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先提出“中国经济已见底”的陈东琪：复苏还有不可持续因素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陈东琪是国内较早提出“此轮中国经济下行已经见底”判断的经济学家。他也曾多次提及，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不可能硬着陆。从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确实已见回暖趋势。那么，促成此轮回暖的原因是什么？又能否持续？下一步改革应从哪些方面着手？12月5日，澎湃新闻专访了陈东琪。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直属研究机构，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2016年11月4日，经中央编办批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正式更名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陈东琪，原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经济学博士，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学研究，曾赴美国哈佛大学、贝克莱加州大学等院校进修货币金融理论和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参加国家“七五”、“八五”计划总结和起草研究、“三五八规划”设计起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1999、2009、2010、2012）起草等。1990年、1992年两度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现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

澎湃新闻：如何预测今年第四季度以及明年的GDP？

陈东琪：今年全年GDP增速保住6.7%已成定局。前三季度均为6.7%，第四季度各个方面的指标还在上行，第四季度的GDP应该比6.7还会强一点，所以全年应该是6.7%略强。

从趋势来看，明年的GDP可能相对还会好一些。特别是国际环境因素，欧美经济复苏现在正在加强，再加上特朗普的大基建、金融放松政策等等，对中国可能有正向环境改善的影响。加上中国今年的出口不好，由于今年人民币贬值幅度较大，明年的外需可能也会比今年稍微好一点。

但是，国内有两个不确定因素。第一是房地产。今年下半年房地产的销售很好，推动了整个经济。第二是今年钢煤去产能和房地产去库存带动了流通领域的活跃。这两个因素可能明年都会受一些影响。因为现在房价非理性上涨太厉害，所以各地方政府都在调控房地产。钢煤的涨价肯定也不可能长期持续。因为长此以往上游制造业的成本会增高。这两个因素在今年遏制GDP破6.7%时起的上拉作用是很大的，但是明年可能就会变成一个下拉的作用力。

但明年也会有一些利好因素。主要来自市场改善以后企业的预期在改善，如果再配合一些相应政策的推动，明年经济就可能会有一些改善。第一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今年11月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对稳资本应该会有好处，国内开展投资的可能性就会强一些。第二，各地方都在提高工资的最低水平。如果明年进一步推动收入增加，可能还会有利好。因为今年的居民实际收入是下降的，增长只有6.3%。2012年以来，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实际是呈下降的趋势，今年是第一年低于GDP的增长。中国“十三五”预定是要实现“两个同步”，其中一个就是居民收入增长要和GDP增长同步。明年如果相关政策在增加收入方面有所改善，对于提高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是有好处的。第三，今年的工业企业利润有所增长，所以明年有可能会扩大再生产。

综上，我预计明年经济增长应该在6.5%以上。虽然外部环境比今年会好一些，但是内部的两个不确定因素加上中国还在转型升级过程之中，太高的增长不大可能。太低的话，政府应该会有相应的政策兜底。

澎湃新闻：是什么原因造成今年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如何改善？

陈东琪：农民收入下降是整个居民收入增长减速的一个重要原因。农业的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长速度都在下降。经营性收入方面，2013年以后粮食库存很高，农产品价格上涨空间受到限制；同时农业的财产性收入增长也在紧缩；还有一个就是农民外出打工的转移性收入也在下降。此外，从城市来讲，前几年企业工资涨得比较多，这几年有的企业已经没有能力去增加工资了。因为整体需求不足，这令企业的发展受到了一些约束，所以收入形成能力还是在减弱。

解决这个问题要从宏微观两个层面来解决。应当有一个综合的增加收入的政策考虑，这样才能够遏制居民实际收入增长慢于GDP增长的趋势。

澎湃新闻：对于这轮经济下行，有结构性和周期性两种看法，你怎么看？

陈东琪：这轮经济下行是三个原因叠加的后果。

第一是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都在调整。全球整个贸易流量在减少，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也在下降，原来都在4%、5%左右，这几年已经普遍降到3%以下了。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如果世界经济整体收缩，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

第二是周期性因素。中国从1978年到2008年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下行。这是对我们长周期繁荣的一个调整。现在刚好处在长周期繁荣之后的调整之中。

