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赫希曼：全球化的知识分子和入世的哲学家｜纪念

阿尔伯特·赫希曼：全球化的知识分子和入世的哲学家｜纪念 原创 三辉图书 三辉图书

阿尔伯特·赫希曼

2012年12月11日，思想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去世。

“阿尔伯特·赫希曼是当代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的著作改变了我们对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和人类行为的认识，也改变了我们对身份认同、忠诚、义务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如是说。

今天的推送摘自赫希曼的首部长篇传记《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中复旦大学韦森教授所撰写的序言。这篇序言从“隧道效应”、《激情与利益》、《反动的修辞》等观点和作品入手，介绍了赫希曼的思想创见；赫希曼的思想历程也在其中得到呈现：一个经济学家，如何进入思想史的世界，转而思考资本主义的起源与民主制度的基础；随后又重新关注现实，倾注一生的“战斗经验”，思考如何改革。

1996年，在为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扛鼎之作《激情与利益》一书所作的序言中，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教授的开篇第一句就说：“阿尔伯特·赫希曼是当代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的著作改变了我们对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和人类行为的认识，也改变了我们对身份认同、忠诚、义务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Hirschman, 1977/1997, p. ix）森教授的这句话，言简意赅，大致总结了当代世界的一位思想大师阿尔伯特·赫希曼主要学术贡献和在当代人类社会思想史上的地位。这本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杰里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教授花十余年研究功夫、亲身访谈和查询档案资料所撰写的《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全面、细致而翔实地介绍了赫希曼这位当代全球化知识分子一生的生活经历、思想历程和学术贡献。而贾拥民先生翻译的这本800余页的思想传记巨著，也向广大中文读者提供了一个可靠和可信的中译本。

作者: [美] 杰里米·阿德尔曼 译者: 贾拥民 出版: 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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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令：今啊去上那出他会天人之着去啊可

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社会文明史上，20世纪可谓是一个跌宕起伏、复杂多变和波澜壮阔的世纪。在20世纪，世界上曾发生了上亿人丧亡的两次世界大战，出现过德国希特勒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权，发生了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并且也在十几个国家发生了70余年中央计划经济的实验，并在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了苏联的解体，东欧的转制，中国和越南的市场化改革。在跌宕起伏的20世纪里，西方国家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现代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的巨大变迁和演进过程。伴随着20世纪人类社会跌宕起伏的制度演进和变迁，也有无数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从多学科的角度在探索、反思和理论化地揭示人类社会运行的一般原理和与基本法则。这其中包括马克斯·韦伯、约瑟夫·熊彼特、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约翰·罗尔斯、罗伯特·诺齐克、詹姆斯·布坎南、阿马蒂亚·森等等。本传记的主角赫希曼，无疑也是这些当代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不过与其他跨学科的伟大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不同，赫希曼一生的坎坷而又辉煌的学术探讨和著述经历有以下几个特点：（1）赫希曼更多地是从身临其境的现实观察而不是从宏大的理论推理和逻辑叙事来论述人类社会运行和演变的一些基本原理；（2）与其他一些思想家更多地在西方大学中教书和做研究相比，赫希曼一生坎坷和从事过多种职业，更多地是参与到现实社会实践而进行观察和思考，因而被这位传记的作者称为“worldly philosopher”(这个词组在中文语境中可被理解为“俗世的哲学家”“入世的哲学家”和“现实世界的哲学家”)；（3）赫希曼早年背井离乡、历经磨难、漂泊无根、居住过许多国家并在中年和晚年在数所著名大学执教和做研究，使他不会属于任何一个单一的文化传统、学术流派，甚至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而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知识分子（见本书中译本第3页，下同）；（4）由于赫希曼真正开始学术著述是在“二战”后移居到美国之后，与上述大多数当代思想界的巨擘相比，赫希曼的理论著述更晚一些，因而，尽管他在世界经济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影响甚大，是西方国家“学术界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第12页），但相对较少地为学术圈外的普通人尤其是中国读者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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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效应

