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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在敦煌：每小时翻100册写卷，自称是“开车的速度”

[法]菲利普·弗朗德兰（Philippe Flandrin）

2016-12-21 17:26

来源：澎湃新闻

伯希和（Paul Pelliot）在国际汉学界几乎是一个神话式的人物，也因带走敦煌藏经洞的大量写卷、幡画受到众多批评。他是享誉世界的学者，还是臭名昭著的强盗？

伯希和留下的是一个复杂而模糊的背影，长久以来，他的完整生平并不为人所知，即使是他的学生和家人，对他也没有足够深入的了解。法国作家弗朗德兰调查大量档案材料后写作的《伯希和传》（广西师大出版社，2017年1月），是伯希和的首部完整传记，披露了他不为人们熟知的两段军事生涯、将大批敦煌文献带回巴黎后卷入的论战等等。澎湃新闻经授权节选部分内容刊发。

伯希和肖像

1907年圣诞节前夕，伯希和离开乌鲁木齐，经官道前往吐鲁番。吐鲁番绿洲位于古丝绸之路北侧，拥有众多考古遗迹。但伯希和不打算在吐鲁番停留太久，时间紧迫，必须尽快赶到敦煌，看一看敦煌佛窟和著名的藏经洞。1月24日，伯希和抵达哈密，来到位于戈壁滩和蒙古之间的中国门户。1月28日，伯希和离开哈密，深入戈壁滩腹地，去迎接铺天盖地的寒冬。他必须经受严寒的考验，一行人马在冰冻的天气中遭受了一些损失。随后，天气变得晴朗起来，但气温仍在不断下降。伯希和考察队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在海拔一千五百五十米的星星峡发现了此次东行途中最后一座穆斯林坟墓：

穆斯林圣贤的墓上插满了木棍，朝圣者在上面系了很多布条。我们在那里测量到整个旅途中的最低温度（-36℃），尽管当时我们并没有太多感觉。

必须给牲口卸掉驮鞍，因为它们已经不堪重负。在缺少食物的情况下，只能拿斧子砍了它们吃肉。夜里，伯希和与同伴们挤在朝圣者歇脚的小屋里取暖。这段日子是最艰苦的时期，即使是穿越戈壁滩时的酷暑也不足以与之相提并论。考察队从喀什出发以来，经受了严寒的极端考验。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也要到达敦煌。

伯希和一行沿着有水井的地点，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经过星星峡后，海拔已经上升到一千六百米。随后，他们再次走向飞沙走石的荒漠，一直走到疏勒河边。这条河宽二十多米，水量充沛。他们渡过河，对岸的景色迥然不同：

再过几公里就是柽柳沙漠，然后是盐碱地和柽柳丛，有不少佛塔和房屋遗址。从石槽子开始，便进入了沙州（敦煌）绿洲，那里距离城市十七公里。

沙州绿洲方圆二十五公里，以贯穿南北的沙州河命名。它位于南山山脉北侧，与西藏隔山相望，占据了甘肃省最西端。伯希和考察队在新疆考察了十五个月后走出那里，超越了最初设定的考察范围，来到敦煌。

20世纪初，敦煌有八十五个村庄、三万人口，全部是汉族人。敦煌行政首府沙州城人口三四千人，到处是商人和手工艺者开的店铺，另外也有一些农民：

农民们精耕细作，尽管他们使用非常原始的农具，但小麦、大麦、玉米收成都不错。他们颇有耐心，顽强地对抗着周围的盐碱地，试图扩大自己的耕地面积—用沟里挖出的泥沼铺在盐碱地上，厚度不到一米。

尽管如此，他们的生存条件依然艰苦，毒品在当地很流行：

尤其是在敦煌，吸食鸦片已成为痼习，无论男女都会沾染。孩子哭闹时，母亲甚至把鸦片烟吹到孩子脸上，好让他安静下来。

伯希和一行到达时即发现绿洲北部有一些村庄遗迹，大部分村庄都有类似堡垒的建筑。在漫长的历史中，敦煌经常成为来自哈密、于阗和南山游牧部落的侵袭目标。“农庄周围建有高墙，四角有高大的塔楼，守望着广阔的村落。居民和牲畜可以躲在里面，抵御外界侵袭。当地人和部分财产得到了保护，但最完善的灌溉系统却没有任何屏障，很多水渠遭到破坏，无法使用，导致盐碱地面积进一步扩大。”在绿洲腹地，有一个形似月牙的湖，湖南岸陡峭的悬崖上雕刻着汉人口中提到的千佛洞，维吾尔人称之为明屋。2月25日，伯希和在千佛洞与努埃特及瓦扬会合，他们已在伯希和之前先行抵达。

