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再起时丨专访唐小兵：从专职复关第一人到入职WTO第一人

【编者按】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天成为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2０年间，中国全面履行承诺，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持续上升。与此同时，世界经贸格局也在不断演变，贸易摩擦时有发生，全球化遭遇逆流。

站在新的历史关口，我们应该如何回顾入世20年对中国和世界带来的改变？又该如何展望中国与世界经贸关系的未来？就此，澎湃新闻推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特别报道《风再起时》，深度对话多名亲历者、学者，希望提供更多维度视角。

再过几天，唐小兵就将迎来自己从WTO秘书处退休的一周年。

2020年12月31日，唐小兵完成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市场准入司高级参赞的工作，成为第一个在WTO工作至退休的中国人。

然而退休以来的这一年，唐小兵并没有闲下来。目前他在高朋律师事务所担任高级顾问，同时也继续参与各种与WTO相关的论坛和会议，分享自己在WTO的经历以及观点。

近日，唐小兵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分享了他参与中国复关及在联合国贸发会、WTO工作的故事。

世界贸易组织市场准入司前高级参赞 唐小兵 （右二），受访者供图

以下为采访实录：

澎湃新闻：听说您是第一位负责“复关”工作的官员，能否谈谈您了解的中国正式申请“复关”之前的情况？

唐小兵：我是1978年进入外贸部工作的，1979年中央决定恢复我国在布雷顿森林体制，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中的席位。

恢复IMF和WB中的席位进行得比较顺利：1980年4月17日IMF通告决议，恢复了中国在IMF的合法席位。同年5月15日，中国在WB和所属国际开发协会及国际金融公司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

随后，恢复我国在GATT的席位便迫在眉睫。

1980年5月20日，我到原外贸部国际关系组二处报到后，就马上投入了恢复我国在GATT席位谈判的准备工作。作为第一个专职负责关贸总协定工作的官员，记得我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负责整理、审校东京回合谈判结果和达成的九个协定中文文本的定稿工作。

虽然，这些协定当时已由我国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贸发组的同事翻译成了中文，但是我们在审校整理东京回合谈判结果和九个协定中文本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就像发展中国家在参加“肯尼迪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所遇到的困难一样，对谈判所涉及法规的不了解、不熟悉，缺乏多边谈判技能知识，缺乏足够信息和统计数据的支持，以及缺乏对错综复杂谈判背景的理解。

我们做了大量的梳理工作，希望把中国与GATT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地梳理清楚。除了到地方档案馆、博物馆调取文献资料，1983年我也参加了外贸部组织赴匈牙利、巴基斯坦的考察团。

此外，为了能让中国的服装纺织品顺利走向世界，我们申请加入了《多种纤维协定》（MFA），我也全程参与了谈判。

澎湃新闻：中国加入《多种纤维协定》比正式申请复关还要早，能否讲讲其中的故事？

唐小兵：中国最初与GATT发生实质联系，是从1982年中国准备加入MFA开始的。虽然中国当时尚未恢复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席位，但是，可以参加MFA。

服装纺织品是特别重要的领域，我们也认为应该让它先行一步，通过加入MFA来了解多边贸易体制是怎么运作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谈判、磋商等。因此，我们就把加入MFA作为一个练兵。

1983年秋天，中国与欧共体（现“欧盟”）关于纺织品的双边协定即将到期，同时我们也在参加MFA谈判。当时外贸部派出了两个代表团，一个去布鲁塞尔，一个去日内瓦，两个协定谈判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我记得我们曾和欧共体驻日内瓦谈判代表在一个会议室里僵持了9个小时，因为相互谈判时都不知道另一边双边谈判的进度。欧共体代表一定要坚持等双边谈判进行完再谈MFA，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能够加入MFA对于对欧贸易一定会比双边协定更具有灵活性。

当时也没有手机，没有今天这样便捷的通讯方式，只能发传真。我们的同事一会就出去一趟，联系完了再回来。结果在我方的坚持下，欧方同意给予我方更多的配额使用的灵活性。

为了能够给中国出口多争取一些配额，在与各国的双边谈判中我们也时常与对方国家的谈判代表针锋相对。我记得有时候为了几十万件衬衫、5万条牛仔裤的配额，我们能连续争论十多个小时。我们能拿到更多配额，国内企业就有更多机会。

1984年1月18日中国正式加入MFA，随后也开始了全面准备进行“复关”的工作。

当时中国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出口的除了原材料，就是纺织品和服装。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桶金也是从纺织品开始的，正是由于当时大量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才积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外汇资本。

澎湃新闻：您是较早到国际组织任职的中国人，您当时为何考虑到国际组织去呢？您都在哪些国际组织任职？

唐小兵：当时发展中国家为了更好地进行MFA谈判，成立了国际纺织品与服装局（ITCB）。1986年4月，中国政府委派我作为国际纺织品贸易专家去支援他们的工作。这个局成立的时候一共5个人，两个秘书，三个专职人员：除我之外，还有一个执行主任，一个经济学家。当时我们的办公地点就设在了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所属的几间办公室里。

ITCB的重要目的是加强南南合作，协调发展中国家在GATT中的谈判立场，能够共同为结束MFA、取消纺织品配额限制达成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服装贸易协定做努力。在ITCB工作了一年后，GATT发起乌拉圭回合谈判，发展中国家缺乏专业的谈判的官员，联合国贸发会议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帮助发展中国家参与到GATT的多边贸易谈判中去。应联合国贸发会贸易司司长的邀请，我入职贸发会秘书处，为发展中国家培养贸易谈判代表。

1987年11月至2002年7月，我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国际货物与服务贸易司任职，从事贸易政策、贸易法与多边贸易谈判工作。