在与哈佛大学的年轻的同事赫伯特·金蒂斯、鲍尔斯等人的交流中，赫希曼把人们对来自他人奖赏的快乐与人们对他们自己的快乐的偏好“按字典顺序进行了排列”（Lexicographic ordering），创作了他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收入不平等的容忍度》（Hirschman,1973）。在这篇论文中，赫希曼提出了经济学中的一个隐喻效应“隧道效应”（the tunnel effect）。对于这个隧道效应的发现过程，本书是这样记述的：

赫希曼用它来刻画人们的情绪从满足变为愤慨的动态过程，并用它来揭示决定了这种情绪变化的预期变化的奥秘。有一天，赫希曼在波士顿洛根机场隧道入口处陷入了一场交通大堵塞，他耐心地观察了其他司机的情绪变化，也细心地品味了自己的情感变化。当拥堵开始缓解时，赫希曼注意到，那些被堵在纹丝不动的车道上的司机在看到相邻车道上的车子开始移动时，心情显然变得舒畅了一些，因为他们预期到，既然别的车道已经疏通了，那么他们自己所在这个车道应该也很快就会变得畅通。然而，这些司机在等待了一段时间后，就开始不耐烦地按起了喇叭，他们开始羡慕别的车道的司机了；很快地，他们的心情从轻松变得成了嫉妒，而嫉妒又转变成了愤怒，因为这些司机开始觉得有人在欺骗他们。这样一来，他们的心情也就变得比原来还要糟糕很多——他们曾经觉得受到了帮助，因此大感欣慰，现在又觉得被剥夺了，因此非常愤怒。(第587-5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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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当代人类学大师，也是赫希曼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同事和好友克利福德·格尔茨高度赞扬道：“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无比奇妙生动的比喻，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千个复杂的图表。这篇论文也印证了我长期以来一直怀疑的一件事情：小汽车是社会心理学家的移动实验室。在自己的小汽车里，人的本性会赤裸裸地显露出来。”远在英国剑桥的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数年之后读过这篇文章后，也深为激动，立即写信给赫希曼，称赞他这篇文章是“最微妙的讽刺写作方法的典范之作”（第589页）。

除了这一活泼生动比喻的“隧道效应”外，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到拉丁美洲的访问中，赫希曼在巴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特别迷人的悖论。“经济的快速增长为政府提供了某种合法性，或者说，有人相信经济增长能够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到1974年的时候，隧道效应实际上已经耗尽，这可能是因为在政治方面一直没有什么进步。然而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却是，人们并不相信经济扩张的真实性。”（第600页）在巴西的这次访问中，赫希曼还发现，在拉美当时的发展阶段，政府养成了一个“自我毁灭”的习惯，即竟然相信了自己真的能够不断促进经济增长的神话。“高经济增长率造成了一种过强的白噪声，完全淹没了源于其他社会问题的其他‘噪音’，从而有效地隔离了决策者。”这个发现促使赫希曼写下这样一个标题——“对隧道效应的修订”：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决策者有可能相信，形势一片大好，一切都尽在掌握之中。在这种心态的主导下，对“伟大成就”的宣传，以及对高增长率能否维持的忧虑，就会淹没那些来自“忘恩负义的群众”（这是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抱怨）的、与“主旋律”不一致的声音。同时，由于社会辩论（如果存在社会辩论的话）的焦点也完全集中在经济问题上，这可能会误导政府，使政府以为主要问题仍然是经济，尽管人们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成为自己压制表达自由的政策的受害者。（第610页）

对任何一个转型社会来说，赫希曼的这些发现好像都总是有着亲临其境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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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与利益

