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上挣扎的写诗者：成名后反而看清“写诗不能改变命运”

“每次想到这两首诗，我都会汗毛直竖。”电影纪录片导演吴飞跃挽起右边袖子，露出手臂，“就像电流一样，每次碰到都会被再次触动。”

这两首诗是《纸上还乡》和《矿难遗址》，它们都与死亡有关。

2010年，深圳富士康“十三连跳”事件震惊世界，当时在富士康打工的郭金牛被派去安装“防跳网”，他用安装防跳网的手写下《纸上还乡》的诗句：

少年，某个凌晨，从一楼数到十三楼/数完就到了楼顶/他/飞啊飞。鸟的动作，不可模仿/少年划出一道直线，那么快/一道闪电/只目击到，前半部分/地球，比龙华镇略大，迎面撞来……

《矿难遗址》是煤矿工人老井纪念矿难遇难者的诗。老井在诗的题记中说：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后，现场产生的大量瓦斯及明火往往会引起反复的爆炸，有关部门只有下令砌上隔离墙以隔断氧气，避免爆炸再次发生。

“没来及抢救出的许多遇难者遗体便被搁置了地心的黑暗里，一年二年，甚至更久。”

两年前的3月，财经作家吴晓波在《读书》杂志读到诗歌评论家秦晓宇的《共此诗歌时刻》，文中提到一个他此前没注意过的群体——工人诗人。

不久，吴晓波在杭州把上述两首诗拿给导演吴飞跃看，希望他将诗歌以影像的方式呈现。

当晚，诗中的意象一直在吴飞跃脑海盘旋，他几乎睡不着觉。次日，吴飞跃回到上海，召集公司所有同事，为他们读了这两首诗。

他向同事提出一个想法：将公司所有项目暂停，为工人诗人拍摄一部纪录电影，呈现他们的写作和生存状态。

梦想/现实

截至2016年12月10日，由吴晓波担任总策划，吴飞跃、秦晓宇导演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已通过众筹的方式，在全国超过180座城市放映了900多场。

吴飞跃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影片将于2017年1月13日公映。在此之前，尽管影片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金爵奖，也入围了台湾金马奖和全球最大的纪录片节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但直到今年10月20日，《我的诗篇》官方微博仍在发布寻找宣发公司的消息：“国内尚且没有一家发行公司对这部影片的全国院线发行有足够信心。”

2015年6月17日，影片主角之一邬霞受邀参加上海电影节“互联网电影之夜”。

走过五十米的红地毯，让吴晓波觉得“是一件煎熬人的事”：“我和邬霞、晓宇、飞跃站到签名大屏前面，摄像机们象征性地举起，然后快速地放下，几分钟后即将到来的李易峰才是真正的高潮。”

而吴飞跃觉得，这一刻如果拍下来会很有意思。“走过去的都是像刘亦菲、宋承宪这样的大明星，我们像‘闯入者’般进入一个被闪光灯包围的有点虚幻的世界。”

红地毯外的摄影师和粉丝前面还在尖叫，“突然看到我们就蒙了。”吴飞跃说，“你能感觉到那气氛比之前冷了。”

个子瘦小的邬霞穿着深粉红色吊带裙出场，那是她在地摊上花七十多块钱淘的，也是她最喜欢的一件。一旁的吴晓波发现，平时很少穿高跟鞋的邬霞走起路有些一摇一摆，不像那些女明星们那么步态优雅。

红毯环节结束，邬霞坐在刘亦菲和宋承宪身后，那场景对她而言如同梦境。“看到那些明星很激动，本来我就是追星一族，很羡慕那些明星的生活。”但她“没有机会、也不好意思和那些明星交流”。

1996年，14岁的邬霞初二辍学，从老家四川内江来到深圳一家日资制衣厂打工。担心工厂不收童工，她借了表姐的身份证进厂登记。“从这一刻起，我是这家日资企业的假名童工，在年满18岁、拿到身份证之前，要过隐姓埋名的生活。”

刚进厂时，邬霞在包装部上班，每天站十几个小时，“脚底钻心般地疼痛，小腿肿得像馒头，每天晚上下班后，感觉双腿像灌了铅，躺在铁架床上时，双腿抽筋。”