古河床已经干涸，岸边悬崖上雕凿着数百个佛窟，窟内绘有壁画，座台上刻有佛像，这就是千佛洞，距离敦煌城东南约十五公里。古时的僧侣不住在佛窟中，而是住在修建于干涸河床上的露天寺院里。大部分佛窟壁画都是5—11世纪的作品。壁画中数以千计的注释对壁画进行了解释，并注明了年代。我们借此可以研究佛教艺术在中国西部最辉煌的一段发展史。魏、唐时期的佛教艺术，在别处只能见到浮雕和造像，这里却有一系列体现其发展过程的板绘。

这里的洞窟完好无损，和丝绸之路上其他地方的洞窟不同。瓦扬记述道：“穆斯林从未到过这里，虔诚的佛教徒在这片四十多米高的山崖上开凿佛窟，窟内壁画未遭到破坏。”

直到当时，还没有人对这些石窟进行过“认真”研究，包括先前来过的斯坦因。伯希和马上开始工作，瓦扬负责绘制地图，努埃特拍摄照片。伯希和给洞窟编了号，共有182个值得研究。随后，伯希和列出清单，对千佛洞进行系统性研究。洞窟中的造像、壁画、浮雕和装饰图案令人叹为观止，但这些并不是伯希和最关注的，最让他着迷的是阅读洞窟墙壁和石碑上的文字。

伯希和的笔记中夹杂着法文和汉文，抄录了负责各个洞窟的僧侣和施主的名字。这里和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的巴米扬一样，出资修缮、装饰和修整石窟的人通常是一些游客。有时候，这些有头有脸的来访者希望僧侣为其祈福，获得他们的庇佑。和在库车一样，僧侣们也会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墙壁上。僧侣效仿施主，名字用汉文书写，但也有用蒙文、藏文、回鹘文甚至印度原始文字婆罗米文书写的。亚洲各族人都到过敦煌千佛洞，有的甚至在千佛洞驻留。伯希和初步列出清单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他精通古汉语，这是他胜过捷足先登者的决定性因素。他虽不是第一个考察千佛洞的人，却是到那时为止唯一一个读懂千佛洞文字的外国人。正如他在写给埃米尔·塞纳尔的信中所说：

我认为，我大概可以为一大批佛窟断代。几乎每个洞窟都由一个家族前后几代人传承维护，或归于一个类似宗教社团的组织集体管理。在施主名字旁边，还有对窟主更详细的记述。因此，如果题记中提到的人物足够有名，我们就可以由此精确地推断出壁画的年代。其中一个洞窟的主要出资人是一个叫做议金（姓氏已丢失）的人，此人当过统辖敦煌、哈密、吐鲁番、金满（靠近吉木萨尔）和楼兰（位于罗布泊以南）的地方首领。通过对比该洞窟的文字，可以确定这个人物的姓氏，他就是曹议金，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建立过地方政权的人物。10世纪初，曹氏取代张氏，在敦煌确立统治地位。还是通过壁上的文字，我们了解到曹议金的一个外甥女是北方回鹘圣天可汗的小女儿。同时我们可以判定，洞窟墙壁上的装饰属于10世纪前二十五年的作品，此外还发现了体现敦煌汉族人和回鹘人关系的信息。这些洞窟一再向我们显示，甘州汉族人和回鹘人相互通婚，于阗统治贵族也和汉族人通婚，于阗统治者还因此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封号。依然是通过释文，我们了解到一位于阗国王的女儿嫁给了曹议金的孙子、第二代继承者曹延禄。诸多信息都很确凿，因为曹延禄和父亲曹元忠及祖父曹议金都是我们熟知的中国历史人物。然而，墙壁上所有文字都未提及吐蕃。个别石碑虽提到拉萨的赞普（8世纪末在敦煌实施统治），但施主们似乎并不喜欢强调对西藏将近一个世纪的依附时期。

塞纳尔应该感到高兴，因为他希望伯希和考察队有“独到的发现”，而伯希和的来信正好为他提供了说辞。只有像伯希和这样的汉学家才有能力抄录和利用题记、涂鸦来增加对敦煌古迹的了解。在敦煌，几乎所有书写用的都是汉文，这一文字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伯希和证实了这一情况：

