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邓小南：研究中国历史，为什么需要外国学者的参与？

12月12日，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举办了一场主题为“中国与世界：关注、探讨与展望”的学术论坛，邀请国内外人文社科领域数十位顶尖学者齐聚一堂，就“新环境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和交流。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邓小南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多种学术语境下的深度对话”的讲演，就“对话”与“相知”、“词汇”与“概念”、“语境”与“深度对话”等问题阐述了她个人的看法。

深度对话是传布思想的重要方式

在不久前，北京大学刚刚成立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希望建立起一个对话的平台，以便于不同的学者展开对话、交流和讨论。邓小南教授现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她在工作中接触到了许多学者及他们发表的著述，引发了她本人对于不同学术语境下的学者如何进行深度对话等问题的思考。这也是她选择该话题作为讲演内容的原因之一。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不同地区的学者有着愈来愈多的机会聚集在学术机构中进行对话。在对话日益频繁的情形下，“深度对话”的意义就开始凸显出来。邓小南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最近举办的一些讲座为例，指出所谓的“深度对话”，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关注并理解对话者彼此的文化背景和学术语境，这样才有可能使对话不断深入下去。实际上，在中外历史上，早期的许多知识都是通过对话的方式流传的。比如在中国，从先秦时期的孔子一直到宋代的朱熹，在西方世界，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无论是《论语》、《斐多篇》还是《理想国》，其实都是对话体或问答体的形式。对话，始终是传布思想的重要方式。在北宋中期，一些重要的思想家也曾就对话的意义发表过见解，如宋代历史上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邵雍。哪怕是当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如果有朋友来访，能够进行深度对话，就能达到“思致幽远，妙极道数”的境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方面深度对话是相知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相知很深的人，通过对话，能够碰撞出他们思想上的、精神上的火花。

邓小南说道，正如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教授在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所说的那样，希望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能够在新的平台上产生出新的思维方式。从延展的意义上说，对话不仅包括当面的交谈，也包括研究者通过阅读文献材料、物质遗存所进行的和前人的“对话”，还包括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之间的“对话”。对话，实际上是相互理解、传布知识、思想碰撞的重要方式和载体。邓小南援引著名历史学家卡尔（E. H. Carr）的例子，指出卡尔在回答“什么是历史”这样一个问题时，他首先想到的一个回答就是：历史应该是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之间一种不断的、往复进行的对话，其实也就是今天和昨天之间一种永无止境的对话。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的著作《历史是什么》

邓小南之所以非常关注深度对话的问题，也是因为她注意到，虽然现在我们对话的机会越来越多，但是仍然有很多对话停留在浅表性的层次之下。近几年来，网络语言的流行促使了一些“短、平、快”对话方式的产生，形成了一些青年人之间对话的新习惯。出现的这些情况，使得人们不再过多在意和讲究语言的使用和内涵的准确，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到学术的叙述和论证的表达。邓小南认为，“对话”这件事本身是我们每一天都在进行的，之所以有必要把“对话”的方式拿出来讨论，其实也表现出对一些浅表性对话所带来的隐忧的关注。

“中国”是“Central Country”“还是“Middle Kingdom”？

“词汇”与“概念”，也是我们在对话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周易·文言传》说：“修辞立其诚。”尤其强调修辞的重要性。邓小南认为，实际上我们的很多意念都是从词汇、概念的表述开始的。费孝通先生在他的著作《乡土中国》中认为，概念“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是要“用词来表现的”，在人的生活与时间关联中，“词是最主要的桥梁”。在词汇的对应上，则有丰富和匮乏之分。我们在研究和平时的对话中，其实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在日常闲谈中谈到家庭亲属关系时，就会意识到汉语世界和英语世界中有关家族结构的概念和复杂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学术研究中，我们也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有一些词汇和概念，不是拿着字典就能对应翻译出来的，还需要对文化背景和学术脉络有所理解。比如在英文中，我们会看到country、state、nation等表述，但是在汉字中往往只是用“国家”这一个词汇来表达。实际上，这种做法难免混淆了概念的不同层面。又比如，我们在讲到“问题”的时候，常常只使用“问题”这一个词汇，但在英文中，则可以用question、problem、trouble、topic、issue、point等不同的词汇。实际上我们看到，相比于中文世界，在西方的学术讨论中，词汇的分殊和概念的厘清要严密得多。在日常交流和学术表达的时候，此类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往往是习焉不察的，但是却很重要，足以构成影响彼此对话深度的障碍。

近期，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将会举办一场讲座，由James Robson教授主讲，主要内容是他在翻译《道德经》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西方学者对《道德经》内容的使用，以及在翻译过程中反映出来的文化交流与多重误解。实际上，这一类的问题也是我们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198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聚集了世界各国的一些学者，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论文集后来结集为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出版。我们从它的副标题就可以看出，它把“China（中国）”翻译为“Middle Kingdom”，这其实是一种误解。2008年，在台湾举办的一次主题为“Geography and Culture”的学术研讨会上，哈佛大学包弼德（Peter K. Bol）教授作了一个发言，主旨是中国历史上地理和文化的一些相关问题。包教授认为，所谓中国历史上的“Middle-Period”时期，大约相当于公元750年到1550年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他进而指出，从“Middle-Period”时期当时人对“中国”这个概念的理解来看，应该把“中国”翻译为“the Central Country”。对于同样的词汇，学者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不同的理解，就会选择不同的翻译方式。

