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音研究｜我们是被恼人的邻居剥夺了享受安静的权利吗？

2016年8月31日，环保部发布了《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16）》，我国噪声污染问题已经相对普遍，1/4的城市基本是“睡”在噪音里。噪音的研究依然是文化研究学界、地理学界、历史学界的重要话题。早期西方学者的研究范式多是把噪音当作对专制政权的反抗——对噪音的监控就是对底层的政治压迫。后又有学者超越了噪音研究的阶级范式，主要探索个性与主体性在噪音反应过程中发挥的功能。其后的研究中，各种为人所厌的日常生活中的噪音均可被纳入其中，噪音在此种范式中是被排斥的，它体现出公众对政治权力宣传的恐惧，对商业活动日常化、常态化的厌倦。而在中国，因抗战和国共内战让生产活动陷于停顿，解放后的人们一度把“噪声当作国民经济复苏的标志而加以歌颂”。继《广场舞和摇滚乐哪一个是噪音？》的文章后，今天推出的是“邻里噪音”问题，居住在现代城市中，人与人横向与纵向的距离都大幅度缩短了，房地产行业大幅度改造了城市的声音景观。戈德史密斯发现，从历史上来看，邻里噪声总是被政府和国家置于末位，甚至根本不当回事。但是，深受邻居噪声干扰的英国受访者从1948年的19%，上升到1991年的37%，至21世纪，这一数字比例依然持续上升，表明邻里噪声正变得越来越严重。那么，我们是被我们那些恼人的邻居们剥夺了享受安静的权利吗？

“男子不满楼上噪音 潜伏楼道捅老邻居30多刀”（2016年11月28日《北京晨报》）

“不满楼上大妈带孙女噪音大 男子持刀杀死老邻居”（2015年4月8日 《新京报》）

“天津男子不满邻家噪音 上门打伤对方被判刑”（2014年7月11日《今晚报》）

“台湾老翁不满邻居噪音 下狠手打死吉他名匠”（2013年5月4日 台湾TVBS电台）

被动地听他人的噪音，总是很不令人愉悦的。这也是广场舞之争持续发酵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叔本华活在今日，他一定对上述新闻中的肇事者予以同情。因为当年他就是因为无法忍受同屋女房客们的噪音，而将其中一位女裁缝推下楼梯，导致法院判决他终身供养这位老妇人。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由于不堪忍受邻居家的噪音而打人、杀人的例子，在今日竟然屡见不鲜。这足以引起警示，思考为何邻里噪音如此严重，以及思考噪音何以导致如此极端的行为和心理。

作家们普遍喜欢夜间写作，鲁迅也不例外。不过据陈漱瑜先生的考证，最担心邻居喧闹的鲁迅偏偏碰上很多所谓的“恶邻”。1912年5月至1919年11月，鲁迅一直寓居在北京的绍兴会馆，这里不但臭虫成群，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邻居经常半夜喧哗，有时甚至聚众赌博。《鲁迅日记》中时有这样的记录：“夜邻室有闽客大哗。”“邻室又来闽客，至夜半犹大嗥如野犬，出而叱之，少戢。”很不幸的是，鲁迅后来在厦门、广州、上海工作与生活，邻居噪音这一问题始终存在。他苦不堪言，但对策却只能是迁移别处。

这样的噪音显然也会影响到普通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休息质量，尤其是当现代职业格局日益分化，出现了一部分足不出户、需要在家中工作与学习的专业人士时，这种隔音很差的房子和时不时爆发的噪音就成了更多人的梦魇。整日居家写作的叔本华如此描述噪音的干扰：“偶然也会有一种轻微但持续不断的噪音在打扰我，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清楚地感觉到，我的思路越来越困难，就好比是腿上负了重却还要尽力行走一样费力，最终我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

不知叔本华是否知晓，就在他撰写了《论噪音》这篇文章的同时，狄更斯、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约翰·里奇（John Leech，1817-1864）等英国知识分子同样也在经历巨大的噪音之困。在当时的伦敦，最吵闹的或许是街头的流动音乐家，狄更斯直接将他们称为“厚颜无耻的表演者”。好友约翰·里奇的去世让狄更斯非常难过，因为加速里奇死去的原因竟然是都市的各种噪音，如铃声，鞭子抽打声，马车声，小贩和马车车夫的聒噪，人群的欢呼声，狗叫声，以及最致命的街头音乐，这些都恶化了他本来就很严重的心脏状况和紧张的神经。里奇最后的遗言令人叹惜：“与其继续经受这般折磨，我宁肯到坟墓中享受安宁。”

