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涯：致理想主义的最后余晖——关于“城市人”和“乡下人”

作为一个中型城市长沙长大的孩子，我对童年物资匮乏的记忆主要停留在蛋筒冰激凌要考试成绩好才能吃个尽兴，买了张曼玉的不干胶就没钱买王祖贤的大头贴，电子游戏厅里游戏币不够花……我周围同学朋友的烦恼大多和我一样，是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与有限的零花钱之间的不调合。

我家有农村亲戚，我隐约知道“农村人”很穷，和我们“城里人”是不同的。我舅舅家为了拼个儿子，一直在超生，被罚款，罚的更穷了，躲到长沙来偷偷的生，妈妈总是到韭菜园的一个小医院去探望，回家就叹气。我妈妈最好的朋友叫陈静，我们从小和她很亲。静姨的先生是个特别好的人，脾气好，又能干，常买零食给我们吃。但是他有很多农村亲戚，常常到家里来，又吃又住还得带点钱走。静姨有时候会生气跟我妈叨唠，“我是没女儿, 要是有女儿长大嫁人，第一条就是绝对不嫁给农村出来的！”

很难说这些事情给我留下了什么深刻的印象，但是关于“城乡”差别的概念确实刻在了脑海里。 在学校里和小伙伴吵架的时候，尽管不带恶意，但也会顺口骂人“乡里别”（这是长沙土话，大意就是乡巴佬的意思吧）。在我漫长的青少年岁月里，农村人是山的那边海的那边的蓝精灵，我们不太一样，中间隔着一个叫“城镇户口”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似乎拥有某些说不清楚的权利和优越感。我没有想过为什么，也没有人告诉过我为什么，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将这一切视为平常的理所当然。

出国念博士的时候，开始接触到一些农村出来的男生，他们的人生轨迹大同小异：因为某些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特别会念书，是村里镇上中小学永远的第一名，到县城里念高中，然后以县状元、地区状元、甚至省状元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名校，然后出国，硕士或者博士毕业后都找到一份很不错的工作，走向人赢的道路。喝酒聚会的时候，我们也会浅浅的聊起遥远的童年往事，然后我发现，关于年代我们有着完全不一样的记忆。大部分农村出来的娃表示童年不可能整年吃白面或者米饭，主要以玉米面和红薯为粮食；有的只有过年吃到过苹果；有的甚至到2000年才用上自来水，大学假期回家还陪着妈妈从井轱辘里面吊水……有次回国和一个已经是国企高管的兄弟吃饭，窗外有个满脸风尘的农民工在搬砖，一身Zegna西装的他沉默了半天，指着窗外说，“我坐在这里是一点点偶然和侥幸，稍不留神，我就是他。”

我隐隐约约的感受到，这些从农村走出的他们，内心总有一块地方，挣扎在“旧时代的魂与新时代的表”之间。我也模模糊糊的想起自己童年时那些往事，忍不住问自己，何为城？何为乡？“城里人”和“乡下人”是自然形成的社会群体，还是制度划分的社会阶层？“户口”的属性究竟是什么？她所衍生的特权究竟来自哪里？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迁徙”的自由。之后两年间，中国发生了7700万的人口大迁徙，包括大量农民工进城。然而逆转从1955年开始出现，阻止人口流动的政策陆续出台，1957年修宪，“迁徙自由”从宪法中消失，195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将“城乡户籍分割”制度化，城镇户口的特权地位实际上被确立，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以广袤的农村反哺城市，尤其是国家重工业的发展，成为中国独特的风景。从此，一张薄薄的纸，不小心划出了几亿人口和他们后代一生的轨迹。直到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仅为17.9%，80%以上的中国人属于“农业户口”，被束缚在几亩薄田之上。这一年，人均收入为343元人民币，2亿人口处于饥饿状态，实际失业率在19%左右。

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其实可以用“农民”这条线索串起来：农村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将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在不允许人口迁徙流动的情况下，“离土不离乡，就地工业化”的乡镇企业兴起；邓小平南巡后，政策开始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业产业转移…..有序流动”，从此掀开了浩荡的农民工进城潮，民营企业崛起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力量；在中国住房商品化和加入WTO之后，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土地，散落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工厂里，散落在全国每一个城市的角落里——我们所熟悉的“摩登中国、中国制造”——大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华厦，星罗密布的公路，铁路，豪华宽敞的机场，火车站，还有那些维系着网络世界运行的、埋在地下的电缆，小到手上的电脑和手机，电吹风，台灯，电池，还有我们身上舒雅的内衣，Burberry 的外套，MCM的书包——是数亿农民为挣得温饱所迸发出的惊人忍耐力和创造力的奇迹。