到了普林斯顿研究院之后，赫希曼发现：“许多经济学家，‘舒舒服服’地躲在不断扩张的经济学帝国内部，与‘外部世界’发生的事件完全绝缘——尽管这些事件可能是灾难性的……他们似乎从来不知道，经济和政治事件之间是有联系的。”事实上，赫希曼在这个方面的立场越来越坚定，他敦促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家关注他们经济分析的政治含义。他说，自己“深感不安的是，许多政治灾难似乎恰恰是我们［经济学家］造成的，或者，至少是我们促成的”。当时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当时经济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情况，令赫希曼失望，他于是转而“向内”，开始回溯历史，思考资本主义起源和民主制度的基础。因此，赫希曼决定暂时从关注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问题研究撤出，进入了思想史的世界，“与17世纪和18世纪的政治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一起‘盘桓’一段时间”，开始研究人类社会的观念史，在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教授期间，撰写出了他最为著名的著作《激情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全面胜利前的政治论争》（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见第502—635页）。“《激情与利益》一书的出版，也使一些学者看到，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两个赫希曼：一个是作为发展经济学家的赫希曼，另外一个是作为思想史家的赫希曼。”（第656页）

作者: (美) 阿尔伯特·赫希曼 译者: 冯克利 出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

《激情与利益》是“赫希曼最出色的著作之一”（阿玛蒂亚·森为这部书所写的序言中的评价），是一部把人类行为分析、经济学分析和政治分析融为一体的人类社会观念史的著作。在这本书的“20周年纪念版的自序”中，赫希曼说：“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反驳任何人或任何特定的知识传统。它既不拥护也不反对任何现存的思想体系，它具有立场超然的特殊性质，有超然而独立的内容。”（Hirschman, 1977/1997, p.xxi）这部著作实际上探讨了世界各国为什么走到了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原因。按赫希曼自己在这本书的“导论”中的解释，“本书的缘起是，当代社会科学没有能力阐明经济增长带来的政治后果，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不能解释经济增长带来的十分频繁的灾难性的政治后果，无论这种增长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混合型的社会。”（同上，p.3）

今天看来，《激情与利益》不是一本容易读的著作，尤其不是那种越读越薄的书。通过对人类进入近代社会思想史上的一些伟大思想家关于人类社会运行基本原理的论述的回顾，赫希曼讨论了构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的思想起源和社会演变过程。正如赫希曼本人在这本书的“20周年纪念版自序”中所说，这本书实际上讨论了两个命题：一个是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的发现，即“追求利润的商业精神开启了通往‘以贸易为基础的民主政制’的政治智慧之路”（Hirschman, 1977/1997, p.xxii，p.120）；另一个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Denham Steuart, 1712—1780）爵士的断言，“近代经济（即各种利益）的复杂系统必然是已经发明出来的对付专制主义蠢行的最有效的辔绳”（Hirschman, 1977/1997, p.xxii）。如此，赫希曼试图把人类社会现代过程中经济与政治互动从思想史的角度和盘托出。

孟德斯鸠

在《激情与利益》一书中，赫希曼首先讨论了古代社会价值，发现在西方基督教时代的初期，圣奥古斯丁曾认为对金钱和财产的贪欲是使人堕落的三大罪恶之一，而其他两桩大罪则是“权欲”与“性欲”。在古代社会，与单纯追求私人财富不同，对荣誉的热爱被认为能够重振社会价值。近代以来，这一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斯宾诺莎、曼德维尔、弗格森（Adam Ferguson）、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乃至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都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的真实本性，而曼德维尔、斯密和孟德斯鸠从各种视角发现了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却为社会和公共福利做出了贡献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赫希曼认为，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观念史的论争就是从承认并从制度上保障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来抑制驯化古代人为荣誉和名望而奋斗的激情。赫希曼一开始就引用了18世纪意大利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在《新科学》中一句话来来说明这一驯化过程：“社会利用使人类步入邪路的三种罪恶——残暴、贪婪和野心，创造出了国防、商业和政治，由此带来国家的强大、财富和智慧。社会利用这三者注定会把人类从地球上毁灭的大恶，引导出了公民的幸福。这个原理证明了天道的存在，通过他那智慧的律令，专心致力于追求私利的人们的欲望被转化为公共秩序，使他们能够生活在人类社会中。”（Hirschman, 1977/1997, p.17）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尽管维柯已经从人们追求私利能转化为公共秩序和社会福祉来论述人类社会运行的天道，但仍然有圣奥古斯丁所论述的古代社会的价值判断的影子。

