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百年︱风流云散：“学衡派”的谢幕

1944年秋，久已厌倦西南联大内部纷扰的吴宓决意休假一年，转赴成都燕京大学讲学。途经贵州期间，吴宓在遵义浙江大学停留半月，与梅光迪、郭斌龢等“学衡派”旧友再次相聚。10月12日，时在浙大讲学的吴宓提笔给亲友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吴宓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宓之友好在浙大，乃当朝，而非在野。故不但校内（竺校长来拜访，请宴并陪聆演讲）纷纷请宴。即校外人士，如社会服务处主任等，亦特请宴。”在西南联大，吴宓饱受外文系主任陈福田的压制，此语自然是有感而发。而此时浙大的文科则完全是“学衡派”的阵地。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系主任梅光迪、国文系主任郭斌龢、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均为“学衡派”成员，校长竺可桢与吴宓亦早已熟识。在遵义讲学的半个月里，除赴宴与演讲之外，吴宓也时常与诸好友叙谈，气氛极其融洽。然而，谁也没有料想到，仅仅一年之后，情势便陡转直下。

抗战中西迁的浙江大学（湄潭分部）

1945年12月，梅光迪因病逝世，浙大文学院顿失重心。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围绕文学院院长的继任人选问题，郭斌龢与张其昀之间产生了龃龉。

在梅光迪病重期间，文学院工作由郭斌龢代为主持，但校长竺可桢更属意的人选却是张其昀。1946年1月10日，竺可桢约见了郭斌龢。在日记当中，竺可桢写道：“四点，余晤郭洽周（按：郭斌龢），告以文院院长拟聘晓峰（按：张其昀）主持，请洽周任外文系主任，祝廉先为国文系主任。自迪生（按：梅光迪）病后，一切由洽周代理，故不请渠为院长，渠甚惊异。但洽周主持国文系成绩欠佳，内部缪彦威与王驾吾、郦衡叔意见不洽，渠不能调和……欲使文院发展，自以晓峰为宜。”次日，“洽周来，交文学院印鉴。渠对于迪生过后未请其任文学院院长心颇怏怏，因迪生夫妇素属意于洽周能继任也”。文学院院长一职最终由张其昀接任。在诸人的劝说下，郭斌龢勉强接受了外文系主任的职位，但去意已萌。

关于郭氏的动向，吴宓也很快得知了消息。在写给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永济的信中，吴宓谈道：“宓下学年必任教武大，决不失约……又龢似不宜轻弃浙大外文系主任而到武大，致成集中而孤立之形势。”可见郭斌龢已与吴宓商量过辞职事宜，吴宓却担心“学衡派”势力的集中会引来非议。1946年5月，浙大师生开始分批返杭。郭斌龢未随校回杭，而是先回江苏探亲，继而拟应武汉大学之聘，但最后却留在了中央大学。笔者在浙江大学档案馆觅得郭斌龢、张其昀在此期间往还的信札三通，其间的心态变化颇值得玩味。现将信札内容摘录于下：

晓峰吾兄大鉴：

别后忽已逾月，临行承相送，至感厚谊。弟五月十八日抵汉口，廿五日搭江新轮东下，廿八日到京，留京仅一日，晤赞虞兄，其他均不及奉访。卅一日到家，入门呼母不应，抚棺痛哭。连日亲戚故旧访者踵至，应接不暇，颇觉劳倦。五月廿四日手书及聘书昨晚奉到，谢谢。武大方面，弘度、孟实两兄因外文系教授仅余一二人，约弟以休假资格往教一年，其意甚诚，其事甚迫。彼此均系多年老友，未便坚拒，但尚未完全决定耳……弟与兄相交二十年，同心若金，攻错若石，非泛泛者可比，假定弟暑后往武大一年，与兄赴美情形相似。且浙大与武大为兄弟学校，藉此可以联络，于浙大、于浙大文院均有裨益。外文系规模已立，人事又无问题，弟虽离去一年，有兄主持，彼此仍可通信商量，并无不便。知我如兄，当荷鉴原……敬颂

