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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视野与方法:近现代女性话语的生成与拓展
2021年12月11日上午,“视野与方法:近现代女性话语的生成与拓展”学术研讨会在线上召开。本次会议作为上海社科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城市与性别书写”工作室的首次活动,由工作室负责人、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曹晓华主持。会议邀请了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上海社科院文学所、香港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学者,围绕近现代女性话语的建构展开了跨学科、多角度的对话。
上海社科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包亚明研究员首先为会议致辞,指出研究院的设立旨在打通学界和业界,为文化研究者和文化实践者提供更多合作交流的渠道,实现产学研协同发展,推进中国城市文化创新建设。研究院将充分利用和整合上海社会科学院内外人才资源,集聚国内外一流城市文化研究机构,十分欢迎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的共同参与。
工作室负责人曹晓华向与会专家介绍了“城市与性别书写”工作室的成立背景和研究宗旨。工作室作为上海社科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的有机组成部分,将立足于上海城市发展,为推动新时代女性研究、推进新文科建设、共筑城市文化研究平台,起到积极作用。
会议研讨环节,与会学者的报告内容涉及文学史、医疗史、社会史等不同领域,在探索理论疆域的同时兼具现实观照。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狄霞晨在国际汉学的视野中考察东亚汉文小说中的“佳人”形象,认为汉语中的“佳人”一词被同属汉字圈的东亚各国所吸收,成为东亚表述理想女性的共同“能指”。东亚汉文小说中的“佳人”具有理想女性、理想自我与中国想象的三重含义。东亚各国虽然文化相近,共同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各国的汉文小说中所呈现的佳人形象却有着耐人寻味的同中之异。在东西文化交汇的历史进程中,东亚“佳人”也在不同程度上从传统走向现代,她们逐渐摆脱了儒家看重的淑女特征,用女扮男装、投身戎马等行为做出抗争,表现出现代女性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传统的中国古典佳人摆脱了才子佳人小说中千篇一律的形象束缚,从中国走向东亚,成为了世界文学中极有代表性的一类女性形象。从西方看东方、看中国,可以看到东亚汉文学中佳人的相似性:她们身上都带有儒家文化的浓厚印记,具备才、貌、德这三大共同特征;在西方强势介入东亚的近代,也可以看到东亚佳人在历史巨变中的转型。从东亚看中国,可以看到中国佳人的独特性:她们的存在不仅寄托了中国儒生对于理想女性的希望,也寄托了男性文人的理想人格。他们通过“佳人”形象的塑造来表现另外一个自我,因此“佳人”身上往往表现出自相矛盾的双重性。从中国看东亚,可以看到东亚佳人的同中之异:东亚汉文学中的核心佳人形象是中国式佳人,是一种中国想象;在外国作家的笔下,却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与时代、地域特色。“佳人”不仅仅是中国文化单向的输出,更是一种文化双向乃至多向互动的代表。佳人在东亚的“旅行”,可使学人得以重新评估明清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意义与价值,也显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全球性意义。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曹晓华以陈独秀的译作为线索,呈现了马克思·奥雷尔作品的在华译介与五四“新女性”之间的互动联系。马克思·奥雷尔是十九世纪末西方文学史上的一位著名作家,其影响力渗透法、英、美三国文坛,而其性别观念的变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女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一个缩影。他一开始对于女性的态度基本出于模式化的性别分工,对女性的尊重其实是尊重无私奉献的“母性”和“妻性”,这也沿袭了法国中产阶级的女性意识形态。“新女性”思潮来到法国后,他开始尝试理解女性作为独立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可能性。这种性别意识的转变体现在了他最后一本作品《女国漫步》中。奥雷尔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了“新女性”和女性主义运动之间的微妙区别,他看不到“新女性”背后,世纪之交的个人价值从自我牺牲到自我实现的转型。这种混淆经过中国语境的再度转化,不再保留原有的英美法文化差异,而是演变成反映西方理想两性关系的模板,成为国人一种相对笼统的“文明”又“进步”的性别想象。五四“先觉”对于西方女性解放观念的译介和阐释,无疑也是五四前后“新女性”兴起语境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从奥雷尔作品的译介可以看到早期中国女性解放的思想资源经过了中国学人二重过滤和改写。追踪马克思·奥雷尔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线索,对于准确解读不同群体的“新女性”观念、还原五四“新女性”兴起的跨文化语境,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赵婧则分享了对于近代女性知识社群研究的思考,指出当知识、技术与性别的关联成为性别研究的一个视域之时,很容易采取的研究倾向就是承认并恢复以往历史叙事所忽视的伟大女科学家们的地位,挖掘她们的科学贡献,并证明她们之所以被历史淹没,其实是男性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刻意忽视或排斥的结果。