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国正在悄悄进行一场人力资本的革命

主讲人：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荣誉院长）

主题：北大光华第18届新年论坛——“全球变局，中国策略”

时间：2016年12月10日

主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编者按】

12月10日，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举行的北大光华第18届新年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发表了题为“寻找‘红利’的新源泉”的演讲。他指出，原有的红利在经济发展的前期过程中涌现出来，但那时人们不珍惜这些红利，以为它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过分利用，导致红利枯竭。现在，全世界都存在原有红利丧失和新红利涌现的问题。

厉以宁认为，中国的新红利不止一种，除了新的改革红利以外，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人力资本的革命，它将给中国带来新的人口红利。此外，影响最深远的社会和谐红利在中国正在通过改革形成，这种全新的红利将使中国特色更加显著。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厉以宁发言的摘录：

原有红利的丧失和新红利的涌现是全世界都存在的问题。原有的红利可能是人口红利，也可能是资源红利，它们在经济发展的前期过程中涌现出来。但是，人们在这个阶段是不珍视这些资源、不珍惜这些红利的，以为这些红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过分利用，导致红利枯竭。

原有的红利枯竭之后，经济会陷入停滞，找到新红利很困难。资源要升级谈何容易呢？新的资源如石油等矿产，不仅需要勘测，而且需要大量投资，需要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一定的熟练工人，这些往往不是本国力量能够承担的。于是在原有红利丧失以后，资源的新发展只能依靠外国技术、外国资本、外国人才。这个问题值得发展中国家思考。

改革红利又称为制度红利，体制红利是通过改革而出现的。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国家无一例外都经历了改革阶段，只有经历了改革才能获得改革红利。换句话说，改革红利不可能是自然产生的，不改变传统的体制就不会有适合工业化、后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新体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例外，中国同样如此。如果资本不足、人才不足、市场不足、管理不到位，改革红利就无法涌现出来。

以资本为例，如果资本不够充足，那么再聪明的创业者也无能为力。有时候，我们不怕融不到资金，而是怕不知道怎么使用融到的资金，还有如何把它用好。有眼光、有作为、有远见的创业者同其他人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能用好手头的资金。

改革红利中最重要的是如何调动每一个投资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产权保护便成为了关键。没有产权保护就谈不到发展。公有产权要保护，非公有产权同样要保护。无论是公有还是非公有，无论是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还是其他有形或无形资产的产权，我们都应当一视同仁，使其受到法律保护。只有当法律是公正的，社会上的每一家企业、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才会安下心来，社会的活力和动力就能保持充沛。

改革红利是普遍的红利，无处不在，无处不发生作用。体制改革没有终点，意味着不是一次性改革就能解决所有管理问题、体制问题，因此需要不断进行改革。体制越是适应于现代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就越能取得新的成绩。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不断完善体制改革的延续。

举一个例子，1979年中国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调动了广大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农村随之办起了乡镇企业。几年之后，粮票、油票、肉票都被取消了，乡镇企业开辟了市场，打破了计划经济大一统的天下，农村出现了新天下。中国改革有一个特点，就是过程中会存在争论，但是回头看，走过几年之后，改革跨了一大步。同时，社会发展在改革中保持着前进的步伐。

进一步说，改革并没有在农村承包制止步。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公开发表以后，全国又一次掀起了市场化和股份制试点的高潮。国有企业纷纷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民间资本投资创办了不少大中型的民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村发生了变化，农村开始向外输送劳动力，原来只有少数人，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甚至偏远地方的乡村都在向外输送劳动力，这引起了中国的继续变化。中国人当时老是担心：中国加入WTO以后，我们的农业怎么办，我们的工业怎么办。争论归争论，害怕归害怕，但是真正加入了，又走通了一条路。

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十八大以后，中国在改革方面继续推进，改革措施具有深远的意义。比如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商业领域内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农村土地确权的基础上土地流转，精准扶贫，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等等。在所有这些改革措施中，最有影响的是保护产权，包括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和其他无形产权，明确以法律为准绳，公有经济产权要保护，非公经济产权同样要保护，随之而来活力和动力就涌现出来了。这就验证了持续不断地改革所取得的成绩。

目前，中国正在悄悄进行一场人力资本的革命。在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动下，改革红利不断地涌现出来。中国的人力资本革命会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的动力。一方面，广大农村正在掀起学习知识、技术的创新、创业的新浪潮。近些年，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城归。过去没听说过这个词，只听说过“海归”，现在出现的“城归”，就是指农村外出打工回来的人。他们在外面工作了若干年，认识了一些朋友，学会了技术，积累了资本，更懂得了市场是怎么运作的，现在回到家乡干事业。为什么回家乡去干事业呢？因为家乡有用武之地。