2015年，中国GDP总量全球第二，人均收入超过30000元人民币。这一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6%，中国拥有“城镇户口”的人口接近8亿。仔细想下来，中国前面三十多年的改革，并不是神奇的传说。中国增长就是城镇化的历史，是释放人力资本的历史，是大量劳动力从低收入的第一产业（农业）转移到较高收入的第二产业（制造业）的过程，而已。

如果我们愿意将眼光稍微偏离当下，从过去的窗口看去，会发现历史从来都惊人的相似。人类在15000前年前有了“乡村”的概念，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随着一些村庄人口的集聚，产生了简单的商业，逐渐有了“城市”雏形。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社会分工出现，复杂的交换和商业开始需要“秩序，规则”维持，王权统治从此“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城乡分野，由此而始。在公元前700年到公元200年的时间内，从地中海沿岸的城邦林立到春秋战国的城市群，东西方文明不约而同发生了规模化的城市兴起，迸发出相似的璀璨。

更有意思的数据来自中国历朝历代的城市化率：战国期间15.9%，西汉17.5%，唐朝天宝年间20.8%，到南宋时期到达历史顶峰22%，明清以后一路滑落，到1893年中国城市化率7.7%，仅为战国时期的一半！城市化率的变化曲线恰好和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速度一致——这不是巧合，高速的经济发展，才会产生大规模的人口集聚，形成各种各样的物质，文化，教育，医疗要求，从而产生更细的社会分工，加速城市和商业文明的演化。而人口集聚的前提是人口的自由迁徙流动。从元朝开始，人口自由迁徙流动的权利逐渐被剥夺，到清朝更是“编审人丁之制”，社会人口的流动性急速下降，直到大清灭亡。

回头看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上走过的路，是不是多么熟悉？

没有人的流动迁徙，就不可能实现人力资本的最优配置，没有人的集聚，就不可能有专业化，细分化的城市文明，就没有我们所熟悉的一切文学，艺术，建筑，医学，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城市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而人的自由是城市文明的基石。就像徐远兄在他的新作《人•地•城》一书中所说的：

“人类演化的一条轨迹，是更多的人离开土地，汇成城市。”

徐远兄来自苏北农村，和大多数农村出身学术男的人生轨迹一样，考上北大，出国念博士，进入北美名校任教，又回国重回母校执教。他的领域是宏观和金融，然而土地问题，城乡问题是他心中放不下，嚼不碎的情节。前两周，他将《人•地•城》一书送到我手里，叮嘱我写点什么。当天我在回沪的火车上就一口气读完了。从城市的起源，到城市印象，到土地，粮食，人口迁徙，远兄用一个学者的眼，从石器时代的“有容乃大”，写到希腊罗马和春秋战国城市的兴起，顺着人类文明发展的线索去追寻城市的起源，追寻城市兴起背后的经济逻辑；同时他也用一个农村孩子的脚，一步步地丈量着从乡村到城市的道路，追寻至今未能解决的土地问题的答案。十多万字竟如行云流水，文淡如菊。

是夜我提笔想写点什么，但脑子里翻来覆去还是汪丁丁老师的推荐语，“这是我读过的中外关于人与城市的可读性最强的好书，似乎没有之一。”信矣。只得作罢。

直到昨天，读到媒体报道“北京禁限低端产业，累计减就业岗位约80万个”，突然想到自己的钟点工阿姨，原来住在离我大约骑自行车5分钟的地方，因为属于“低端”行业，不配住在高大上的海淀区，被“疏散”到了天通苑，现在来我家做卫生路上要花费2个多小时，她辛苦，我自然也得提高点待遇——这么看下来，疏散“低端人口”除了增加“市场摩擦，交易成本”外，没有看出太多好处。刚在寻思，这边电话又响了，是学生打来的，说因为北京各区限制人口，今年“留京名额”特别紧张，一个带着北京户口的工作简直成了博士生们心头的痛。

放下电话，在北京海淀的一幢高楼里，我从紧闭的窗户里看着雾霾笼罩的天空，突然想起了小时候那些关于“城市人”和“乡下人”的记忆，忽然理解了远兄要为自己，为他的父辈，为和他一样的从泥土里侥幸走出的人们写下《人•地•城》这本书的执拗和情怀。

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仅以此文，致他们理想主义的最后余晖。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香帅的金融江湖（xiangshuaifinance），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