一些学者阐释了社会性别与科学知识二者的建构性特征如何交织在一起,并从历史的维度解构科学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及其客观性神话。这种阐释可归于性别研究的经典范式,但也容易产生问题,即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男性主导(或女性参与)并设计的科学内涵与性别划分。近年有关近代女性知识社群的研究,试图跨越“拯救”模式或性别权力模式的范畴,从家庭史、经济史、阅读史、科学体制化等面向寻找性别意识形态发展的动因。历史上的女性知识社群经常主动利用性别规范、家庭关系等作为知识生成、职业发展或提升社会地位的策略,同时与其他被边缘的群体类似,也会受到经济模式变革和科学体制化进程的负面影响。这些研究提示我们性别远非确定的历史范畴,而是不断流动的历史追问。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的研究助理教授张赟在《妇女卫生与本土科学:全球视野下二十世纪中国的生育健康、性别与医疗》的报告中,介绍了她正在进行的研究计划:围绕“妇女卫生”这一概念,集中探讨20世纪20至50年代妇女生育如何凸显为一个糅合了民族主义、全球科学与技术以及本土医疗实践的多面向议题。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妇女卫生有两层涵义:一是从公共卫生层面而言,指国家对发展妇女生育建立的制度、政策和采取的措施;另一层涵义则是指依托大众媒介、新兴科学医、旧医、全球贸易、商品以及技术而产生的一个根植于日常生活和新兴消费主义的知识和实践场域。以后者为关注点,可以挖掘出那些建立在信息、专业知识、经验、意见和技术基础之上的有关妇女生育的本土化努力。知识分子、专业医疗从业者、广告商、制造商,甚至大众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对妇女生育健康和卫生的讨论和形塑之中。这些源自下层力量的知识和技术将会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关于妇婴卫生的科普运动以及后来更为广阔深入的接生改革运动中得以复现和延续。借用当下科学与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领域新兴的“vernacular science”这一概念及相关研究成果,“妇女卫生”将成为一个有效的分析范畴。以此为切入点,可以检视二十世纪中国全球以及本土语境中,妇女卫生与本土科学如何创造性地整合和协调以下几个层面的矛盾和张力:专业医学知识和本土日常实践及信仰,全球和本土技术,以及专业技能和具体经验。“本土化的妇女卫生科学”这一视角将有助于学界重新审视二十世纪的妇女生育改革运动。已有研究通常认为,民国时期现代妇女生育文化和理念的形成主要是建立在外国医疗机构团体和人员(如传教士和慈善机构)以及国民政府发起的生育改革运动等基础之上。张赟则认为,民国时期的妇女生育改革和文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本土而非外国的影响,其现代面貌的成型更多源自下层的努力而非国家支持和赞助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上海图书馆的副研究馆员杨敏介绍了上图《全国报刊索引》丰富的数字资源,以及近年来上图在完善、拓展数字人文功能方面的探索。报告从三块内容展开,第一部分是上图的馆藏特色数字文献资源的建设,第二部分是从数字化到数据化的一个探索,第三部分是数字资源建设的未来展望。上图馆藏特色的数字文献资源建设的情况,主要分为以海量馆藏文献作为数字化的前期积累,元数据的著录规范体系,标准化资源加工的流程以及复合型人才的储备。围绕如何利用文献数据库进行人文内容挖掘,特别是充分利用上图现存的近代女性报刊资源,杨老师现场演示了使用数据库进行人物知识关联、版本聚类、地图检索的方法。
在会议点评环节,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董丽敏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文贵良教授分别就以上学者的发言分享了自己的见解。董丽敏老师指出,杨敏老师的分享在数字人文的时代尤为重要,人文研究者对于数据库的建设,包括标准的制定、数据的采集和扫描、数据库的验收和运行等环节,需要了解其内在的逻辑推进,才能够更好地利用数据库资源和相关的工具,开辟出新的科研空间。狄霞晨老师和曹晓华老师的报告呈现出开阔的视野,文史互证,把握住了晚清民国这一社会文化转型期中新旧交融的元素。前者的“佳人”研究是一个文明互鉴的横向比较研究,后者对于马克思·奥雷尔的个案分析,强调的是西学东渐背景下“新女性”概念的建构及本土化过程,而对于“佳人”概念的框定以及“佳人”在不同国家的历史演变过程,对于马克思·奥雷尔性别观念转变的原因剖析,对于陈独秀妇女观念以及五四学人不同文人气质的把握,需要更多由“点”及“面”的深度开掘。文贵良老师则认为文学研究中对于文人知识构成的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对于科技史、医疗史等相关材料的利用还不够充分,而赵婧、张赟两位老师的发言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不一样的角度,其中涉及的医疗卫生话语构建过程,值得文学研究者借鉴。在后续研究中,赵老师对于女性知识社群的概念界定,对职业女性的进一步考察,张老师对“本土科学”和“现代科学”之间关系的剖析,对特定历史阶段女性经验书写相关材料的利用,都值得学界期待。自由讨论环节各位学者分别就点评和各自感兴趣的议题做出了回应和补充。
在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的今天,交叉学科研究越来越成为学术研究的大趋势。对人文学科来说,推动研究范式的转型,推动不同专业的交流合作,可以给人文研究带来更加广阔的视野。本次“视野与方法:近现代女性话语的生成与拓展”学术研讨会,邀请了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进行对话,鼓励人文研究者在耕耘“自留地”的基础上“破圈”、“跨界”,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是一次搭建多学科交流平台的有效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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