乔瓦尼·巴蒂斯塔·维柯

由此，赫希曼进一步讨论了近代思想家的财富观：人的行为受利益支配，增加个人财富是正当的。按照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论述，“增加财富是大多数人希望借以改善自身状况的手段。这是最普通、最明显的手段……。”（同上，p.17）这些近代的思想家还论述了由利益支配世界之优点，包括人的行为的可预见性和可持久性，市场交易和商业的繁荣，以及商业繁荣和社会风俗的改善。书中，赫希曼还引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一句话：“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温和得体的风俗，这几乎是一条普遍规律”（同上，p.61）；“商业精神天然地会带来简朴、节约、节制、勤劳、谨慎、秩序和守纪的精神。只要存在这种精神，他所获得财富就不会产生任何坏的效果”（同上，p.71），在其后，孟德斯鸠还认为：“商业的自然作用是导致和平。彼此从事贸易的两国会变得互相依赖：如果一国从买进中获利，另一国则从卖出中获利；所有的联合都基于相互需要”（同上，p.80）。赫希曼接着评述道,可能孟德斯鸠对商业的赞美过于夸张了，但他自己相信孟德斯鸠的这句话：“幸运的人们处于这样的境况中，他们的欲望让他们生出作恶的念头，然而不这样做才符合他们的利益。”赫希曼是如此欣赏孟德斯鸠的这一发现，以至于他把这一句话作为整本《激情与利益》一书的引语。赫希曼还发现，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用欲望制衡欲望，用权力制衡权力，人类社会就产生了有权力分立原则的现代民主政制制度，用孟德斯鸠的原话说：“要消除权力的滥用，必须对一些事物的安排（disposition of things），以权力阻止权力”。对此赫希曼进一步解释道：“用权力限制权力无限膨胀的‘事物的安排’，主要是通过各种制度性和宪法性的保障措施植入政治体系来实现的。”（同上，pp.73—78）

亚当·斯密

在这本《激情与利益》中，赫希曼还讨论了诸多近代思想家关于激情与利益的关系的各种论辩，注意到了经济发展与自由的关系，尤其是提到了托克维尔对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之间关系的论述。在第三章，赫希曼引述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的一句话：“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能从推罗人、佛罗伦萨人和英国人那里举出哪怕一个从事制造业和商业的民族它同时又不是一个自由的民族的例子。可见在自由与工业之间有着密切的必然联系”（同上，p.122）。但是，赫希曼也同时注意到，托克维尔本人并不是主张只遵从和顺从人们物质利益的追求和商业的发展，就必然会走向一个自由国家，因为“利益远不是驯服和约束统治者欲望的力量；相反，如果公民沉溺于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有可能使‘狡诈而野心勃勃的人篡夺权力’”。接着，赫希曼引用了托克维尔的一句先知式的名言：“一个民族，倘若只知道乞求自己的政府维持秩序，那么在其心灵深处早就已经成为一个奴隶了；它是自身福利的奴隶。在它这样做的时候，那个打算给它套上枷锁的野心家也很快就会粉墨登场了。”（同上，pp.122—123）回顾20世纪跌宕起伏和充满巨大历史灾难的世界历史，再看看当今世界，托克维尔的这一判断似乎仍然有现实意义。

赫希曼在《激情与利益》一书中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民主制度的思想起源的阐释，在世界学术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如潮好评在世界范围内纷至沓来。其中许多来自赫希曼从来没有预想到过的地方。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全都异口同声地赞誉这本书。这本书也很快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包括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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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的修辞

理解了作为思想史家的赫希曼的上述终极理论关怀，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在差不多十年后赫希曼写出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反动的修辞：悖谬论、无效论与危险论》了。经过数十年的学术探讨，晚年的赫希曼发现自己好像兜了一个大圈，最后又回到了起点：“从某种意义上说，”赫希曼承认，“我可能是在探讨一种与‘通往进步之旅’相对的‘通往反动之旅’（或‘通往灾难之旅’）。”现在要做的是，必须充分认识改革所面临的挑战。总之，赫希曼终于要与他的“辩证的对立面”进行面对面的“搏斗”了！要想理解改革进程为什么会充满艰难险阻，他就必须“更好地理解改革活动为什么会激起强烈的反对和抗拒，为什么改革措施的回报一般是边际递减的，为什么改革经常会被‘紧急刹车’（例如，被独裁政权中断，等等）”。（第791页）正如这本赫希曼传记的作者阿德尔曼所发现的那样：写作《反动的修辞》这本书，“赫希曼已经把自己一生的‘战斗经验’（或者说，人生体悟）全都倾注到了这个‘新项目’中了”(第795页)。