然而，对自尊心极强的邬霞而言，精神的痛苦比身体的劳累更难忍受。每次领导用粗口骂她，她都会“觉得很没有尊严”，躲在宿舍或走廊里哭。

一次，邬霞和同在工厂上班的母亲坐在坐桶上干活，厂里一个男翻译路过，嫌母女挡路，对着她们的坐桶一脚踢过去。“我就气得要命，觉得好像自己低人一等。”

到了晚上，邬霞的怨气仍无法排解，一向喜欢看文学杂志和言情小说的邬霞突然萌生创作的想法。她对母亲说，“台湾的席绢和于晴可以写小说，我为什么不可以？”（编者注：席绢和于晴均为台湾地区言情小说作家。）

从此，她用在流水线工作的所有间隙写作，有时晚上11点多下班，她甚至写到凌晨三四点。写作成了她的情感出口和精神慰藉，也寄予着她改变命运的希望：她想通过写作得到一份类似编辑的“体面”工作。

她想象自己是言情小说中的作者或女主人公。在一本小说的封面上，女作家席绢背着一个单肩包，她便模仿席绢去买了个黑色单肩包。可那时她觉得自己是工人，“出去也不好意思背包，怕别人说又不是坐办公室的背什么包”。

爱美的邬霞常在夜市买20多元的裙子，但平日里她就穿着直筒式的工衣，不敢穿裙子出门，“觉得只有白领才适合穿那些漂亮衣服。”

她把吊带裙藏在床上，等半夜舍友都睡着了，就偷偷穿上，跑到工厂的洗手间。她拿玻璃窗当镜子，对着“镜子”转圈、摆造型。

“互联网之夜”播放了《我的诗篇》中关于邬霞的片段，邬霞的诗《吊带裙》以旁白朗诵和字幕的形式呈现在大屏幕上：

包装车间灯火通明/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温/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最后把裙裾展开/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的都相等/让你在湖边/或者草坪上/等待风吹/你也可以奔跑/但/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带着弧度/像花儿一样/而我要下班了/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我已把它折叠好/打了包装/吊带裙/它将被装箱运出车间/走向某个市场/某个时尚的店面/在某个下午或晚上/等待唯一的你/陌生的姑娘/我爱你

向澎湃新闻回忆写这首诗的过程时，邬霞描述了另一个梦境般的场景：在工厂熨烫吊带裙时，水汽袅袅升起，白色的迷雾如同仙境，她想象自己是诗中那位“陌生的姑娘”，穿上吊带裙，腰身被白马王子轻抚。

她常常这样边上班边构思作品，下班后就写下来，“这样会觉得工作的时间过得快一点。”

成年后，邬霞报名一家在某杂志广告页上号称“圆你明星梦”的艺校，从深圳远赴位于大连的艺校学编剧8个月，把当童工4年的积蓄全搭进去，却没得到任何正规培训；从艺校回来，她在父亲陪同下，带着小说手稿来到广州一家出版社，编辑让回去等通知，等来“不宜出版”的信；她去书店抄下所有能看到的文学杂志、出版社的地址以便投寄作品，在一些刊物上零星地发表一些作品……通过写作改变命运的激情被这一系列经历消磨。

她至今记得第一次发表作品是在2001年底，一本大众文学杂志刊登了她的一篇随笔，笔名梦遥。许多年过去，成为编辑、过上“体面”生活依然像个遥远的梦。

2015年6月21日，《我的诗篇》于上海国际电影节获最佳纪录片金爵奖。邬霞回到深圳，想要找一份文职工作。

她再也不想回工厂。

更多人通过纪录电影和媒体报道认识了邬霞，帮她介绍工作，但都因为没有学历失败了。“这一年多找工作，因为没有文凭吃了好大的亏。”

因为影片的影响，邬霞上了央视和凤凰卫视，成名后的邬霞反而看清“写作不可能改变命运”。“写作是我的精神支柱，上瘾了，成了生命的一部分。”

