塔教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与其他印度学家，特别是佛学家比起来，梅塔教授的著述并不算多。她既不愿意写并非自己专长的题材——哪怕她在那些方面已经知道得比某些专家还多，也不愿意按照当下流行的方式，把一个主题化开，拆成几篇论文。另外，她的大部分作品仍然使用德语写就。与时下流行的做法相反，在其个人网页上，既没有发表目录，也没有作品可供下载。唯一供读者下载的，就是她最近出版的那部著作（见下文）的勘误表。

梅塔教授本人也承认自己是个内向的人，有点看不懂新时代。2006年之后，德国大幅度地裁撤那些对未来没有益处的人文学科——明斯特大学的印度学也在裁撤之列。在原来同事的请求下，梅塔教授出面抗争。但君子风度的抗争无法挽救明斯特大学印度学系的命运。后来证明，其他形式的抗争，也没有能够拯救柏林自由大学的印度学系。一个系科上了裁撤日程表，就像涂上了一个“拆”字一样。慕尼黑大学的印度学系还算幸运，只是迁出了主教学楼。搬家之后，梅塔教授放弃了办公室，在图书馆的尽头安下一张办公桌。那里正好是少人问津的俗语和耆那教的文献区域。和当代的很多学者不同，除了欧洲范围内，以及去古典学、印度学的研究对象国度，梅塔教授很少参加其他的国际交流，直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她才第一次去东亚。

在我的恳请下，梅塔教授做过我硕士和博士论文的副导师。她总是在我导师的主要修改意见之外，见缝插针地提供一些建议，并且一直问我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有什么资料需要她提供。我完成博士论文之后，有些自鸣得意。她在课间一边当众表扬我，一边微笑着递给我一份评语的草稿。我回去仔细阅读，发现她在雅致而客气的评语中指出了我一个严重的缺陷——既然论文中佛陀的对手是一位耆那教徒，但我却没有深入地研读相关的耆那教文献！

在学业之外，梅塔教授对学生的关心也是无微不至。她经常以各种名义请大家去餐厅吃饭。她的藏书若有复本，就会赠给最需要的学生。她在国立歌剧院有季票，却时常以自己身体不适为由将季票借给喜欢音乐的学生使用。我也被她这样邀请过，听了贝里尼的《诺玛》和普契尼的《托斯卡》。毕业回国时，我的行程安排在一大清早，梅塔教授还是前来送行。

虽然梅塔教授不太喜欢在公众场合介绍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但她还是撰写了一部普及读物——当然还是保持了很高的学术水准。《以弃绝至解脱——耆那教诗选》（Durch Entsagung zum Heil. Eine Anthologie aus der Literatur der Jaina， Benzinger， Zürich 1991），该书从耆那教的重要经典中摘录若干故事，来展现耆那教创始人大雄的生平，“命”、“业”、“轮回”、“秽浊”等概念，以及弃绝、持戒、苦行、觉悟、解脱、涅槃等修行阶段。

后来，她在该书的基础上，出版了《耆那教的解脱教义，传说、譬喻、故事——从梵语和俗语译出及编辑》（Die Erlösungslehre der Jaina, Legenden, Parabeln, Erzählungen. Aus dem Sanskrit und Prakrit übersetzt und herausgegeben， Verlag der Weltreligionen, im Insel Verlag Berlin 2010）。这一版较前一版，内容有大幅增加，章节也作了顺序上的调整，注释也更加追根溯源，很多研究成果作了更新。总之，该书的学术性更强。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属于世界宗教出版社的系列丛书——这可能是德语学者最后一批大规模地以母语来翻译东方学，特别是印度学文献了。

因为版权的缘故，该书的1991年版，而非2010年版，新近被我译成了汉语。

1991年版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插图是梅塔教授的母亲所绘。我读书的时候，老夫人仍然健在，生活在她们位于施当贝尔格湖（Stanbergsee）边的别墅里。老夫人去世后，梅塔教授就很少住在那里，不过还是将全系的师生请去聚会了一次。那一天，有人在巨大的草坪上嬉闹，有人在弹奏客厅里的钢琴，有人在翻阅书架上的藏书，有人前往湖里游泳，有人在采摘她手植的黑茶藨子（Johannesbeere）果实——一棵意大利的无刺，一棵本土的有刺……又过了几年，她还是卖掉了这幢房子，住进了市区的公寓。我记得她曾经说过，她不愿意在一个小城镇的熟人社会里被人认出衰老的自己，宁可在大城市陌生的人流中默默老去。

2011年，梅塔教授访问中国，我向她提起翻译本书的计划。从那时起，到如今付梓，已经五年。在此期间，我的两个子女相继出生，第二个还用了她的名字——Heidi。当我抱怨养育子女耽误很多做学问的时间时，她劝慰道：“我相信，忙于照看孩子并未损害您的学术发展！为什么我们致力于对文献的认识和理解？原本就是为了从多种层面上理解人类的天性和人类发展的可能性——不是吗？”（2016年6月13日的电子邮件）

笔者想通过这篇短文介绍一下这位在中国学界，甚至于当今的印度学、梵语学（其实都是佛教学）界知名度不高的伟大学者。这一点很像当下金光灿灿的世界大学排名表中德国大学的情况——一座拥有十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德国大学，可以在这类榜单中被中国的五六所高校远远甩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