1863年，德比郡的议员迈克尔·巴斯起草了《大都市中街头音乐改善法案》，并将民众对街头音乐的控诉编辑成《大都市的街头音乐》一书，提交给英国议会讨论。书中有一封来自狄更斯的亲笔书信。狄更斯写到，他和他的28位联署人“每天都被街头乐手打断、袭扰，因而变得焦虑、疲乏，几近疯狂”。这些署名者包括托马斯·卡莱尔，威尔基·柯林斯，E.M.福斯特，阿佛烈·丁尼生勋爵，等等，主要集中于文学艺术界。巴斯编辑的这部文集最终促使英国议会通过了对街头音乐的限制令，很多街头音乐家被迫离开伦敦，约翰·里奇为此还专门在《潘趣》[Punch 46（1864）：22]杂志上发表漫画，表示欢呼。其实之前伦敦就有专门的法案，规定房主在合理的原因下可以要求警察将街头音乐家驱逐出其街区，而巴斯最终促成的法案却是房主根本无需任何证明或理由，就可以将违反规定的音乐家课以最高四十先令的罚款，并且无需正当理由就可以将其拘留。

因此，以巴斯、狄更斯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此实际上强化了一种面对普通民众的文化优势，他们希望能由此确立家庭空间的地位，让这个原本女性化色彩更浓的空间变成男性知识阶层的工作之地，并让它保持沉默与安静。约翰·皮克尔认为，这个专业群体将家庭视为标志其身份的空间，“一个不惜任何代价需要捍卫、防护的空间”。而对家庭空间的要求即是对稳定自身社会地位的一种吁求，因为居家工作者作为一种新的职业群体此时也还正处在上升时期，尚未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当时伦敦的文化语境还有些特殊，这些街头音乐家大多来自意大利、爱尔兰等异国他乡，因此，知识精英对街头音乐的驱逐还具有一种民族主义的排外情结。彼得·贝利就将1860年代伦敦反噪音的这段高峰期视为英国中产阶级面对庸俗的外国人及工人阶级噪音所采取的一种净化行动。知识精英因此将其对家庭空间的控制延伸到了街道。

总之，作家、画家通过文章、漫画否定街头音乐家的艺术性，议会通过法律条文强制他们不能发出超出规定的噪音，这种对街头音乐的集体讨伐加速了“在高雅与庸俗之间持久的斗争”。显然，在涉及到噪音问题时，这些以思考和写作为业的人往往都是把责任归之于那些噪音发出者，身为启蒙者的鲁迅亦毫不例外，在《而已集•小杂感》中，他写道：“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隔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观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再如叔本华，估计他就住在马路边，他最讨厌的是马车夫甩鞭子的声音，认为这是“体力劳动者对脑力劳动者的一种无理挑衅。”从这些知识分子对邻里噪音的痛恨来看，他们把噪声问题视为一个阶级关系问题、人格素质问题。

在知识精英看来，仆人、小贩等人的工作之重要性显然是无法与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和其他为公共福利而献身的人相提并论的。可以说，在前现代社会，人们主要通过口头-听觉进行交流，因此呈现出“语音中心主义”特征。但是在印刷术产生之后，视觉的地位渐渐凸出，知识的习得由听觉、面对面传授转变为以观察、阅读、实验这样的视觉经验为主。由此，“文字中心主义”取代“语音中心主义”，掌握话语权的高等阶层转为安宁、平静的一方，他们从事的阅读与写作被认为“孕育了所有的高等智慧”。因此，叔本华对体力劳动者的指责有着深远的文化渊源，而知识精英们也就想当然地以为，小商小贩、体力劳动者等每天都在嘈杂的环境中工作，所以他们对噪音已经浑然不觉。知识分子由此建构了一种以噪音为元素的二元对立：在此对立格局中，劳动人民表现得强势而野蛮，他们是噪音的生产者、天才思想的扼杀者；知识分子则往往是委屈、弱势的一方，是噪音的被动承受者、无力反抗者。

但其实这种二元对立并不绝对，因为其实任何人都有享受安静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地方法律的支持。因而，当个体无法找到安静的生活空间时，一定是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不过，暂且抛开这些涉及阶层、社会关系的论争，回归问题本身，回到如上新闻报道中的悲剧事件，我们会发现，现代住宅的不隔音乃是引发邻里不和、矛盾冲突的直接原因。