流动/固化

《我的诗篇》中的其他5位主角——煤矿工人老井、爆破工人陈年喜、叉车工人乌鸟鸟、充绒工人吉克阿优、富士康流水线工人许立志，也曾有凭诗歌改变命运的想法。

2014年9月30日下午近两点，许立志在深圳龙华新区一座大厦的17层窗口一跃而下，去世时仅24岁。在此一个月前，许立志拒绝了《我的诗篇》拍摄请求，称自己已经不写诗了。

得知许立志去世，秦晓宇和吴飞跃去了许立志在深圳那间350元一个月的出租屋，看到许立志写给深圳中心书城的一份自荐信。信中，许立志列举发表在刊物上的作品，并强调自己对书的热爱：“我羡慕所有在书城上班的人，他们可以在书海里畅游，时常能见到来书城做活动的著名作家，获得更好的学习机会。”

2016年11月，在本世纪初就获得多项文学大奖并以“打工诗人”身份闻名的郑小琼，出任广东省作协主办的文学期刊《作品》杂志社副社长。

许立志的房间有郑小琼的诗集。郑小琼曾在深圳的一次诗会上遇到许立志，“他那时很活跃地参加诗会，我看过他的诗。同样年纪的时候，他比我写得好。”但郑小琼“害怕看见年轻人炽热的眼睛，希冀她告诉他们改变命运的方法”，“写‘打工诗’的人数以万计，能如她一样改变命运的，少得可怜。她拿不出能传授他人的方法，更害怕自己的光环会遮蔽掉这真相。”（见张瑞、李骁晋：《流水线上的兵马俑——打工者许立志写作史》，《南方周末》2014年11月）

陈年喜比郑小琼更悲观。12月1日在北京皮村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他多次用“铁板”、“铜墙铁壁”来形容社会阶层的固化风险。“你要想把这个铁板破开，真的是特别不现实。不同阶层的人可能会同情你，给你一些帮助，但很难让你进入到他那个阶层。”

爆破工的经历让陈年喜走遍大漠荒山，工人诗人和《我的诗篇》主角的身份则让他有机会去许多大城市参加颁奖和展映，接触许多诗人、记者、艺人、企业老板，又赴美与名校教授交流。

一年前，陈年喜受邀参加一档名为《诗歌之王》的电视节目。今年11月5日，因《我的诗篇》冲击第8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缘故，陈年喜受邀跟随主创人员去了美国波士顿、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在7所高校和1个工会做展映交流。

从美国回来后，陈年喜感觉“特别的沮丧”。他暂住在北京皮村工友之家做义工，没有收入。母亲患食道癌，妻子身体也不好，儿子因他常年在外打工而变得叛逆和疏离。

身高一米八四的陈年喜因常年低头和扛机器在低矮的矿洞中作业，患了严重的颈椎病。去年4月，医生在他的颈椎植入了三块金属，以致于在美国过安检时总引起安检门的报警。术后的他无法再回到从事了十几年的巷道爆破工作。

长年被巷道爆破的巨大噪音冲击，陈年喜右耳几近失聪，左耳听力亦慢慢退化。陈年喜很迷茫，“现在自己身体这样了，听力这么差，颈椎也不好，不可能再到矿山去了。今后怎么养家糊口？你说你还能干别的什么，你还会干什么？”

在皮村，陈年喜的工作是跟工友之家的人外出做关于工人生存状况的调研，以及到北京的各个募捐点去回收爱心人士捐的衣服。衣服挑好的拿到“爱心超市”卖，差的卖给回收废品的人。

他给妻子、孩子和自己挑了三箱十多二十元的衣服，邮寄回家。“假如过几年我身体不好挣不到钱，这些衣服至少可以让我全家穿10年。”

“我一生都活在这种特别深层的恐惧当中，好像一生都在为自己挑衣服，给自己取暖，把自己包起来、隐藏起来，不愿意去面对这个强大的世界。”

但他乐意站出来配合《我的诗篇》的宣传和交流活动。“它（《我的诗篇》）可能没有对现实产生明显的影响，但不管什么人看了电影，都会在心里留下一个划痕。若干年后，假如观众当中的某些人到了一个多少能给工人提供帮助的处境，他可能会为工人做一点事情。”