也有藏文、回鹘文、用常用字母书写的蒙文和一点婆罗米文，但这些附带性的题记只记录了诸如村民在洞中烧香拜佛的经历，参考价值很小。所有重要内容都是用汉文写的。

我们可以料想到，斯坦因返回欧洲后可以随心所欲地信口开河，尽管他什么都没看懂，因为只有写这些文字的作者知道自己在说什么！2月底，伯希和再次研究了第一组洞窟。1号洞窟在1814年用现代工艺翻修过，墙壁上的图案已残破不堪，但仍可看到顶部的佛和菩萨。女供养人的题字在洞口上方。6号洞窟的壁画保存完好，造像也基本完整。我们还可以看到男女供养人的面部画像，他们的生平已经和敦煌石窟的历史融为一体。8号洞窟顶部绘有上千佛像，廊道内立着很多菩萨整身造像。9号洞窟里挂着很多藏式还愿牌。10号洞窟内有一个石座，上面树着一方黑色大理石碑。15号洞窟内有严重的烟熏痕迹，壁上覆盖着炭黑，以前是用木炭取暖做饭的地方。伯希和进入16号洞窟，在本子上潦草地记录道：

洞窟风格普通，内有一尊大型坐佛，雕刻于洪积层悬崖上，表面涂有柴泥。洞内装饰和佛像均年代久远，不像南边洞窟中与之类似的造像那样，修葺后十分丑陋。壁上绘有两个菩萨，尺寸较大，高度大致相当于佛像一半。入洞廊道左壁用新近的支柱支撑着，供养人画像和题记后面可能还有支柱。廊道右壁上有女供养人画像残片和浮雕题记，我辨认出了几个汉字。

廊道两侧高处各有一个大型壁龛，内有佛像。可惜我没有梯子，没办法爬上去，况且这些佛像看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价值。大型佛像左手平放于膝盖上，掌心朝下；右手抬起，手指张开，掌心朝前，与北边洞窟内大型佛像的手势不同。我在洞口左边墙壁上发现了主要供养人的题记浮雕，尚可辨认出几个字。可能还有其他题记，应该试着找找。

这些生动的记载是紧锣密鼓的考察工作的成果。千佛洞石窟数量众多，内容极其丰富，考察工作容不得半点拖沓。另外，并非所有洞窟都值得研究，例如伯希和对17号洞窟只写了寥寥几笔：“洞很小，没什么意思。”还有16号石窟：“洞很小，常见的风格，没什么。”以及160号洞窟：“洞很小，古代风格。”而163号洞窟却激起了伯希和的兴趣，可惜藏经洞上了锁。一名僧人诚惶诚恐地向伯希和解释说，发现藏经洞的王道士受甘肃兰州官府委托担当看守人，但他现在不在。这样的话，自然也就进不去了。王道士去哪了？也许在敦煌。伯希和只好返回敦煌，在那里找到了王道士。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汉人，穿着道袍，头上戴着一顶道冠，下巴上留着小胡子，笑容可掬，模样谦恭。他对伯希和说，是神灵托梦给他，他才发现了藏经洞。实际上，藏经洞1900年被发现纯属偶然。

当初，王圆箓主动承担起修缮通向佛造像和施主画像的廊道的任务。他在一座封在墙里的石碑后面发现藏经洞，还发现里面的写本、彩绘、素描、幡旗和一批小型铜造像。很多卷子被当做礼物送给甘肃官员。一些朝圣的蒙古人前来查阅大部头藏文写本。后来兰州官府得知这一消息，但发现洞窟中既没有黄金也没有白银时，很快便对藏经洞失去了兴趣。

就这样，王道士一个人守护着藏经洞。他告诉伯希和，斯坦因在洞中考察过三天，买走一批写本。

王道士还说，我们的英国同行付给他一笔钱，数量可观。他的目的是让我们付更多的钱。我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暗自思忖用什么手段对付他。

“手段”，这个词用得很好。伯希和只有付完钱才有权进入藏经洞进行挑选，但也只能拿出有限的几个卷子，以免吓到看守藏经洞的王道士。

藏经洞的钥匙不在敦煌，而在千佛洞。于是伯希和陪着王道士返回千佛洞：

我们最终拿到了钥匙。3月3日“忏悔礼拜二”这天，我进入神圣之所。我惊呆了！八年前，藏经洞的书卷开始外流，我以为藏书数量已大大减少。您能想象吗，当我进入二点五米见方的洞中，发现里面三面墙上都堆满一人多高的书卷，每面墙都有两三层卷子。大量藏文写本夹在两块木板之间，用绳子捆着，堆放在一个角落里。其他书捆里也隐约可以看到一些汉文和藏文文字。这是激动人心的一刻。伯希和好像是侦探，又好像是盗贼，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这个藏经洞。