邓小南注意到，最近学界有很多与“中国”概念相关的讨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在11月曾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两位研究员进行了一场关于“最中国”的对话。其中，何努是陶寺遗址发掘领队，许宏则是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他们分别谈论了各自心目中理解的最早的“中国”。邓小南认为，实际上这种讨论不仅仅是考古发掘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概念如何进行理解的问题。学术界对如何理解“中国”有很多的讨论，包括葛兆光《宅兹中国》、许倬云《说中国》、许宏《何以中国》，分别从文献或者考古发掘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概念建构和历史上有关“中国”叙述的历史演进。

邓小南还指出，学术词汇的选择和概念范畴的理解，应该说往往是没有绝对的正确和谬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混沌杂陈、无是无非，也不该导致在概念甄别和辨析上的缺席。我们不能满足于自说自话。通过深度的对话，应该可以厘清一些概念，至少可以认清彼此的观点和彼此的意念。我们在了解了不同提法背后的学术脉络后，就可以寻求讨论的共同基础，梳理出一些困惑的缘由。

研究中国历史，为什么需要外国学者的参与？

对话，其实是需要有一些问题意识作为主导的。问题意识与历史学一贯追求的反思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阅读，不仅是我们“对话”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能够让我们进入特定语境的方式。在研究实践中，我们常常会感到：即便同样是汉语世界的学人，我们在和古人、和前辈、和同事对话的时候，仍然会有言语上的隔阂和理解上的参差。同样的文章、同样的材料，不同的读者会体悟出不同的内容。就同一个读者来说，在不同阶段和心境下，也会读出不同的内涵。这就要求我们要放下身段，不断地追问，往复地对话。而这种不断追问和往复对话，在邓小南看来，是需要引导的。而这个引导，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和反思精神。二者是能够深入对话的前提。

很多时候，对话会涉及到内在与外在的关系问题。大约十年以前，北京大学哲学系杨立华老师翻译了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田浩（Hoyt Tillman）教授的著作《宋代思想史论》。在译完这部书后，杨立华就他在翻译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做了一个总结，写成一篇文章《在母语的防线上》发表。他说道：“从真正的内在立场看，我们对汉语文化的注目根于内心深处不容或以的冲动。这冲动超越了所有的计度和衡量，也超越了所有的价值考虑。”但是他觉得，相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外国学人是以阅读中国为目标的。田浩教授在《我的思想史研究》这篇文章中，也直接说到了作为老外在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优势和好处。他说：“老外有一个好处，可以从外面的角度来看一个传统。一个在传统中长大的人，研究这个传统，很容易觉得这样子的演变、发展是自然的，不必解释……从外面看，可以看出一些新的立场或是问题。”外部的立场对于刺激一种新的认识很有益处。由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主编的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不久前在中国大陆出版了中译本。在这套书的总序部分，卜正民教授也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卜教授引用了朱维铮教授的一段话：“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邓小南认为，内在的视角和外在的视角确实是应该互补，不同观察视角的组合，人们才能对中国和世界各个地方的政治、社会、文化，包括生活的经验有一些新的体悟。“内在理路”和“外部立场”其实不仅体现出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出发点不同，也反映出人们对很多问题的观察都会有面向上的差异。但正是由于有这些差异，才能够丰富学界对于整体的认识——这也是我们需要寻求“深度对话”的原因。通过深度对话，我们希望建立“共通”的而不是“共同”的话语，让我们的叙事和理解能够更加贴近历史的现实。

卜正民教授在会议现场

邓小南在多年以前曾从事社会性别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她当时就感觉，中国学者和欧美学者的对话尽管是非常友善的，但有时候讨论的问题并不处在同一个平面上。其中原因之一，或许在于性别研究本身也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对于性别差异的体悟和关注点可能就不同。发展中国家很多方面的“启蒙”在实际上并没有完成，“现代化”仍然是全社会面对的挑战，而一步跨入“后现代”之后，中间的文化缺环就容易显露出来。邓小南认为，如果我们要做到有效地交流，首先应该了解彼此的文化背景和学术语境。有时候，观点的错位就是来自立场、观察点和文化的差异。以邓小南擅长的宋史研究为例，国内学者讲到宋代的历史，都是痛惜于它的疆界狭小、对外作战能力弱，我们关注的是王朝灭亡的悲剧；而欧美学者对于宋代的研究，更多地赞誉宋代文化的昌盛，他们关注的是王朝持续的原因。

在对话的过程中，既要“求同”，也要“存异”。邓小南还指出，深度的对话还需要技术层面的保证，要求对话的组织者能够沉潜下去，能够寻求深度对话的有效方式。邓小南寄语道，我们虽然不能期待通过对话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深度对话会使我们开阔视野，减少误会。不同的文化需要互通、互鉴。文化特色鲜明，文明繁荣多样，我们对同样的问题有丰富的不同理解，我们的世界才能走向丰富多元，而且健康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