导演吴飞跃也希望影片能对社会和人心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不管是电影，还是《我的诗篇》的整个综合计划，我们最大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一种强有力的方式，让工人、诗人的心声和他们诗意的文化创造传递到更多的人那里，然后促进大家的反思和对话。因为我们觉得不同阶层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对话其实是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标志。如果一个人只生活在自己的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里头，对其他人的情况不闻不问，我觉得那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社会。”

言说/失语

对《我的诗篇》来说，传播到工人群体本身比传播到“另一些群体”更难。

一年多来，电影的观众中有老人也有小孩，有企业主也有大学生，大部分是年轻的城市白领阶层，不乏有过工人经历的人，却极少现在仍是工人的人。

吴飞跃觉得，工人观影“需要更多带动”。“我们就有这样的案例，有些企业的老板看了《我的诗篇》很受感动，包场下来让自己的员工看。有个做房地产的企业主看完后，叫他的包工头们跟承接他项目的建筑公司说，今天晚上的工程可以停下来，他出钱请工人们一起去看。先传播到工人群体之外，再传播回工人那里，可能是我们比较能主动规划的一个路径。”

曾经有一位在舟山开造船厂的老板在观影后特意找到吴飞跃说：“我们船厂曾经办过一个很小的图书馆，我看好像没有人进去，就让人把门给锁了。今晚回去我会重新把门打开，哪怕只有一位工人要进去看书，我也要为他留好这扇门。”

与在工人以外的群体受到的欢迎不同，影片曾在工人观众那里遭到“冷遇”。

2015年7月12日，《我的诗篇》北京首映会在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举行。皮村是北京市东北五环到六环之间的一个城中村，除1000多名本地居民外，120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居住于此，他们大多在建筑、工业以及服务行业工作。

秦晓宇参加了北京首映会。

那天天还没黑，工人们抱着孩子、拿着板凳来到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院子里。秦晓宇对工人们说，“电影主人公和大家一样背井离乡，在城市里跑生活，如果说有什么区别，就是这些人用诗歌表达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喜怒哀乐。许多打工朋友可能不太会表达，有什么事搁在心里或者跟亲戚朋友说说就完了，但我觉得大家的声音应该传递给社会的其他人，让更多人知道你们的心情和处境。不管怎样，特别希望大家看完片子和我交流，特别想听到大家看完电影的感受。”

影片从七点多放到九点多。中途有小孩睡着了，工人抱着孩子离开；一些工人要早起上班，中途离席回家休息。放映结束后，秦晓宇走到院子中央，希望跟大家交流，工人们却三三两两散去。

“在别的地方放映，其他职业的观众会有跟导演交流的强烈愿望。在皮村，工人看完好像心情很沉重，可能不知道说什么好，可能不习惯表达，最后大家散去了，和工人的交流没有实现。”

长期处于失语境地的工人，面对这样一部讲述工人诗人故事的纪录电影失语了。

在《我的诗篇》系列活动中，“沉默”一词随着一首叫《最后》的诗频繁出现，这首诗出自曾有多年工人经验的诗人杏黄天。2015年2月2日，北京皮村举办《我的诗篇：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工人朗诵自己写的诗并通过网络传播，朗诵会结束时全场共同朗诵《最后》；在上海电影节“互联网电影之夜”，纪录电影的主创人员也邀请现场观众和主持人一起朗读了这六行诗：

我沉默的诗篇原是机器的喧哗/机器喧哗，那是金属相撞/金属的相撞却是手在动作/而手，手的动作似梦一般/梦啊，梦的疾驰改变了一切/一切却如未曾发生一样沉默。

一切并非像诗中所说的，如未曾发生一样沉默，工人诗人选择了表达而非沉默。但这样的表达是否无法影响现实，就像不曾表达一样？

“诗歌是一个无用的艺术。”比起改变现实，陈年喜觉得表达更大的意义在于记录，“几十年、几百年以后，人们透过你的文字、你的电影看到这个世界的一鳞半爪。”