作者: 阿尔伯特·赫希曼 译者: 王敏 译 / 刘训练 校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要理解《反动的修辞》，还要理解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变迁史。法国大革命以来，尤其是在德国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历史上曾经历了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试验：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开始实行了一种试图消灭私有制和市场交换的国家制度，后来受经济发展所迫，这些国家进行了一些改革，开始利用市场，进而承认了并发展了私有产权制度。在德国，则出现了纳粹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这种在世界范围的“大革命”后从整体上设计一种国家制度的社会工程试验，哈耶克（Hayek, 1944）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已经做了深刻的讨论和批判。这对赫希曼早年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二战”后，西方国家也经历了一个政府干预、民主制度的完善和“福利国家”的制度演变过程。在世界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在西方国家也出现了保守主义的反动（reaction）思潮。这种保守主义的反动思潮之一是反对法国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变革，反对民主制和普选制，反对福利国家制度（包括亨廷顿和哈耶克）。照赫希曼看来，这些保守主义的反动思潮，认为民主会危及自由；福利国家制度会危及自由或民主或二者全部，因而反对任何改革，主张“无意图”的制度演化。赫希曼在《反动的修辞》一书中对这种世界范围的保守主义“反改革”思潮进行了批判，从而提出了批判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悖谬命题”（the perversity thesis）、“危险命题”（Jeopardy Thesis）和“无效命题”（the futility thesis）。赫希曼认为，悖谬论产生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当中。根据这种论证，任何旨在带来某种改善的有意图的努力都会使希望救治的对象的状态更加恶化：“一切都将事与愿违”。赫希曼认为，在两个世纪内，“悖谬命题”又进一步生发出了两个命题：“危险命题”和“无效命题”。“危险命题”是说，改革的成本不仅极其高昂，而且是带有惩罚性的，因为改革会危害所有以前取得的、非常脆弱的进步。“无效命题”则强调，所有旨在带来某种改革的努力最终都将归于无效，因而都是无的放矢，没有任何意义。为了对付保守主义的这三个命题，赫希曼提出了要从“反动的修辞”转向“进步的修辞”。像他在早期《发展项目述评》中提到的“隐秘之手”一样要注重改革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一样，赫希曼主张要积极地推动改革。在这本书出版两年后所撰写的一篇《〈反动的修辞〉：两年之后的回顾》的文章中（收入赫希曼《自我颠覆的倾向》的文集第二章），赫希曼还特别指出，在俄罗斯、东欧和世界上的一些转型国家中，“各种各样的改革与过渡措施正在被摆上议事日程。这些国家面临着无数项紧迫的任务，其中最常被人提及的包括：民主化、私有化、经济重组、稳定宏观经济、补偿原先的业主，等等”（Hirschman, 1995, p.55）。在如此众多和重大改革日程面前，赫希曼主张要避免“综合锁入症”（the getting-stuck syndrome），更要警惕反动的修辞，要更加积极地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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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韦森，著名经济学家，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自八十年代初以来，曾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香港《二十一世纪》等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长期为《华尔街日报》中文网、FT中文网、财经网，以及《东方早报》、《文汇报》等知名媒体撰写专栏、随笔和时评。主要著作有《重读哈耶克》（2015）、《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2015）、《语言与制序:经济学的语言与制度的语言之维》（2014）、《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2012）、《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2009）、《市场、法治与民主》（2008）、《思辨的经济学》（2006）、《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2005）、《文化与制序》（2003）、《经济学如诗》（2003）、《难得糊涂的经济学家》（2002）、《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2001）等。

原标题：《阿尔伯特·赫希曼：全球化的知识分子和入世的哲学家｜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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