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少帅秘书”，为何终身不言西安事变？答案在这几本秘不示人的日记里

原创 汤远珊、汪烈九 档案春秋

本文由汤远珊口述，汪烈九整理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当时，在事变核心人物张学良的身边，有一位书生模样的准尉秘书，他职位不高，却追随张学良左右，经历了事变的整个过程。

多年以后，当一位名叫汤远珊的老太太打开父亲生前所留下的秘密日记时，她才恍然发现，自己的父亲——一位外人眼中平淡无奇的乡村私塾先生，竟然曾是东北军少帅的秘书、西安事变的见证者。而这段无人知晓的特殊经历，都被父亲汤宝田写入了自己从不示人的日记之中……

汤宝田日记

从火中抢救出来的宣纸本

我的父亲汤宝田1901年出生于湖北沔城。他早年丧父，靠我的曾祖父和奶奶佣工度日。虽然家境贫寒，但父亲饱读诗书，知识渊博，并考入了上海中华会计学校。

1932年，父亲逃荒到武汉，以做小生意为生。同住一个院子的一位王姓军官见他每天晚上都在读书写字，就请父亲当了自己的文书，后来又推荐他到西安张学良部下当准尉秘书。1937年7月，张学良的东北军解散，父亲也回到了沔城老家。对于曾经谋职于东北军的这段经历，为人谨慎的父亲从此闭口不提，就连至亲的人也一个字都没有透漏。

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中）及其部下东北军。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被调往西北

回到家乡，父亲开办私塾，在一些大户人家中坐馆，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和珠算，赚一点微薄的学费，还要靠卷烟种菜才能维持生活。

父亲回沔城的第二年，我这家中唯一的女孩出生了，稍长大些，便和家中的其他孩子一样，被送进父亲的塾馆发蒙。孩提时代，父亲伏案书写的形象，令我好奇。不论寒来暑往，他每天晚上都会坐在油灯下，燃灯、磨墨、展纸，用毛笔蘸墨，在宣纸上写下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写完之后，他又会手托黄卷，聚精会神地阅读。他的这种韧劲哪怕在战争环境里也不间断。但对于父亲在宣纸上究竟写了些什么，当时的我一无所知。

1941年2月10日，沔城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为了让日军部队抵达沔城后无房可居，国民党128师奉命烧掉城内所有的房屋。我母亲后来回忆：

那年元宵节临近傍晚，只见穿黄色军衣的士兵，一手提煤油桶，一手举火把，一路奔跑，一路吆喝，催赶居民出屋。他们则冲入室内，向一切木质物淋油，点着火便后退，退出门外又向大门淋油。不须再点火，室内的火舌一下就舔着了木门，到处都是爆炸声，墙梁倒塌声，连街面石头也起火了，老百姓的吃、穿、用物，尽化焦炭……

我们家在着火之际，父亲从后门闯进，到房里抢物，什么都舍弃了，唯独抢出了一大卷写满蝇头小楷的宣纸本。母亲回忆说，父亲喜爱的西安八景国画、碑林各种字体拓片，还有能买米换油盐的软硬币，他一点也没有抢出。似乎在父亲的脑子里，什么东西也比不上他的那些宣纸本。

这个秘密他保守了一生

1946年我八岁。这年8月，慈祥高寿的外公去世，我随家人去送葬。丧事办完，亲友们围坐方桌前闲话。父亲在亲友中，照例是寡言少语的，但我发现他紧盯了一下由柴草泥浆编糊而成的墙壁，而后低头沉思，接着起身走到墙壁前。再坐下时，他的脸上已是一片释然之色。

我想到那年沔城大火，他从烈焰中抢出的宣纸本，也许就是藏在他紧盯的墙壁夹缝里。从他后来的表情看，我猜想他已取走了宣纸本。当年大火后，我们全家寄住在乡下的外公家。128师走后，各家回城按原址搭盖小房子。他可能就是趁这个机会转移了他的秘密。后来事实证明，我猜测得一点儿也不错。

1949年5月20日，沔城的两座小学进行联合游行，庆祝武汉解放。乐队的音乐、腰鼓的点子、扭秧歌的节奏声，汇成一片，十分热闹。但在这热闹中却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地方上要对伪职人员登记，这让许多干过旧差的人终日愁眉苦脸，长吁短叹。但我记忆中的父亲，此时却仍旧文质彬彬，仍旧授课教徒，好像世道的变化与他无关。