年轻的时候，老井想过通过文字稍微改变矿工的命运。“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我越觉得这是不可能的。”采访中，身患高血压及颈动脉硬化的老井说话有些气喘。“现在我只能用文学做个记录，让后来的人知道，有那么一些人在做什么事就行了。”

这样的想法让老井坚持留在几百米深的矿下工作。2015年，老井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十年前有机会调到地面上，他拒绝了。理由是，创作煤矿题材作品且还在一线工作的写作者太少，他愿意留在井下，用文字让更多人了解矿工的故事。

生命/死亡

在所有现实中，死亡当然是最黑暗的部分之一。

在几百米地心深处工作的28年里，老井从最初“下井有种下地狱的感觉”的新人，变成一个冷静而又情感丰富的观察者。 死神既是他观察和记录的对象，也是多次与他擦肩而过的“熟悉的陌生人”。

成为矿工的头两年，他曾意外倒在皮带机上随着煤流滚滚向前，在到达幽深、笔直的井筒前条件反射地跳下皮带机，逃过坠滑下去摔死或被煤流掩埋的命运。

2008年的一个夜晚，加班4小时后的老井放下铁镐坐在地上休息，班长大声呵斥他干活。在老井起身迈出步伐的瞬间，一块大矸石从洞顶掉下，砸在他刚刚坐下的地方。（见孙俊彬：《矿工、诗人和塌陷湖》，《界面新闻》2016年10月）

在老井心中，死亡背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有一次用炸药崩煤后，躲在巷道风门外的工人们跑向工作面干活，却推不开封闭的风门，只见细细的煤粉从门缝内溢出。他们这才明白，炸药崩煤后发生了煤和瓦斯突出事故，瓦斯携带若干吨突出的细碎煤流，把从工作面到风门的几十米巷道都填上了。

“假如当时这里有几十几百人，肯定不是被活埋也会被瓦斯给熏死，假如没有这风门做庇护，假如突出的煤尘的冲击力再大些、快些，风门抵挡不住的话，假如煤和瓦斯再延迟突出几分钟，人都进入风门内的话……假如以上任何一点变成现实，这段巷道就变成天然的棺椁了！”

“从生存到死亡的距离，只有仅仅几十厘米的厚度。”事后，大家争着去亲吻那木头的门。老井只是呆呆地抬头观望，看着由钢梁和塘材芭片支撑起的顶板，“它是未知的，不可预测的，随时都可能坍塌的。”

在这股不可预测的神秘力量面前，陈年喜常常痛恨自己的无力。

2013年春，陈年喜在河南南阳一座山上做工。一天下午，他刚从矿洞出来，就接到弟弟的电话：母亲查出食道癌，晚期。

“我岩石一样，轰地炸裂一地”。

那一刻的感受被陈年喜写进诗里。

尽管无心欣赏，陈年喜仍清楚地记得当时漫山是盛开的桃花。他甚至记得巷道起爆时，气浪会沿着一个60米深的斜井上来，冲得矿洞口外的两棵桃花剧烈地颤抖。“突然回想起我在世上奔波了这么多年，老天为什么对我这样的不照应。”

陈年喜不知道桃花凋零和母亲病逝哪个会发生在前面，但家里缺钱，他不能停下矿里的工作回家看望母亲；彼时他的父亲瘫痪在床，直到两年后去世：

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做爆破工的收入勉强能支付亲人的医药费，却无法平息家人对陈年喜安全的担忧。陈年喜因为颈椎病无法回矿上工作，对妻子而言竟成了好消息，“她说至少你安全了。”

“她特别不情愿让我去打工，因为她的亲弟弟也是在矿上被炸死的，我去收尸的时候那人完全不成样子了。”

2003年，妻子的弟弟在山西临汾遇难，陈年喜连夜从河南灵宝赶到山西临汾，而煤老板早已把遗体从矿难发生的地方拉到临汾的另一个县城。

和煤老板的谈判异常艰难。整整一个礼拜，陈年喜都没怎么睡觉。谈判结果是，对方赔偿13万私了。

离开前，陈年喜说：“老板，我怎么着也得看看我弟死的现场。”