藏经洞壁画属于常见风格，但看起来更古老，应该没有经过修缮……菩萨造像一直排到藏经洞门口。可以推断，写本藏入洞后不久，洞窟就进行了一次修缮。还可以推断，为了使藏经洞不易被人发现，这次修缮的目的正是要掩盖藏经洞。只是当时时间仓促，人们不会有兴趣对整个洞窟进行修缮。还有另一种可能性，纯属我个人观点：11世纪初，僧侣们偶然发现菩萨像后面有一个洞穴，遂将它用作藏经洞，并试图加以掩盖，所以才在上面重新做了一遍修饰。

我很快做出决定，至少要对藏经洞进行一次粗略考察，这项工作将为我指明方向。要逐个展开藏经洞中一万五千至两万册藏卷，我没有时间进行过多思考，否则六个月也看不完。但我至少要把所有卷轴都打开一遍，辨认每个卷子的性质，看看是否有新发现。第二步要把卷子分为两类，一类是精华部分，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拿到手；另一类也要努力争取，但必要时可以舍弃。尽管我很努力，这项工作还是花了我三个多星期时间。头十天里，我每天翻看将近一千册卷子，这肯定创下了纪录，因为平均每小时要在洞里翻阅一百册卷子，那是文献学家在用开车的速度翻看写卷。后来，我放慢了速度。开始时我有点疲劳，书捆里的灰尘让我喉咙很难受。接下来，我开始和王道士讨价还价，我想尽快谈妥，避免耽误更多时间……不仅对一册卷子是如此，对一页破纸也应如此，因为只有上帝才知道这堆破纸片有什么价值。只要未经过我的手，就不能排除里面有我需要的东西的可能性。

尽管工作条件恶劣，伯希和还是注意到，完成于11世纪初的西夏语写本中出现的最晚年号属于宋朝初期，即10世纪末。他还发现，西夏人1035年占领了敦煌，但藏经洞书卷中没有关于西夏的记录。伯希和由此推断，藏经洞可能是在西夏入侵前封上的。

汉文和藏文文书、绢画、帷幔、铜造像和851年雕刻的大石碑毫无秩序地堆放在一起。也许有人认为，成捆卷子四处散落是因为当地即将遭到入侵，人们都很恐慌，但我觉得更应该从中看到当时中原文明在敦煌地区的衰落。

伯希和花了三个星期时间，凭借蜡烛的微光在洞穴中翻阅书卷。这些书卷反映了公元后第一个千年后半期汉、藏、回鹘、粟特文化在中原门户之地敦煌相互交融的情景。藏经洞中藏文卷子比婆罗米文和回鹘文多。我把它们全部放在一边，一共有近五百公斤写本，可以上溯到藏传佛教诞生后最初的四个世纪，但我担心无法获得所有这些卷子。一名叫做柴达木的蒙古王公好像每年都来千佛洞，养成了在那里看“夹板”（夹在两块板子中间的经文，汉文称之为“书”）的习惯，王道士不敢惹他生气。

伯希和还是获得了数量可观的藏文写本，包括一部8—10世纪期间用墨在纸张上书写的西藏史。伯希和上次离开千佛洞前往敦煌时心情焦躁不安，现在又回来了，心情终于放松下来。伯希和在藏经洞里发现一张写于9世纪的希伯来文单页，这让他惊愕不已。这张纸的作者是一个来自伊朗的犹太人，纸是折着的，也许他当时把纸带在了身上。纸上的文字主要是《先知》和《诗篇》的部分段落，目的是祈求神灵的宽恕和恩赐。

……洗清我们的罪孽吧！哪个神灵能如你般铲除罪恶？……请勿忽视我们的赞颂之词，请原谅众生的不端，聚集起你的信众，洗清犹大的过错，授予你的信众旌旗，耶路撒冷的创建者！……