俪安

弟 郭制斌龢顿首

六月十二日

洽周吾兄大鉴：

前上一书，许久未蒙示复，曷胜驰念。应聘书想已迳寄杭州，而友朋传述仍有兄拟赴武大之说，弟实一刻不能相信。曩承枉驾敝舍长谈，勉以金石之交，并以曾左风义相喻，释然于怀。言犹在耳，想不忍恝然置之，否则外人不明真相，总以为吾二人不睦。此为吾辈事业，为文学院，为浙大前途，为南高学风均有损害。尊生兄尝谓吾二人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凡爱我者无不无此看法（按：原文如此），惟播弄者恐非绝无其人，吾辈岂可为亲者痛仇者快……据德望兄言，朱孟实兄鉴于北方时局，决定不去北大，兄更无赴武大之理由。希望兄明年可得休假一年，则一切均圆满矣。（按：此信后半散佚）

晓峰吾兄大鉴：

迭奉来教，意气勤勤恳恳，曷胜感激。弟返里后忙于整顿家乡之梁丰学校……各处函札未能早复，私衷至歉。弟以石庵、雪桥两兄坚邀回中大任教，可以离家更近，照料梁丰学校，已应聘矣。人生离合半由偶然，行云流水，亦无所用心于其间。尊生兄所云，以弟看来，适得其反。西谚有云，Absence makes hearts grow fonder，弟与吾兄之交谊，亦如此也……敬颂

著安

弟 郭制斌龢顿首

八月三日

（赞虞：缪凤林；弘度：刘永济；孟实：朱光潜；尊生：黄尊生；德望：田德望；石庵：楼光来；雪桥：范存忠——笔者注）

郭斌龢、张其昀二人早年均曾就读于南京高师，二十年代同在《学衡》崭露头角，最后却因人事上的纷争而分道扬镳，着实令人叹惋。此后佘坤珊接任浙大外文系主任，郭斌龢则留在中央大学任教，在历尽风浪之后，晚年复以迻译《理想国》名世；张其昀则渡海赴台，官至“教育部长”——这已是后话了。

《学衡》

回头再说吴宓。事实上，在1944年赴遵义讲学之前，吴宓也曾有过改就浙大的打算，但因故未能实现。此次离开遵义之后，吴宓经重庆转往成都，在燕京大学及四川大学讲学一年。由于1945年底的吴宓日记已散佚，梅光迪病逝时吴宓有何反应，现已不得而知。不过，在一年之后，吴宓曾以“梅迪生艰逝播州城，胡适之荣长北大校”来概括这一时期两派势力的消长，其心迹已表露无遗。

1946年8月7日，吴宓正准备动身前往武汉大学，忽然接到张其昀来函，遂当即回信。此信副本现藏于浙江大学档案馆，未收入已出版的《吴宓书信集》，兹节录于下：

晓峰学兄惠鉴：

七月二十九日手示敬悉，尊驾留美讲学二载，声光烂然，而《思想与时代》续出不衰，内容充实，宓并深欣佩。迪兄逝世，吾党同悲，兄起而继承领导，益发挥光大二十余年来东南文史之崇正学风，可谓正得其人，宓亦殷切瞻望。宓个人对浙大素具特别感情，而竺校长屡次优礼敦聘，亦兄之所熟知……六月中，忽奉竺校长自京（或渝）来电，命宓下年到杭任教浙大。电文简短，未说明拟命宓为外文系教授抑兼主任（似不兼主任）。近顷（清华而外）来聘宓者，（一）浙大（二）武大外文系主任（三）云南大学文学院长，尚有川大与华西（四）山西大学文学院长。而以武大去春以来三致聘书，今春约往乐山该校讲学，且文学院长刘弘度兄（永济）本年六月来渝久居，情意殷切。最近复以朱光潜先生之荐举，武大又来敦聘，故弟已应聘，决辞清华而往武大，顷正布暑行事，半月内离此，迳赴武昌（以后函寄武大）。他年再图践浙大之夙约。祈兄婉陈竺校长，并代致谢为幸。宓生平取友，惟以理想志业为归，既不知学校派别，更不计私人恩怨，尤望同志同道之人，能广大合作，万勿因有所执而分歧……再梅夫人（李今英）处，有迪兄所遗之英文白璧德师传“Irving Babbitt: The Man & the Teacher”。此书宓拟译（节选）为汉文，以登《思想与时代》（或他志）。梅夫人如愿借宓再读且译，请兄取得，妥为邮寄至武大（九月十日以后，乃始寄出）为幸。此请