到2002年8月，我来到WTO市场准入司工作，从事涉及多哈回合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贸易便利化、信息技术产品以及其他货物贸易的市场准入方面的工作，一直干到了去年底退休。

澎湃新闻：联合国贸发会等机构和国际组织对中国“入世”谈判提供了哪些帮助？

唐小兵：庆祝中国入世二十周年之际，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在中国复关/入世谈判最困难和最艰难时期曾经给予我们技术支持和援助的国际组织及人士，特别是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多边贸易谈判技术合作援助方案(UNCTAD MTN Technical co-operation Programme)的宝贵支持和援助。

1980年10月20日至11月2日，我们邀请了联合国贸发会议多边贸易谈判方案负责人Murry Gibbs先生访问北京，非常系统详细地介绍了GATT规则、体制和历史、东京回合谈判的结果、国营贸易国家经济与GATT规则和多边贸易谈判的关系，以及MFA情况。并且同与会者就恢复(Reinstatement)中国在GATT席位、是否接受东京回合九个协定，及加入多种纤维协定等议题进行了座谈讨论。这是联合国贸发会就中国入关问题，组织举办的第一个讲习班/研讨(Workshop/Seminar)。

1987年3月，联合国贸发会议设立了新的多边贸易谈判援助项目方案，帮助发展中国家能够积极有效地参加GATT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在整个乌拉圭回合期间，我国同其它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道得到了该项目方案所给予的各项技术援助和谈判能力建设上的支持。

1992年3月，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联合国贸发会议多边贸易谈判援助项目方案，利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金约200万美元，通过CPR/91/543项目向中国提供了更进一步，更全面，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技术援助。

该项目在国内先后举办了多场研讨会、论坛、讲习班、培训课程。组织国内外专家、国际顾问和国际组织专家编写了几十份研究报告、研究分析论文，此外还编写了多边贸易体制和多边贸易谈判教材、专著、论文集。组织国际专家或专家组访问北京就关税谈判等领域的技术问题向有关部门提供咨询。

除了“引进来”，还有“走出去”。该项目组织了多名中国贸易官员去国外律师事务所和大学接受短期培训，参加培训班和出席研讨会。组织中国贸易官员和研究人员就农业贸易、国营贸易、关税配额管理等问题对有关国家进行了考察访问。

此外，该项目帮助中方成立了一个贸易政策参考资料室，组织开发了支持入世谈判的关税谈判软件程序，也提供必要的办公自动化设施。

新西兰政府也为该项目平行设项：为外经贸部和其他政府机构的多名中国高级贸易官员组织了两次赴新西兰考察团，调查研究与新西兰的贸易政策和贸易谈判有关的问题。

在项目最终结束的三方审评会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外经贸部国际司、联合国贸易会议都一致认为该项目的实施“令人满意”。

2002年龙永图致信给联合国贸发秘书长Rubens Ricupero时也对项目的意义做了肯定：该项目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贸易官员、贸易谈判代表、贸易政策决策者、研究人员和企业代表，其中一些人已成为高级官员和外交官。该项目还就加入谈判中所涉及的，具有关键重要性的领域和议题编写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和技术分析论文。因此，中国在多边贸易谈判方面已经建立了一定的能力。

澎湃新闻：2001年底中国入世，2002年您就到WTO工作，几乎是在WTO见证了中国入世这20年。您为什么会选择到WTO去呢？

唐小兵：在中国“入世”后，我是第一个进入WTO工作的中国人。当时，我放弃了在联合国贸发会议工作的长期合同，于2002年8月选择了去WTO总部，通过报名参加考试进入WTO秘书处工作。

之所以到WTO工作，就是想更加地深入了解WTO和WTO秘书处、了解这个多边贸易体制的运作模式。当时主要在从事推动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和贸易便利化的工作。我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全世界各地出席参加各类会议、研讨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咨询。

另外，从2005年4月开始，我还担任信息技术产品委员会秘书，负责协调了第二个世贸组织信息技术产品协定的谈判。为该协定谈判的成功做了大量工作。

澎湃新闻：WTO对中国产生了哪些影响？

唐小兵：中国在准备“复关”时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十字路口，国内地方政府改革十分散乱，有的要搞经济特区，有的提出要建立单独关税区。在这种情况下，关贸总协定的规则至少可以作为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参考。

我个人觉得，中国加入WTO维护了中国国内市场的统一性，国内市场从此有了得以依附的统一基础。虽然WTO的建立与世界经济格局包括中国的变化有关，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从WTO获得了有益的借鉴。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复关才能管住中国的各个企业、地方和利益集团。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非常崇商的国家，而入世给了我们一个发展的机会。

从表面上看，多边国际贸易体制的原则是很好的，目标也是很好的。关贸总协定或者哈瓦那宪章的前言都是很漂亮的词句，但是，现实却不是这样的情况。WTO今天的样子是由于国际格局以及中国形势的变化而形成的，中国也借着WTO发展起来了。如果出现战乱，中国还能有这种机会吗？没有！所以，所有的国际机制都有平衡的需要，都是平衡的结果。

如果WTO再往前走，没有外界的变化和推动是很难的。从关贸总协定到现在的WTO，这是一个很大的跳跃，如果再要跨跃，就需要有一些外部条件。所以，我们要注重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因为国际法是国际关系的一个结果，是个折中的东西，并不是最理想的，并不一定是人们最初想要的东西。

澎湃新闻：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加入WTO的二十年，您会用哪个词？

唐小兵：翻天覆地，中国入世真可谓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入世改变了战后多边贸易体制的格局，中国通过入世这一过程，成功地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并使之能够成功融入世界经济，成为了全球化的重要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