对方的回答是“不可能”。

至今，那次矿难发生在哪里、死了多少人，对陈年喜来说仍是个迷。

个体/洪流

电影镜头跟随刚失业的叉车工乌鸟鸟，来到广州的一场招聘会。

乌鸟鸟拿着一叠获奖诗作向用人单位介绍自己：我会写诗，如果你们有内刊，我可以做内刊编辑，我也会开叉车，当司机也可以。

镜头记录下乌鸟鸟几次遭拒绝的尴尬，有人说他的诗只看到黑暗的一面，有人客气地赞许他写诗的行为并表示不需要写诗的人。一位招聘负责人则把话说得很直接，“你做这份工作到底能不能赚到钱，能赚到钱咱们去做，赚不到钱咱们就不做。”

在电影的这一部分，写诗和赚钱仿佛高雅和世俗的代表，而二者在如今的吉克阿优那里并不矛盾。

凉山彝族工人吉克阿优曾在诗歌里揭露彝族童工的悲惨命运、毒品对凉山彝区的危害、彝族传统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消逝……他希望用文字改变人的思想，从而改善彝族人的生存状况。

后来他感觉这一想法“行不通”，“还得经济方面有个支持才行。”

在一个由某食品公司赞助的征文比赛中，吉克阿优和该公司董事长相识，后者经营着一个彝族风味的啤酒品牌，成立了“经商扶彝公益基金”，每销售一箱啤酒抽出0.5元帮助凉山贫困山区的儿童和老人。

“我搞文学，别人经商，我们可以联合起来把这个品牌做大，又可以做公益。”今年8月，吉克阿优离开打工多年的浙江回到凉山，加入了这家食品公司。

“工人群体的命运是资本上的问题，”吉克阿优陈述观点的语气不是那么笃定，“资本在谁手里，谁就有话语权。”

陈年喜常在诗歌中表达个人面对某种洪流时的渺小。这种洪流有时是命运、有时是死亡、有时是资本。

一次，陈年喜在矿洞外吃饭，老板喊着赶紧拿被子，陈年喜知道肯定有人出事了。吃过饭，陈年喜和工友开电瓶车进洞上班，进到8000多米深时，前方斜坡上来一辆矿斗车。

一名工友被倒置在车里，两只脚搭在车外，被子包着他蜷缩的尸体。

那名工友被运走后，空出来的矿斗车马上被工人用来上下斜坡。“我们跳上去一看，里面的血这么厚。”陈年喜用大拇指和食指比了三厘米，“脚都踩着那个血，太可怕了。”

“不能先把车里的血清了吗？”

“那不能，每个矿斗车都有分工，跑这个巷道的、走那个斜坡的，临时换会耽搁公司进度。整个矿洞像一条高速运转的链条，个人是其中特别小的一环，你这一环掉出了问题，马上就会弥补上，系统不会停止运转。”

陈年喜说，他参与的每个采矿工程都有伤亡预算。人命被算入成本的一部分。

2016年11月的一天，陈年喜登上帝国大厦顶楼，寸土寸金的曼哈顿岛尽收眼底，呈南北条形状被哈德逊河包围。夕阳给眼前的一切洒上金色，陈年喜觉得很不真实。

陈年喜写了《帝国大厦》，这首诗在旧金山的码头工会被诗人自己朗读，里面有这样几句：

站在最高的观望台上/我并没有看到更远的事物/初冬的朔风从四面吹来/让我更加惶惑:人到底意欲何往？

他不知道翻译有没有准确地传达他的诗意，不过当现场的一位听众将“人到底意欲何往”解读为“资本到底要把人带到什么地方”时，陈年喜认可了这种理解。“资本刺激着人的消费欲，让人的欲望越来越大，膨胀到不可驾驭，如果完全跟着资本走，人最后真的会走上一条不归路”

一名旧金山的码头工人举手提问：“我们也特别迷茫，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怎样才能不被资本驱赶着走。”

陈年喜告诉澎湃新闻，当时他只是拐弯抹角地聊了这个问题，“其实我真的没有答案，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