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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尼·德普为蒂姆·伯顿的同一本书写了两次序言，你读过吗

约翰尼·德普

2016-12-21 15:27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本月，蒂姆·伯顿导演的新片《佩小姐的奇幻城堡》上映，一如既往的黑童话以其一如既往的鲜明伯顿风格，赢得了粉丝们的好评。此前不久，伯顿的访谈录《在好莱坞图谋不轨：伯顿谈伯顿》的中文版首度引进，这本书由伯顿的密友、著名影星约翰尼·德普作序，而且是两篇——他写了初版的序、十一年后又写了修订版序。两人合作的影片从《剪刀手爱德华》到《查理和巧克力工厂》、《僵尸新娘》等，都是伯顿电影中的经典之作。德普说，伯顿“有独特又勇敢的灵魂，是我走遍天涯海角也要追随的一个人，而且我深深确信，为我，他同样也会这么做”。

澎湃新闻经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授权发布以下两篇序言。

蒂姆·伯顿导演的新片《佩小姐的奇幻城堡》电影海报

初版序言（1994年9月于纽约）

1989年冬天，我正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拍一部电视剧，当时我正处于一种非常艰难的状况中：被合同束缚着，像流水线一样拍片子，扮演一个处于边缘的法西斯分子（校园卧底警察……天哪！）。我的命运似乎就是注定要在像《公路天使》（CHiPs）和《乔安妮爱恰奇》（Joanie Loves Chachi）这样的电视剧里打拼了，我只有寥寥几个选择：尽我所能地熬过这段时期，这样损失最小；争取尽快被解雇，这样损失会大一点；辞工吃官司，不光赔上自己的一大笔钱，还有我的孩子、孩子的孩子的钱（这个选项，我预感会让我的余生都处在很严峻的危机中无法摆脱，还会殃及未来几代的小德普们）。所以我真是进退不得，从律师提供的极具说服力的建议来看，第三个选项根本想都别想。而第二个选项，我试了一把，但他们根本不上钩。最后，我只好接受第一个选择，竭尽全力过下去。

所谓损失最小很快就成了一种潜在的自我毁灭。我对自己和身处这段自投罗网、业已失控的“刑期”感觉很糟糕，前经纪人还说这是免于失业的妙方。我停滞不前，只能接拍广告来填充时间。语无伦次地念叨一些编剧写的、我绝对不会去阅读的台词（这样我就不会知道这些剧本里可能会有些什么毒药），被当作一个年轻的共和党人，被灌输一些美国观念，行尸走肉一般。电视剧男神、万人迷、青春偶像、青春猛男。任人摆布，搓扁揉圆，涂脂抹粉，矫揉造作！！！被钉在一盒装了轮子的麦片上，在单向的碰撞轨道上以每小时300多米的速度撞向一堆古老的“膳魔师”保温瓶和饭盒。新玩意儿男孩，电视品牌男孩。在噩梦里被作践折磨，却又无法逃脱。

伯顿所绘的离群索居的爱德华

然后有一天，新经纪人给了我一个剧本，一件上帝的礼物。故事讲的是一个剪刀手男孩—— 一个郊区小镇上遭人排斥的天真家伙。我很快读完了剧本，哭得像个婴儿。写剧本的人太有才华了，把我给惊呆了，他构思出这个美丽的故事还把它写了出来，我立刻又把剧本看了一遍。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那些富有冲击力的人生场景因之而涌进我的脑子——小时候养过的狗狗们，我神经兮兮又笨头笨脑的青春期，只有婴儿和狗身上才会保留的无条件的爱。这故事太吸引人了，深深迷住了我。

为此我读了儿童故事、神话传说、儿童心理书籍，《格氏解剖学》（Gray’s Anatomy），所有书，每个故事……但是，现实提醒我，我是个电视明星，没有哪个思路正常的导演会请我去演这个角色。我没有演过什么有深度的作品来证明自己可以把握这类角色。怎么才能说服这个导演相信我就是爱德华，我对这个角色吃得很透呢？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我被安排了一次会面，要去见这位导演，蒂姆·伯顿。我做了一些准备，看了他的其他电影——《阴间大法师》（Beetlejuice，1988）、《蝙蝠侠》（Batman，1989）、《荒唐小混蛋奇遇记》（Pee-wee’s Big Adventure，1985）。这个家伙身上显而易见的天赋和魔法般的才华吓到了我，我更加坚信他绝不会要我来演这个角色了，我为一直把自己视作爱德华感到很囧。在经纪人（谢谢你，特蕾西）数次的软磨硬泡之后，我最后还是被她逼着去跟伯顿见了面。