在恐惧和匆忙之中藏起来的书卷和纸页在洞里堆放了九百年。最初，藏经洞塞得满满的。伯希和在书卷中占据的狭小空间正是斯坦因留下的空隙。伯希和亲自翻阅的不仅有写本，还有数量众多的彩绘和画稿。一大幅用墨、金和彩色绘制成的画引起了伯希和的注意。一位9世纪的画匠在上面描绘了千佛洞当年的场景：一名僧侣背着大背篓，里面放着书。背篓很重，僧人弯着腰，手里牢牢地握着禅杖。他用力向前走着，脸上露出吃力的表情，眼光中却闪烁着强烈的渴望。道路艰辛，从印度一路走来需要穿越沙漠和戈壁。一只老虎陪伴着他，保护他前行。他头顶上升起一小股烟，化作祥云，上面坐着佛祖。他手拿大串佛珠和禅杖，浑身上下配备了所有朝圣者应有的行头：钵、拂尘、手提香炉和帆旗。这是一幅描绘北印度传法僧来中国的画像，敦煌是他们必经之路。这幅画很典型。

伯希和通过千佛洞已经叩开进入中国的大门。1908年2、3月间他到访过的藏经洞可以毫无争议地称为藏匿中华文化的秘密之所。除了汉文、粟特文和梵文外，伯希和对其他文字并不太了解。他向同伴瓦扬医生解释说，这样的话只能根据书卷外观进行判断。这只是小小的遗憾，因为藏经洞中大部分书卷都是汉文的。其中除宗教典籍外，还有历史、地理、文学、古典音乐文献，以及写在普通经书背面的各种笔记、账本、记录等。伯希和发现一封很有意思的信，是963年于阗王写给沙州刺史的。

这封信上有国王的签字和玉玺印，还有王子的小印，内容是建议两个政权同时在于阗进行统治。这种统治模式好像确实存在过，用以应对穆斯林对于阗的威胁。当时穆斯林已经占领喀什，于阗四十年后也被穆斯林化，但当时还在极力通过书信和友好姿态加强与沙州和中国其他地区的联盟关系。

白玉壹团。

赐沙州节度使男令公，

汝宜收领，勿怪轻鲜，候大般次，别有信物汝知。其木匠杨君子千万发遣西来，所要不昔（惜）也。凡书信去，请看二印，一大玉印，一小玉印，更无别印也。

大、小印均有刻字。国王的大印上刻有“通天万寿之印”，王子的小印上刻有“大于阗汉天子敕印”。

尽管斯坦因已经带走一大批书卷，伯希和的发现仍堪称奇迹。他在敦煌的发现揭开了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因此比在库车的发现更有意义。

藏经洞中大部分是常见的汉传佛教典籍。我们发现大批鸠摩罗什、玄奘和义净的译著，虽不完整，但有许多册，如《正法华经》、《大般涅槃经》，特别是近六百卷的《大般若波罗密多经》。这些典籍篇幅都很长，我看到太多次须菩提这个名字，简直让人难以忍受。这一次有可能得到一批比手头掌握的文献更早的写本……所以必须将它们全部带走，否则就要精心挑选。

艰难的选择，这正是在敦煌藏经洞里用开车速度工作的文献学家面对的难题。他当然会就此制定合理目标，因为自从离开乌什—买拉万的喀什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就一直指引着他。他和帝国的元帅们一样，能够处理好一切，因为他不仅有才学，运气也不错。

在这些佛教文献中，我最希望找到关于朝圣者的记述。他们当中最有名的是玄奘。刚开始时，我发现一块残片，价值不高，但上面写着玄奘的名字……还有一段笔记记录了玄奘在西安府附近寺庙斋戒的情景。一张破碎的纸片上列举了中亚地区国家名称，可能是受到了玄奘的启发。关于《大唐西域记》，我只找到第二章中描写犍陀罗国的部分。

伯希和发现的纸墨写本是用汉文写成的。除《大唐西域记》外，伯希和还发现了《往五天竺国传》，该书作者慧超在8世纪经南海前往印度求法，后从印度东北部经敦煌返回。此外，还有老子的《道德经义疏》第五章、《老子西升化胡经》第一至十章。13世纪蒙哥汗下令烧毁《老子西升化胡经》，但伯希和最终还是收齐了这部经典。伯希和在写给埃米尔·塞纳尔的信中总结道：“在我看来，这些写本为汉学研究带来两个新发现。首先，汉文写本是我们现有资料里的一项空缺。第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首次利用文献进行工作了。我的意思是，此前的研究始终受制于已有成果……我们从未掌握原始、独立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