一天夜间，我从熟睡中醒来，感觉房中除我之外，再无一人。我立即下床，摸到后门槛，月光下，只见父母正握锄挥锹忙碌着，原来他们在墙院的一角挖洞。这时我躲在后门角，仔细观察，大概是洞已挖好，父亲将一只比衣箱小，比医生药箱大的紫藤箱，谨慎地放进洞去，然后父母一齐动手回填，回填后又用脚踩，大概是为了不留下痕迹。这时父母忙完，我也怕被发现，连忙回房躺下，一直想着父亲是一个纯良百姓，如今为何谨小慎微起来，把秘密藏于地洞中去？我当时只觉是个难解的谜。

埋藏东西并不代表中止了写作。父亲每晚仍然在清油灯下，铺开了宣纸，紧握鸡狼毫笔管，书写不止。那么这些新写的东西，又该不该掘洞埋藏呢？寡言少语、性格内向的父亲啊，女儿哪敢问您？

1950年，族兄汤祥林受人之托，来找家父，说是上面聘请父亲去新堤长江管理段任会计。父亲欣然接受并立即解散塾馆。在收拾行李时，我发现那个紫藤箱已被装入了一只小木箱，且上了小锁。从此，父亲将秘密随身携带，直至1956年，父亲病退。他回家后不久，也许是经过了郑重考虑，他又将小箱装入布袋，自己背到我大哥家。大哥接受了父亲的托付，将木箱置于阁楼上，再也没有动过。

临终前最后的牵挂

父亲为人正直，热心公益，在乡邻间素有口碑，不论在城里，还是为避兵燹到了乡下，都有人求他代写书信、合同、契约、请柬乃至生庚八字，他是来者不拒，从不推诿，也不索取报酬，而且做事认真，令求助者十分满意。因之，邻里乡亲昵称他是刻版道人。所谓刻版道人者，乃按固定程序，一丝不苟地刻写宋体印刷字的人，不只要求刻版者聚精会神去干，而且要求刻得一模一样。父亲欣然接受这个绰号。1957年，父亲由于谦恭、谨慎、任劳任怨，广结人缘，被沔阳县政协增补为政协委员，他高尚的人品境界，由此可窥一斑。

1961年正月，父亲病入膏肓，弥留之际，他终于向守候身边的儿女们说出了自己此生最大的秘密：“你们，要好好保管，我的日记……里面写了西安事变……”只见他双唇仍在翕动，却再也吐不清言词了。就这样，父亲平静地、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保管日记，西安事变”，八个字的关键词，深嵌于我的脑海。父亲几十年缄口不语，临终才吐出心声，直至此时家人才知道父亲曾服务于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的帐下，有着从来无人知晓的三年多军旅生涯！

汤宝田的日记与他唯一一张留存的照片

汤俊昌是我们的大哥，按照中国的传统，那个小木箱便一直栖身于大哥家。我们众子女都知道，木箱里放的是父亲撰写的宣纸本（日记），但只知道日记里是和西安事变有关的内容，但具体写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父亲去世四十年后，2001年5月31日，大哥汤俊昌病故。他的子孙从阁楼上取下这个尘封已久的小木箱。

该如何处理父亲临终时嘱咐要好好保管的这些遗物？我主张先开箱，只有了解了内容，后人们才更有信心保存。于是侄孙们撬开了锈迹斑斑的铁锁，不出所料，里面全是写了字的宣纸本，共计24册，包括16本日记、7本“著作”和1本家谱，约55万字。宣纸本有的纸质已经变霉，有的墨汁已经褪色，还有老鼠“光顾”过的痕迹，但总体上看，文字皆可辨认。

日记的时间跨度为1935年至1957年，共55万余字，全都是父亲用蝇头小楷竖排撰写，写得整整齐齐。日记里不仅记述了关于西安事变的内容，还对国民党128师焚烧沔阳城等事件都作了非常详细的记载。7本“著作”则是父亲自行编写的“论二十八宿风雨阴晴”“鸣雷诀”“量船积米法”“婚娶礼”“开平方法”“三色方程歌”等。