我飞到洛杉矶，直接去了温德姆贝尔时代酒店（Wyndham Bel Age Hotel）的咖啡屋，准备在那儿约见蒂姆和他的制片人丹尼斯·迪·诺维（Denise Di Novi）。我走进店里，不停抽烟，紧张地四下寻找在屋子里哪一个会是这位潜伏着的天才（以前我从没见过他的样子），然后嗖的一下，我看到他坐在分隔用餐区一排盆栽植物的后面，正喝着咖啡。我们打了招呼，然后我坐下来开始跟他聊……有点——嗯，我后面会解释。

我看到一个肤色苍白的人，神情憔悴，眼神忧伤，头发乱糟糟的状况不像是昨晚在枕头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能够制造出的。要是梳子有腿的话，看一眼他的头发能跑得比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还快。一簇朝东翘着，几缕向西歪着，还带着一个旋，然后其他部分毫无章法地各自往南北生长。我记得当时第一个念头是“快去睡一觉吧”，但我当然不能这么说。然后，一个念头像一把两吨的大锤一样击中我的眉心。他的双手——几乎不受控制地在空中比画着，一直紧张地轻敲着桌子，一说话就不自在（我们俩的共同点），大大的眼睛，瞪着别人不知道的某个地方，充满好奇，看什么都没个够。这个异常敏感的人正是剪刀手爱德华本人。

《剪刀手爱德华》电影海报

我们一起喝了大约三四壶咖啡，以我们特有的磕磕绊绊的方式聊着破碎的句子，但还算能听懂对方说什么，最后用一个握手和“很高兴认识你”结束了会面。我离开咖啡屋，在咖啡因的作用下精神亢奋，神经质地啃着咖啡勺，像一只狂躁的狗。我明确无误地感觉事情更加糟糕了，因为我们如此坦诚，在彼此身上看到诸多相通之处。我们都能欣赏乳牛奶精异样的美，树脂葡萄的耀眼美丽，天鹅绒质地的猫王画像中复杂而原始的力量——这种认知方式已经超越了新奇，是对那些“特立独行”的人的深深致敬。我相信如果给我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合作得很好，我会很积极地去表现他所想要的爱德华的艺术形象。但是我的机会，最多也只能说是微乎其微。还有比我更有名气的演员，他们不光光是被动列入候选名单，还在主动地明争暗抢、呼天抢地地乞求得到这个角色。只有一个导演认为值得让我冒险一试，就是爱挑战禁忌的电影制片人约翰·沃特斯（John Waters），一个蒂姆和我都非常尊敬和欣赏的人，约翰曾经在《哭泣宝贝》（Cry-Baby，1990）里给过机会让我去颠覆我的“定型”角色。但是蒂姆会看到我身上让他愿意为之冒险的东西吗？真希望他能。

我等了几个礼拜，没有听到任何有利的消息，等待的时候我还一直研究着剧本。这已经不仅仅是我想不想这么做，而是停不停得下来的问题，不是为了任何野心、贪婪、表演突破和票房吸金，是因为这个故事已经驻扎在我的心里了，它拒绝离开。我能怎么办？就在我打算说服自己接受我永远都是电视明星这个事实的时候，电话响了。

“喂？”我接起电话。

“约翰尼，你是剪刀手爱德华了。”一个声音简洁地说道。

“什么？”另一个声音溜出我的嘴巴。

“你是剪刀手爱德华了。”

《剪刀手爱德华》电影剧照

我放下电话，念叨着这几个字，然后冲所有遇到的人念叨。我真他妈的不敢相信。他违抗了制片公司找一个有票房号召力的大明星的强烈意愿，选择了我，孤注一掷把角色给了我。我立刻变得虔诚、积极，就像神的干预发生在我身上了。这个角色对我来说不仅是一次职业生涯的推进，它意味着自由，创造、试验、学习和抹掉一些东西的自由。这个怪异却极富才华的年轻人，拿青春来制作古怪的动画片，在伯班克的地盘上蹦跶，觉得自己是个怪胎（这点我后来才知道），现在把我从庸庸碌碌的天杀的电视剧世界中拯救了出来。我觉得他就像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让我在令人厌倦的“好莱坞怪胎”的成见中重现生机，让那些成见再也不能束缚我获得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大体上，我要把我有幸拥有的绝大部分成功归功于那次和蒂姆非常、非常另类的约会。因为如果遇见的不是他，我想我可能已经选了第三个选项一走了之，放弃那个该死的电视剧，因为我貌似还有那么一点正直。我也相信正是因为蒂姆对我的信任，好莱坞才紧跟他的步调，对我敞开了大门，就像在玩一个模仿游戏。