我曾经带政协的调研组去过几个县考察，其中一个是陕西南部汉中地区的西乡县。因为汉中的水要经过丹江口水库，若要向北调水的话，丹江口水库的水质不能遭到污染，所以就规定了汉江两岸的农田不准使用农药，不准施化肥。西乡县既然不让农民使用化肥和农药，那他们就不种粮食，当地有特产的茶树非常有名——富硒茶，所以农民改为全部种树。种树需要劳动力，茶叶加工也需要劳动力，于是就让各户通知在外打工的人回来。因为他们在外面，孩子没人照顾，老人没人照顾，而他们回到家乡发明了“茶树业”。经济得到了更快的发展，自己的家庭也有了新的创业的机会。

还有一个例子，我在贵州毕节地区看到原来农民很多住在山上，不愿意下山。下山之后，担心靠什么维生。我刚到毕节是2004年，坐着汽车在村里经过，墙上画着大标语写道：“不读完初中，不外出打工”。我问陪我去的干部：“初中毕业的孩子还只有15岁、16岁，他们就可以出去打工了吗？那不是违背国家政策？他们还是童工嘛。”后来标语改了，改成了：“不完成职业技术教育，不外出打工”。你要想外出打工可以，初中毕业以后接受职业技术教育，才能出去。

过了几年，我又到毕节——因为我是贵州毕节的扶贫组组长。一看情况变了，外地打工的人多数又回来了。问他们为什么回来，他们说已经有了技术，回家乡开了小微企业。那些小微企业中，有面包坊，以前这里的人从来不吃面包。还有生日蛋糕，以前这里的人也不知道生日蛋糕。这些外出回来的人开了店，结果生意很好。我在毕节看到，当地现在形成了一个习惯，给小孩过生日要买蛋糕，小孩上小学要买蛋糕庆祝，老人高寿也要买蛋糕，所以这个生意做得非常好。这就是他们在外面学到的技术。

在贵州毕节，人们开始学外面一些时髦的事情，但是在大商场买又太贵，在那看的人多，真正买的人少。现在在外务工的人回来了，在外面当裁缝的，学会了做衣服，开始自己做衣服销售，式样比商场还要新，价钱便宜得多。在这样的条件下，毕节新办了一个区——小微企业创业区，让回家搞小微企业的人都有地方安身。小微企业的主人非常高兴，过去没人管，到处找地方摆摊。现在辟一个园区给他们，有了管委会，也有了归属感。这些都是新的变化。

还有一个例子，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农民办起了农家乐。办农家乐要人，于是就有农民让儿子回来，别再跟老婆长期分居。办农家乐需要劳动力，于是农家乐就变成了创业的又一个基地。农家乐的公路边上，有很多小汽车、摩托车的修理厂，都是外出务工的人回家乡办的。这些情况变化得很快，这就是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人力资本革命。

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不少地方展开了起来。现在的年轻人跟几十年前的年轻人不一样了，他们的知识面广，懂外面的经济，所以容易形成创业的风气。对创业者来说，最要紧的是创意，有创意才有创新，有创新才有创业。很多观念需要改变，熊彼特一百多年提出创新的那种观点，针对的是工业化。现在是后工业化、信息化了，那些话不完全管用了。

根据熊彼特的理念，要创业创新，把发明家的东西引到经济中去就变成了创新。而现在，只要有创意，事业是可行的，资金马上到位了。现在很多资本在等待有新的发明出来。这一大批创业者是中国的希望。

无论是农民还是刚才提到的创业的青年人，都是中国的希望，这就是新红利产生的根源。有人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枯竭了，那是他不了解中国。他了解中国的话，看看中国的人口红利枯竭了吗？正开始变化呢。一股新的创意的、创业的、创新的浪潮在中国展开。

最后，社会和谐红利是影响最深远的红利，而它在中国正在形成。不要忘记这个无形的红利，一个逐渐形成的红利，一个无声的、扩散的红利：社会和谐红利，它在中国正在通过改革形成。通过改革，使法律变得公正，使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增进了社会和谐。未来，我们的收入分配越来越协调，也将推动社会走向和谐。我们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在加紧改革，和谐在每个家庭之间产生，社会风气变得良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社会和谐红利是一种全新的红利。我们有本钱，我们的制度优越，理论自信在加深我们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我们的社会和谐红利将使中国特色更加显著。

（本文根据主办方提供的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