本文口述者汤远珊与她父亲的日记

这一笔笔苍劲有力的楷书，令人肃然起敬。我将父亲的日记搬到户外，逐册逐页晾晒，然后按时序加封装订。但是大哥的家人表示不愿继续保管，我只得将日记送到二哥汤庆云处。不料二哥正在病中，二哥的后代们对此也不感兴趣。在我的再三坚持下，他们才勉强收下。

怏怏地回到仙桃的家后，我始终惦记着这日记。最终在征得老伴同意后，我于2002年从二哥家取来了父亲的遗著。归途中，手抚父亲的日记，油然而生一种一定要把父亲的宝贝保存好的使命感。

日记里的“西安事变”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六农历十月廿九 戊辰 晴

……外面枪响了，接连机枪声，手榴弹声，满城都是枪声，及天大明，闻宿舍之西附近枪声最密，余等见杨虎城部下兵士正围剿省会公安局……

下午6时，张（学良）副总司令召集全部职员在大礼堂训话。大意谓：“今天事变情形，大家须要知道，我自从入关跟随委员长剿共，我的军队有十几万，始终服从他的命令。到现在，我的军队损失几个师，（蒋）口说给我补充，结果仍然是我的军队愈闹愈少。在‘九一八’发生后，我就主张抗日。蒋的命令不许抗日，我只得退入关内，希图将来恢复。前天我当面要求蒋，请你不必剿共，抗日是大事。蒋当时对我大发脾气而特发脾气……我与杨虎城来他一个兵谏，将蒋委员长暂时扣留此地，……如其坚决不允，兵谏是我做的，罪名该我顶受。我也必须亲身护送蒋到南京，俟中央政府的发落。大丈夫做事要磊磊落落，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

西安事变的发动者：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左）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

细读父亲的日记，我才知道父亲在东北军里当过张学良两年的准尉司书、一等录事，并亲身经历了西安事变。在1936年12月12日的日记里，父亲这样记录下了“西安事变”当日的情形：

蒋委员长闻变无法逃脱，由一卫士用肩将蒋顶出墙园，避至山上小洞中。卫兵营第一次搜山无踪，第二次搜山被一小兵见着，蒋的卫士尚欲开枪射击，被蒋阻止。搜山的士兵将蒋围住，一面报告长官，长官即赴此第一看，果是蒋委员长，连忙招呼部下敬礼。此时蒋足下光着袜，鞋子跑掉了，身上穿的黑大衣也没有了。大家请蒋下山，用汽车一辆，护送到西安皇城内杨虎城处。下午一时许，洛阳飞来飞机七架，盘旋侦察数遍。

两周之后，也就是1936年12月25日的日记中，父亲最后一次提及张学良：

下午4时，张（学良）副司令送蒋委员长至洛阳……张副司令临时留手谕作为遗笔，本部用锌版将副司令亲笔所书之遗笔手谕翻印，凡总部大小职员均赠给一份作为纪念。

1937年7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科长钱效圣、会计股长周镇向余曰：儒系老旧职员，仍在本署服务，薪资自有相当。余思家日久，未允，请资遣。”于是，父亲在1937年7月1日从东北军退伍返乡。

父亲关于西安事变的记录，被文史学者认为，其“ 可贵之点在于记录史实时，不加任何个人观点，非常客观而细腻地记录西安事变全过程，而且，还记录了东北军事变后的去向，既印证了正史，更充实了正史。”

汤远珊介绍父亲的日记

2006年11月10日，我迁居上海。这年是西安事变发生七十周年，上海的媒体对父亲的日记进行了报道，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海市档案馆看到这些报道后，主动找我联系，要求收藏父亲的日记。2007年6月28日，《汤宝田日记》捐赠仪式在上海市档案馆举行。在捐赠仪式上，上海市档案馆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对父亲的遗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正如父亲临终时所说的：他的日记实录了西安事变，是与民族命运相关联的史料。父亲的日记不仅仅记录了他个人的生活轨迹，更是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我们民族从危亡中奋起的重大转折，是一件十分珍贵的历史见证。

杂志编辑：周晓瑛

新媒体编辑：陆闻天

原标题：《曾经的“少帅秘书”，为何终身不言西安事变？答案在这几本秘不示人的日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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