后来我和蒂姆又合作了《艾德·伍德》（Ed Wood）。这个创意是他坐在好莱坞福尔摩沙咖啡馆（Formosa Café）的酒吧和我谈起的。不到十分钟，我就被说服接演这个角色了。对我来说，蒂姆希望做什么电影都没有区别——我都愿意，随时待命。因为我毫无保留地信任他——他的远见，他的品位，他的幽默感，他的心灵和头脑。对我来说，他是个真正的天才，相信我，我不会把这个词用在很多人身上。你不能把他做的事情贴上什么归类标签。那不能说是魔术，因为这个词暗示了小花招。也不能用技巧这个词，那似乎是可以研习的。他有的是我们难得一见的天赋。用电影人来称呼他是远远不够的，“天才”这样稀有的头衔更适合——不仅仅在电影范围内，还有绘画、摄影、思维、见解和创意方面。

当我被邀请为这本书写一篇序时，我选择的切入点，是在被他解救那个时刻我对自己真实的感受：一个失败者，一个被遗弃的人，又一块被好莱坞啃完就扔掉的骨头。

写一个你非常在乎和尊敬又情比金坚的朋友真的非常困难，解释我们作为演员和导演之间的工作关系也是同样的难。我只能说，对于我，蒂姆只要三言两语，歪着脑袋，以他特有的样子斜着眼睛看我，我就知道他想从表演里得到些什么，而我也总是尽我所能把他要的奉献给他。我对蒂姆的这些感觉必须写到纸上才行，因为要是当着他的面说，他很可能像个小妖精一样咯咯笑，然后用眼神狠狠打击我。他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天才，一个怪咖，一个疯狂的、杰出的、勇敢的、超级有趣的、离经叛道的也是最忠诚的朋友。我欠他很大一笔人情，对他的尊敬远远超过我所能表达出来的程度。他就是他，而且毫无疑问，还是地球上模仿小萨米·戴维斯（Sammy Davis Jr.）模仿得最好的人。

我从来没见过谁能这么明显地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同时却又和谐融洽。这就是他。

《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电影剧照

修订版序言（2005年5月于西印度群岛，多米尼加）

告别我那个一闪而过的、电视明星或者随便叫什么的生涯已经很久了，印象里那几乎是垂死挣扎的几年：你想象一下，迷惘的年轻人正危险地以飞一般的速度奔向昙花一现的悲摧结局。或者，想得积极一点，就当是接受更多的教育，在短期内还有不错的收入。当所谓电视演员没有被电影圈的人热情地收进他们反复无常的名单文件里时，无论抱着哪种想法，那都是段可怕的经历。幸运的是，我比别人更坚决地——甚至可以说更奋不顾身地——要从表面上升实则堕落的电视生涯里逃离出来，然而机会却看似永无可能降临，直到遇到了约翰·沃特斯的垂青，之后蒂姆·伯顿凭着足够强大的勇气和远见给我机会，让我尝试按照自己的意愿重筑事业基础。好了，还是不要扯太远……这些上次已经说过了。我坐在这儿，在键盘前弯着腰，在一台破旧电脑上噼里啪啦不停打着字，其实电脑根本不懂我，我也不懂它，尤其当头颅里盘旋着无数的念头，都是关于如何对我与老伙伴蒂姆之间的关系说出点新东西来这么私人的事情的时候。对我而言，他还是差不多十一年前我曾写过的那个人，虽然其间各种各样的美妙经历像繁花般洒向我们，彻底改变了曾经的和现在的我们——或者，至少是展示在公众面前的那个我们。是啊，瞧，我和蒂姆都当爹了。哇！谁曾想到，我们的后代会一起荡秋千，分享玩具车、玩具怪兽，甚至还有可能交叉传染水痘？这可是我从没想到过的一段旅程。

