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最早的“汉字楷书字典”现存早期刻本是什么样子？

“楷书汉字字典”《大广益会玉篇》早期刻本在沪展出。

我国现存最早以楷书汉字为收字对象的字典是由南朝梁、陈间人顾野王编著的《玉篇》，原书久淹无闻，后代所通行者为经唐人孙强增字、北宋大中祥符年间陈彭年等人重修的《大广益会玉篇》。目前，正在上海朵云轩艺术馆5楼展厅展出的由上海博古斋提供的元刻本《大广益会玉篇》，被上海图书馆专家认定为元代中期刻本，且刻印较国家图书馆的元代延祐二年圆沙书院本为佳。

《玉篇》是我国现存最早以楷书汉字为收字对象的字典，由南朝梁、陈间人顾野王编著，原书久淹无闻，今存日本的唐代写本，可能是最为接近原本面貌，可惜仅存残卷。后代所通行者，为经唐人孙强增字、北宋大中祥符年间陈彭年等人重修的《大广益会玉篇》，然而该书宋本完帙早就难以寻觅，12月9日-12月12日，上海朵云轩艺术馆5楼展厅展出一系列古籍善本精品，其中由上海博古斋提供的元刻本《大广益会玉篇》被古籍专家、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高级研究员认定为元代中期刻本，且刻印较国家图书馆的元代延祐二年圆沙书院本为佳。

“目前所见诸本《大广益会玉篇》至少有两部系明版而非元代所刻：一为上海图书馆之莫棠旧藏残本，写刻颇劣，过去定作元刻，实因受客观条件限制，无法与他本比较。另一为国家图书馆藏詹氏进德堂刻本（经部4426，国图书号10506），其卷一末有‘詹氏进德书堂重刊’刊记，或许国图另有一部明弘治五年詹氏进德堂刻本的缘故（经部4432，国图书号7968），因版刻不同，便将此本定为元刻，但其字体呆板，甚至较国图另藏两部明初刻本（经部4429、4430，国图书号7966、7320）有所不如。此外，该两部所谓元刻本与国图两部明初刻本之版式皆为粗黑口，这一特征也是在鉴别元、明刻本时需要注意者。至于国图、上图其他没有牌记之元刻本，窃以为皆刊刻于元代后期，而唯独博古斋本为元中期刻本。”陈先行在鉴定中表述。

据陈先行介绍，通过检索《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元刻本《大广益会玉篇》共七部，除福建师范大学所藏八卷残本一时未能寓目者外，他于近日将国家图书馆所藏四部、上海图书馆所藏两部皆翻检过，“包括博古斋本在内，粗看版式皆四周双边，黑口，半叶十二行，多为福建地区坊肆所刻，但无一版本相同。众所周知，我国元代至明前期刻书之业，福建地区可谓独领风骚，尤以书坊刻书最盛，但版本之学发展至今，专家学者们于此并未作过全面爬梳研究，对该时期建刻之特点面貌认识颇为模糊。倘若原本没有牌记，或牌记存在不确定性，人们往往会作出似是而非的鉴定。元代福建地区刻书字体根源于唐楷，由建刻宋本起笔轻、落笔稍重之字体化出，但于起、落笔特别强调乃其特点，尤其是起笔，每呈现圆钩或圆角状，颇为夸张，至明代前期，一直为福建刻书特别是书坊刻书所采用。过去治版本者讲版刻字体，于此疏于探究，多以元刻本流行赵松雪字体笼统言之，实际该字体与赵字风马牛不相及。然而，这种字体之流行，或者说这种版刻风格的形成，有一个渐变过程。元代初期的福建刻书，即便同一部书版，其字体并非皆呈如此面貌，建刻宋字尚占据一定版面，只是相较宋本字体偏软而已。至元代中期，宋本字体的遗意遂荡然无存，一式这种字体。但是，从元中期至明前期，这种字体也是有变化的，元中期时的字体尚具秀逸灵动之态，而元后期则略显板滞，至明前期则呈偏长规整之匠字，了无生趣（山东省图书馆的那部《广韵》便是如此）。当然，各时期所刻又有精粗高下之分，须细加比较，方能有所意会。”

陈先行认为，由赏鉴一部元刻本而作一极为初步的个案研究，是想告诉人们，因受历史条件限制，前人编制目录往往是以自己的藏书与别家的目录进行校核，这种状况甚至到了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也未获根本改变，故所作的版本学研究只能是局部的、粗线条的。当今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没有捷径可走，必须老老实实进行版本个案研究，在掌握大量实物版本信息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完善鉴定版本方法，才能逐步攻克前人留下的难题。

据悉，同时在朵云轩展厅展出的博古斋收藏的写经两种，一是初唐写经、出自敦煌的《妙法莲华经》，此卷全长约七米，为《妙法莲华经》卷二，起于卷二譬喻品第三“力、无所谓，有大神力”，终于卷二末“妙法莲华经卷第二”，卷末拖燕尾，最是完整，细乌丝栏，品相完好，未经装裱，可观初唐麻纸原貌。北魏写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同样出自于敦煌，书写年代约在五世纪末六世纪初左右，整卷浓墨书写，书体谨严，浑厚茂美。字体扁方端正，少欹侧，重心偏下，与北朝石刻书风相类，兼具《东魏敬史君》之严谨，《朱岱林墓志》之稳健，《唐邕写经颂》之宽博。

链接：《玉篇》与《大广益会玉篇》

《玉篇》是我国第一部以楷书为主体的古代字典，全书共收2.2万多个字。其中有大量魏晋以来的后起字、异体字。《玉篇》编纂人顾野王，南朝吴郡吴（今苏州）人。顾野王十分重视汉文字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玉篇》序言中开门见山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文遗百代，则礼乐可知，驿宣万里，则心言可逑。”就是说文字可以克服语言交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他认为正确使用文字，可以“鉴水镜于往漠，遗元龟于今体，仰瞻景行，式备若文，戒慎戒邪，用存古典”。

顾野王生活的南北朝时代，文字使用十分混乱，“五典三坟，竟开异义；六书八体，今古殊形。”古老的书籍有不同版本，字体也不同，“字书卷轴，舛错（错乱）尤多。”顾野王身为南朝梁的太学博士，下决心“总会众篇，校雠群籍，以成一家之制”。

《玉篇》成书于南朝梁大同九年，经后人多次删改、修订。宋代陈彭年、丘雍、吴锐等人重订《玉篇》，称为《大广益会玉篇》。清代光绪年间，有个叫黎庶昌的官员出使日本，看到了《玉篇》的零卷，即原书第九卷、十八卷后半部分、十九卷及二十一卷。黎庶昌于是设法翻印出版，题为《影旧钞卷子原本玉篇零卷》。以后古文字学家罗振玉又在日本发现了一些《玉篇》残卷，影印为《卷子本玉篇》残卷。这样原本《玉篇》的面貌终于为后人所知。

《大广益会玉编》共三十卷，收字二万二千余，全书分为五百四十二部，与《论文关联》为原则，似乎是以字义相关为先后。每个空下先以反切释音，然后解释字义，有些还引有书证或直接引用典籍的诂训来释义，并把一些字的古体、异体附于释义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