19世纪40年代，伦敦人口增长迅速，从1841年的1870272人到1851年的2362236人，足足增长了26%。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大量雇工主要是爱尔兰雇工的涌入使得住房需求大增，因此出现了一些急就的豆腐渣房屋。据《大不列颠劳工卫生状况报告》（1842）记载，很多房屋的墙壁只有半砖厚，所有的材料都很轻，不堪其用。有时单个人就建造一整排房子；遇到暴风雨，房子就会倒塌在地。与此同时，那些老旧廉价的住宅，其共用隔墙常常只是木质薄板而已。这样的房子对居住者而言，自然无法抵挡室外的噪音。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这位来自苏格兰的历史学家和散文作家早在1824年就抱怨：“你被塞进砖房的低劣外壳内；大街上的每一次甩门声在你最隐秘的内室中都听得分明……”作为有较高地位的中产阶级，他的应对之策是花重金请人在房顶建造一个隔音的书房，以改变这“低劣的外壳”。1843年，书房建成之后，“我远离了钢琴的噪声……现在我坐在这里，凌驾于世界的噪声之上，拒绝任何尘世的俗音闯入我的私人空间……”这种建造隔音室的创意为后世所采纳，却显然不是每一个普通人所能负担得起的。那么，为什么现代住宅如此不隔音呢？

恩格斯在其《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痛彻地指出，投机商为暴利而建造的工人住宅“平均只能用四十年”，且不排除很多建筑根本坚持不了四十年。他相信，这将成为资产阶级社会中建设的原始模式。具有讽刺意味、也令人极为震惊的是，甚至最富有的资本家的最壮观的豪宅，也会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内完蛋，“为将它们匆匆建起来的同一种贪婪的冲动所拆毁”；甚至“最漂亮的最打动人的资产阶级建筑物和公共工程也是一次性的”。大卫·哈维和马歇尔•伯曼对此都有明确的批评，资本主义经济天然的盈利目的决定了它在开发建筑物时用料的精简化，与之相应，其建筑的实用功能也必然是短暂性的。对这些建筑物来说，“它们在物质上的强度和坚固性实际上毫无价值，无足轻重”。在新作《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中，哈维指出，“资本主义下的房屋供给，已经从追求使用价值为主，变成以追求交换价值为主”。这种功利目标必然导致已经建起来的环境被不断地故意拆毁，或开发商故意让其自行快速失去使用价值。

在此过程中，现代高层建筑的崛起又对邻里噪音的传播起到了推动、激化作用。1885年，由工程师威廉·勒巴隆·詹尼（William Le Baron Jenney，1832-1907）设计建造的10层家庭保险公司办公楼在芝加哥落成。之后，高层建筑这种建筑范式逐渐由宾馆、饭店、办公楼普及到居民住宅，并成为西方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的显著特征。应该说，这种不断向更高处伸展、追寻的姿态既承续着基督教中通天塔的传说，又表达了整齐划一、追求平等的大众化意愿。标准化、实用性、公共性即为现代高层建筑的特征。但现实问题是，原先的平房居住格局是一家一户式，而现代高层建筑则集合了比平房多得多的大规模人群，以往在同一平面上分散生活的个体被移至上下垂直的高低层，其物理距离空前亲近，因而彻底改变了城市的空间分配，进而影响到了家庭内部的声音景观。于是，在19世纪末期，人们开始抱怨高层建筑“将声音都集合到一起，并且将其放大”，在左拉的《小酒店》中，罗利欧夫妇准备大吃一顿的时候都要用棉被遮住窗子，而且还不敢高声说一句话，两人只是匆匆忙忙地吃，唯恐邻居知道他们吃了好东西。这恰从反面呈现了贫民阶层生存空间的逼仄与窘迫。事实证明，一旦某高密度住宅区建成投入使用，噪声投诉量就会急剧上升。