看着蒂姆作为父亲的那股骄傲劲儿，我的泪水像决堤般控制不住，因为所有情绪一样，那股劲儿就流露在他眼神中。蒂姆的双眼总是闪闪发光：不用怀疑，那双眼睛总是会闪烁着各种各样的情绪——烦恼、悲伤、疲倦。而如今，老伙伴蒂姆的眼神变成了两道激光！那双富有穿透力、总带着笑意、透着满足的眼睛里带着所有往昔的沉重，但却又因对灿烂未来的希望而闪耀。以前可不是这样，他曾经是这样一个人，可算是拥有一切——或者在外界看来是这样。可他内心并不完整，或者可以说，在某种空虚中消耗着生命。这种反差很奇怪，相信我……我懂。

伯顿画的草图，描绘了深受牙齿矫正折磨的幼年旺卡

观察蒂姆和他儿子比利在一起时的样子是我一个巨大的乐趣。他们之间有一种超越了语言的显而易见的关联，我觉得就好像在看着蒂姆遇见了儿童型号的自己，准备好把以往所有的错误都纠正，把所有的正确都重演。我看到的蒂姆一直在等着蜕变，一个被我们熟悉和喜爱，但并不完整的人通过绽放更圆满更成熟的快乐而重生。这犹如某种奇迹，我有幸近距离目睹了这一切。如今这个男人作为蒂姆、海伦娜、比利三人组的一个部分，获得了新生，变得更好，还拥有彻底完整的人生。好吧，这些说得已经够了，我会放下纸巾盒继续往下写，好吗？继续继续……

2003年8月，我在蒙特利尔拍一部名叫《秘窗》（Secret Window）的片子时接到蒂姆打来的电话，问我下周是否可以去趟纽约，吃个晚饭顺便讨论下新片。没有班底、没有片名、没有故事、没有剧本——没有任何确定的细节。而一如既往的，面对这类情形，我说很乐意前往，“到时候见”，然后就照办了。我到了餐厅，看见蒂姆把自己藏在角落的雅座里，把玩着啤酒，半边身体处在灯光阴影中。我坐下，我们互相问候“家里人怎么样”，享受第一次交换这种问候的美妙，随后立即把话题转移到手头的新项目。威利·旺卡，我的角色。

我大吃一惊，起初是被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的经典小说《查理和巧克力工厂》（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会有一个蒂姆版本的可能性惊掉了下巴，但是当他明确地问我是否有兴趣扮演旺卡这一角色时，我感到了忐忑。现在，对于任何成长于70年代或80年代的孩子来说，由吉恩·怀尔德（Gene Wilder）出演的第一部电影版《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的上映都是当年的一个节日。（他演出了一个很精彩的旺卡）所以，我内心中那个“小孩子”因为我被选中出演新旺卡乐昏了头。但我心里还有一个“悲剧演员”非常非常清醒地知道，每个演员和他们的妈妈，还有妈妈的兄弟的叔叔的第三个表弟的宠物蜥蜴的金鱼，也会为了一小口鱼食互相攻击——或者，最好的情况是以更文明的方式开心地把对方轻轻推搡开——他们正使出浑身解数，来抢夺我最欣赏的人之一提供给我的机会。我也很明白，多年来蒂姆不得不忍受和很多制片公司进行过的很多场战役，来确保我能在那些合作过的电影里演出，而且各种感觉都提醒我，这次他依然可能需要为此掷下他的手套。我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直到现在都不敢相信。

我想我大概是在他说完一句半话时就脱口而出：“我答应。”“好吧，”他说，“考虑之后再通知我……”“不，不用了……只要你叫我，我马上就来。”我们余下的晚餐包括不少食物，以及关于旺卡的奇思妙想，当然少不了交流偶然发生的换尿布的趣事，就像为人父的成年人通常会做的那样。我们走进夜色，握手拥抱，就像作为好伙伴的成年人通常会做的那样。然后我还交给他一套完整《摆摆舞》（Wiggles）的DVD，就像成年人通常不应该做，但总归是会做，然后做过又否认的那样。我们道了别，之后我又溜达着回到白天的工作。几个月后，我发现自己在伦敦开始拍《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了。

