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杰姆逊评阿兰·巴丢，乔姆斯基谈天下大事

杰姆逊：哲学死了，阿兰·巴丢却还做着他的哲学家

杰姆逊

法国哲学家阿兰·巴丢在2005年写道：

二十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个堪与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和启蒙时期的德国哲学相提并论的法国哲学时刻（moment）。1943年，萨特完成了奠基之作《存在与虚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德勒兹最后的作品《什么是哲学？》问世。法国哲学阶段（moment）在他们二人之间展开，历经巴什拉、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拉康，当然也包括萨特和德勒兹……如果存在这一法国哲学阶段的话，我的身份（position）或许就是其最后的代表。

巴丢

杰姆逊在其发表于今年最后一期《新左评论》的《巴丢和法国传统》（Badiou and the French Tradition）的开头引用了这段话。然后说：“查拉图斯特拉曾遇到一个年迈的隐士，这个隐士完全与世隔绝，所以他还没听到这个消息：上帝死了。”杰姆逊没有说巴丢同样与世隔绝，但二十世纪确实存在一个类似的情景，即哲学死了——在后现代性中，不同领域的分化被取消（dedifferentiation），哲学沦落到了理论、观点、意识形态的层面，而巴丢却总是拒绝如是关于历史情景的解读，声称他自己的作品在哲学传统中占据着核心位置。

当然，巴丢还干很多别的事情。前哲学家们如今会用这些事情来自娱自乐：文化批判、历史评论、博客、专栏、采访、模拟论战……巴丢还人为地复兴了一些早已死去的哲学文类如伦理学或美学，并写有大量剧本、诗歌，以及各式各样的公告声明。与此同时，他孜孜不倦地写作着哲学著作，尽管这些著作里混入了各种数学参数和公式，但这并没有对其声誉构成损害。

巴丢的《存在与事件》（Being and Event）出版于1988年。杰姆逊说，这是第一部后政治的（post-political）哲学文本。它产生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的终结”，产生于里根-撒切尔开创的、超越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金融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这尤其体现在这本书标题里的“事件”一词。杰姆逊的文章接下来讨论了巴丢的若干哲学主题：存在与虚无、情景、包含与归属（inclusion and belonging）、能动（agency）与事件、真理程序。

在文章末尾，杰姆逊总结道：不论是海德格尔、阿尔都塞、德里达还是德勒兹，他们的工作都是对传统的理论批判，而巴丢与这些人非常不同，他的工作是大规模的对传统的重新发明。因此，杰姆逊认为，应该指出巴丢忽略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构成了他著作的局限，抑或是它们试图逃避的。在杰姆逊看来，这包括了：他者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维度（包括商品的结构以及劳动与生产的辩证法）、意识形态分析的遗产、全球化时代的阶级斗争的性质，以及最后，毛泽东思想的含义：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杰姆逊最后说，虽然巴丢对当代的情景有着非常悲观的判断，但他对行动和生产的强调，对忠诚（作为关于政治实践的事件的复活）的坚持，仍旧激励着我们。

乔姆斯基：亚当·斯密说“看不见的手”的时候，是在批判全球化

乔姆斯基

巴丢今年79岁，杰姆逊82岁，比他们更年长的88岁的乔姆斯基，最近又接受了一次访谈（Socialism in an Age of Reaction），发表于《雅各宾》网站。

乔姆斯基首先谈到了桑德斯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他说，社会主义曾经的意义是：由生产者控制生产，废除雇佣劳动，将所有生活领域民主化（生产、贸易、教育、媒体），由共同体来控制共同体……就此而言，伯尼·桑德斯所谓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换言之，艾森豪威尔将军并不会对桑德斯的政策感到惊讶。而如今，桑德斯的出现被视为一场政治革命，可见这三十年来，政治光谱已经右转到了何种地步。

在回应自私和竞争是人性，从而有利于资本主义时，乔姆斯基说：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十分短暂的一个阶段。我们并非真的有过资本主义，我们有的只是这种或那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变体。因为资本主义是自毁性的，所以商业阶级总是要求强大的国家介入，以保护社会不受市场力量的侵害。资本主义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人性，如果观察一下人类社会，我们能找到自私，也能找到利他和同情。

乔姆斯基接着举了被后人视为资本主义圣人的亚当·斯密的例子。斯密认为人的主要本能是同情，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他对“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的说法的使用就不难发现这点。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这个说法只出现过两次。一次出现在《国富论》，而其上下文恰恰是对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化的批判。斯密说，英国的商人往海外投资并从海外进口，他们自己可能从中获益，但这对英格兰有害。不过由于这些商人忠于自己的祖国，他们不会这么做，于是，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英格兰会免受“全球化”的影响。“看不见的手”的说法还出现在《道德情操论》。在这本书里，斯密是个平等主义者，他相信结果平等，而非机会平等。他说，假如在英格兰，一个地主有很多地，而其他人无立锥之地，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富有的地主对别人有同情心，他会把资源分给他们，因此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我们最终会生活在一个优美的平等主义的世界。这，是斯密对人性的理解。

就社会主义过渡而言，乔姆斯基十分看重人民的意识（popular consciousness），即社会主义成为大多数人的意识。他举了1936年西班牙无政府主义革命的例子。这场革命其实“预备”了几十年（在教育和行动主义方面），所以当法西斯主义袭来，人人心中都知道，他们想要社会被组织成什么样子。欧洲在二战后的重建也是如此。二战把欧洲毁得一干二净，但不过多久，人们就重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民主政体，因为这都在他们的脑子里。

在评价卡斯特罗的古巴时，乔姆斯基指出：过去，美国把对古巴的攻击在意识形态上表述为，这是为了使美国免受俄国的侵扰。但当俄国不存在了，美国对古巴的攻击却变本加厉起来，可见之前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美国恨古巴入骨，主要是因为卡斯特罗成功地蔑视了美国的政策，破坏了门罗主义，这让美国想斩草除根。乔姆斯基高度评价了古巴对国际主义的贡献。他说，曼德拉一出狱就去感谢古巴人民，因为后者确实在非洲解放和反对种族隔离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古巴往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输送医生和老师，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然，乔姆斯基也对该国的专政形式持保留意见。

在乔姆斯基眼里，占领华尔街不是一场运动，而只是一个战术（tactic）。因为你不可能永远在华尔街边上的公园里坐着，顶多也就坐几个月。所以，当时如果有人问他的意见，他会说，别去了。但他也承认占领华尔街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得一些议题得到重视。乔姆斯基认为，左派总体而言十分原子化。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原子化的社会里：你只和你的iPad在一起。而各种组织的中心，如劳工运动，这几十年来被一系列政策严重削弱了。资本主义政府总想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