中国的高层建筑起步稍晚。在20世纪初，上海率先出现百老汇、国际饭店等高层休闲消费场所，50年代北京开始兴建一批高层宾馆与办公楼，以及一部分民用的高层住宅。改革开放以后，作为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的标志与应对方式，高层住宅在各个等级的城市蔚然崛起，到现在是愈演愈烈。在满足更多普通民众安居需求的同时，这种让陌生人在物理距离上空前“亲密”的居住模式引发了无穷的邻里噪音之痛。1964年就有学者对重庆地区的住宅噪声、隔声做过调查，他们对户内噪声的统计主要就是来自左右邻居及上下邻居。“前者以小孩吵闹声为主，后者小孩吵闹声及家具移动声并重。”显然，这一早期研究还未考虑到家用电器、水管、乐器等现代设施对邻居的影响。相对而言，上下楼邻居听到的噪声种类更多，该研究认为，主要噪声源的吵闹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家具移动声，小孩吵闹声，走路脚步声，门窗撞击声。可以说，从笔者个人多次租房的经验来看，这些声音在如今很多高层建筑中依然是清晰可闻的，尤其是小孩玩闹和邻居的脚步声，两者出现的频率更高，且总是突然发生，具有较大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

无法否认，是经济利益决定了建筑的厚度。房产商为盈利起见，将本应隔声的墙体、地板设计得非常薄，达不到正常标准。据马昌博、柳天伟在《噪声凶猛》一文中的考察，“良好的隔声墙体应至少采用24cm厚的实心墙体，有些开发商为了扩大居室面积，住宅外墙被设计薄了，造成严重隔声不足”；还有，几乎95%以上的住宅楼板都达不到《住宅建筑规范》规定的撞击声隔声应不大于75分贝的最低要求。于是，在由薄薄的墙体、楼板围护的封闭空间中，原先因平面式分散居住而可稀释的生活噪音就传入了上下左右的邻居耳中。随着现代家居生活和日用品的逐渐丰富，生活噪音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诸如楼上楼下的脚步声、邻居的电视声、洗衣机声、空调声、弹钢琴声、小孩的哭声、大人的吵架声、打鼾声，甚至手机声、扫地声，等等。房子越高，居住者越多，更多不可道的秘密、不该传的噪音就通过不够厚的楼板或地板传播到邻居家中，如此当然与极为珍重个体私密性、独立性的现代人文精神相违。

值得指出的是，住宅隔声不合格现象其实非常普遍，那个苦等年轻人第二只鞋子落地才能安睡的老人绝对不是唯一的为噪音所困者。在2015年的环境噪声投诉中，社会生活噪声类占21.0%，而据《噪音书》译者赵卓在其译后记中所载，光上海每年有关噪声的投诉就有10万余件，占所有环境污染投诉的近一半。“居民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找楼上，没人想是楼板的问题。实际现在楼板大都是10到12厘米的混凝土楼板，隔声减振效果差，大都达不到国家要求标准。”在中国，私人房产还有大产权与小产权之别，相对而言，后者在楼板与墙壁的厚度上距国家标准要求或许相去更远，其居民听到的噪音也就更多、更频繁。

在当代中国，这样的家庭空间却是“家人平静地但又是努力地聚集购房力量”，以“家庭的平生赌注”所换来的待增值财产（汪民安：《现代家庭的空间生产》），在如此代价昂贵的空间中，却不得不聆听各种不期而至的外界噪音，实在是购房者最意想不到的精神损失。

有意思的是，在开发商以暴利将高层住宅建好后，房屋装修者提则供了很多妙招帮助增强现代家庭之间的隔音效果。比如，在薄墙里填充隔音棉，另外再在墙上做一隔音层，以防止声音通过墙壁发生左右渗透。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自1910年起就为自己卧室的墙壁全部加装软木贴面，以隔绝一切噪音，这种方法与托马斯·卡莱尔遥相呼应，而现代隔音技巧则与这两者的尝试如出一辙。再如，在天花板上做吊顶，同时在吊顶里填充隔音棉，这样可阻隔声音经由地板而上下传播。又如，门下装防尘条，窗户则改为有隔音设计的双层玻璃，这样可一定程度上阻止外部噪声传入室内，因为门窗也是传递噪声的载体。

理论上，经过这样的处理，现代家庭空间就会成为一个真正密闭的空间，左右、上下、内外的传声渠道均被堵塞，秘密不会外露，噪音无法进入，从而成为一个无缝、宁静的温馨港湾。只是，要么这样的再装修工程相当于对这昂贵空间的又一次全面改造，一般人不轻易尝试；要么，如此亡羊补牢之举，似乎不能起到根本性的补救作用；最后，购房的精神成本与对购房之后生活质量的期待不成比例。

因此，噪音之痛并非源自叔本华、鲁迅等人所构建的知识精英与体力劳动者之二元对立，更关乎一个巨大的产业秘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法则——每样东西都是为了被摧毁而建设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