文安

弟 吴宓顿首

八月七日，成都

郭斌龢

梅光迪

白璧德

《思想与时代》是张其昀、郭斌龢等人在1941年发起创办的一份颇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其办刊理念与《学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一脉相承。由于经费拮据等原因，该刊于1945年停刊，后又在1947年复刊。张其昀在信中想必谈到了复刊的计划，故吴宓有“《思想与时代》续出不衰”之语。信中提到的Irving Babbitt: The Man & the Teacher（按：书名应为Irving Babbitt: Man and Teacher）一书，为白璧德逝世后出版的纪念文集。在《思想与时代》1947年刊出的“梅迪生先生纪念专号”中，有张其昀所撰写的该书书评，可知吴宓未能借到此书。不过，吴宓所编制的《一多总表》被排在了这一期的第二篇，仅列于梅光迪的遗作《卡莱尔与中国》之后，仍可见其在“学衡派”当中的核心地位。《一多总表》所涉及的“一”与“多”的哲学，正是吴宓此前在遵义浙江大学的讲题之一。

《思想与时代》

从该信内容来看，吴宓之所以辞浙大而就武大，除了浙大未能聘请其担任外文系主任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武大文学院院长刘永济的邀请。刘永济也是“学衡派”的一位重要成员，早在二十年代即与吴芳吉等创办《湘君》杂志，与《学衡》互为呼应，其间也有诗文在《学衡》发表。在吴宓的举荐之下，刘永济于1927年赴沈阳东北大学任教，后转入武汉大学。抗战全面爆发后，刘永济曾在浙大短暂执教，此后又返回武大。此外，武汉大学文学院的程千帆、沈祖棻伉俪与吴宓亦有交谊，对其立场持同情态度。

1946年8月底，吴宓顶着酷暑来到武昌。甫抵武汉大学，便大失所望——刘永济此时正在长沙探亲，并未留在学校等候吴宓。这一尴尬的场景，仿佛为吴宓此后在武大的时光定下了一个不愉快的基调。执教期间，吴宓对武大的学风并不满意，认为此间的学生“昏惰不喜读书，又不亲师”。他似乎并未察觉到，时代的风气已悄然转变。当年曾在武大就读的齐邦媛，在回忆录中一语道破了学生的心态：“一九四七年的学生多是忧心忡忡……不如上一代那样能单纯地追求被称为‘现实主义的道德家’的理想。”国内战事正酣，大学亦被政治所裹挟，又哪能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另一方面，作为外文系主任，吴宓又难免要处理各项琐务，这也显然非其所长。1948年7月，刘永济不慎摔伤，改由吴宓代理文学院院长，各类事务更是难以应付。回想此前“学衡派”的几次受挫，吴宓不禁深为忧虑，在日记中写道：“昔1923东南大学之刘伯明殁，1945浙大之梅光迪殁，及1930东北大学之汪兆璠黜；皆以一人去而全局毁，贤友星散，景象全非。今济病伤久不平复，则武大又非吾侪可以致力行志之地。”所幸刘永济不久即告康复，然而吴宓此时已是疲惫不堪。

1949年春，吴宓做出了一个让人不解的决定。在向武汉大学辞行之后，吴宓并未返回清华，而是来到了重庆北碚。从相关材料来看，吴宓此前已有到重庆、成都讲学的约定，因而先行前往重庆，在相辉与勉仁两所学院授课。吴宓本打算在短期讲学之后，即前往成都文教学院与四川大学任教，奈何时局动荡，最终滞留北碚。至此，“学衡派”已是风流云散，迹近谢幕了。

（本文首刊于《书屋》2021年第3期，经修订，收录于朱鲜峰著《“学衡派”与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