伯顿画的草图，描绘巧克力河里奥古斯塔斯·格鲁普遭遇的高科技虹吸管

我们吸纳了早期对于旺卡的讨论，做好了开拍的准备。关于这个离群索居的人和他加之于己的极端的孤独——以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是个宽阔的表演平台。我和蒂姆在我们自己以往的经历中挖掘出了旺卡的很多方面：两个成年人煞有介事地争论着袋鼠船长和罗杰斯先生谁更棒，甚至参考了最优秀的游戏节目主持人中的两位，温克·马丁代尔（Wink Martindale）和恰克·沃拉利（Chuck Woolery），把他们的表演当作调料来为角色勾勒出最初的形象。我们浏览与角色相关的整个领域，最后像校园里十几岁的小伙伴一样又哭又笑地结束。有时我们甚至参考了地方性儿童节目主持人的领域，那些主持人有时可以看成是在表演滑稽戏，或者嘉年华上的小丑。我们大胆地对角色进行了些冒险的尝试，然后剔除了不必要的东西。这段记忆对我来说是个珍贵的礼物，我会一直珍藏。

与蒂姆一起拍片的经历和其他所有事一样棒。对我来说，这感觉就像我们的大脑插上了一根热乎乎的带电电线，任何时候都能制造出火花来。在一些场景拍摄中，我们发现某些时刻自己正在危险的高空中走细细的钢丝，试图发现我们能走多远才触到界限，而这又带来更多荒唐的想法和乐趣。

让我惊喜的是，在拍《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的过程中，他又邀请我在他同时开工的定格动画长片《僵尸新娘》（Corpse Bride）中扮演另一个角色。从这些电影项目的规模、场面和投入的级别来看，要是同时拍摄足以累趴一匹马，而伯顿游刃有余。他具有永不止步的劲头，有很多次我已经很难跟上他那用不完的精力和几乎是超人类的工作状态了。

《僵尸新娘》剧照

总体来说，我们拍片很辛苦也玩得很开心。我们像疯狂的孩子看到什么都笑，没什么好笑的也笑，总能找到能让我们笑的地方。我们毫不忸怩地互相模仿彼此最喜欢的旧时艺人，像很棒的查尔斯·纳尔逊·赖利（Charles Nelson Reilly）、乔治·约塞尔（Georgie Jessel）、小萨米·戴维斯（他总是被拿来模仿）、托德·布朗宁（Tod Browning）的电影《畸形人》（Freaks，1932）里的施里茨等。名单可以一直列下去，没完没了，不过名字会变得越来越冷门，而我们的读者可能会抓狂。我们投入深度哲学探讨，像《迪恩·马丁吐槽大会》（Dean Martin Roasts）的嘉宾在节目录像时到底在不在现场——真的超级担心他们可能不在的情况。

他关于电影的所知是惊人的，极其冷僻的知识也多到可怕。譬如有次我们在工作时聊天，我偶尔提起我的女友凡妮莎说起过的几部灾难片，或者不如说烂片。说话间，蒂姆立刻变得异常活跃，双手在空中危险地挥舞着“之”字形，飞快地说出一串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的影片名单。我们圈定了两个令人激动的名字，那是蒂姆从他的私人图书馆里给我们搜出来的——《杀人蜂》（The Swarm，1978）和《绝命火山口》（When Time Ran Out，1980）。然后，他嘴里顺带着又蹦出几个稍微亲切点的名字，像《零怪兽》（Monster Zero，1965）或者《魔童村》（Village of the Damned，1960）。关键是，他对电影没有哪怕一点点的厌倦，对于拍电影他完全不会觉得疲惫或者乏味，每一次都像进行第一次探险那样的兴奋。

对我而言，和蒂姆一起工作的感觉就像回家。以冒险为砖搭建起家的房屋，但风险中又暗藏舒适，强烈的舒适。家里没装安全网，对任何人都不设防，这是家让你成长的方式。一个人唯一要依靠的就是信任，这是一切的关键。我深深地了解蒂姆对我的信任，这是老天对我的恩赐，可这并不代表我可以一直优哉游哉，一点都不怕令他失望。实际上，我心中第一重要的事就是不断想法儿演好那个角色。唯一能让我清醒的事情，就是我知道他对我有多么信任，我又是多么爱他，还有对他矢志不移的信任，以及对永不让他失望的强烈渴望。

关于他我还能多说些什么呢？他是哥们儿，是朋友，是我教子的父亲。他有独特又勇敢的灵魂，是我走遍天涯海角也要追随的一个人，而且我深深确信，为我，他同样也会这么做。

好了，要说的就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