第三、更重要的就是结构性因素。中国经济原来是靠数量、规模拉动，很容易产生收入。现在要走向靠质量，要和环境友好，还要转型升级，这就意味着部分老行业中的低端动力要被淘汰。中国原来30多年的靠数量的增长模式已经到极限了，下一步进行结构性调整是一定发展阶段必然会出现的。

另外一点是中国经济本身基数大。要一直保持8%到10%的增长确实难。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GDP才4000多亿，要增长10%只需要400亿，本世纪初GDP10万亿时增长10%也只需要1万亿。但以现在的体量增长10%就要6-7万亿。

所以这轮经济下行的原因其实是三加一，外部经济收紧、长周期繁荣后的调整、将数量型的传统规模扩张转向更有竞争力、更绿色的质量型增长的结构性调整以及基数问题。所以经济增长由10%以上降到6%到7%，也是新常态、新阶段下的一个必然趋势。

澎湃新闻：对目前新旧动能转换现状怎么看？

陈东琪：第一、新旧动能的转换需要时间，不可能很快。随着旧动能的衰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新动能的培养需要时间，不是一两年能够成功的，恐怕要一两个五年计划。在这期间我们为了能继续促进增长，就需要找到一个新老动能的均衡。比如钢铁和煤炭虽然仍属于传统产业，但有一些地区还是需要的。所以新旧动能不是在某一个时刻一下子转换过去的。这和开车换挡一样，从时速60km到140km需要一个过程，太快的话就会翻车。

第二、新旧动能转换更重要的是要在制度创新条件下的技术创新。没有出现破坏性创新，就很难有一个新动力带动新的增长阶段。从供给角度严格地讲，新动能就是由创新推动的。新动能的形成关键是要通过制度创新激发企业、个人的技术创新，通过有效供给来适应已升级的新消费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原来适应老增长模式的旧机制。新动能的形成关键是创新，而且主要是资本层次特别是企业层次的内生机制下的创新。我认为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公布的有关保护产权的指导意见就是很具长远意义的制度创新。保护公产权不受损害、永久性保护私产权都是很重要的。不仅可以稳定资本不大幅度流出，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国内形成一个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

第三、除了基础制度的建设，还要特别注意公开公平的营商环境建设。比如是否是可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国内民间资本能否不受限制地进入所有领域。第二点讲的是体制改革，这一点是强调开放。

第四、政府要发挥一定的引导作用。新一轮增长周期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政府要起方向引导的作用。但是政府要掌握一个度。

澎湃新闻：应该如何掌握这个度？在此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如何看待？需要出台产业政策来引导新动能的方向吗？

陈东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几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与欧美市场经济共通的，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欧洲的市场都有，比如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私有财产以及交易的公平性。还有个层次是与其他国家不同的。虽然现在世界的趋势是政府通过相应的产业政策或战略安排来做一些政府想做的事情，这点德国、日本、美国都有。但中国的特色就是在产业政策上可能还是会多做些事情。比如在基础设施方面，现在特朗普虽然也搞基础设施，但做的方式不一样，他的投资方式不是政府直接投资，政府只是搭平台来让私人资本负责建设。中国因为是后发国家，完全靠市场资源禀赋无法充分发挥，要弯道超车还应发挥政府的作用。

第一、政府在产业发展上的方向性上要给予信息指引。但不要太微观化，政府讲的应该是战略性的、宏观的，而且是根据国际技术产业革命变化的前景方向给出的信息引导。

第二、政府可以通过一些杠杆给与企业支持。对那些有很大技术潜力、巨大核心技术的企业，政府可以给予支持，一是增加R&D研发投入，一是减税、优先批准IPO、发债、优惠性贷款等金融支持。

第三、有一小部分产业是需要政府直接投资的。比如公共项目建设、高铁、大的环境工程建设以及航天航空或者尖端科学。但也不排除一些原来属于传统型的基础设施也可以通过PPP的方式展开。国家和民营共同参与。

中央讲“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既然讲产业政策要准，那就说明产业政策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方面。

但另外一个方面，从搞4万亿到现在为止，这几年间政府这只手确实也有伸得太长的地方。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政府和市场两者要谁不要谁的问题，而是如何界定两者间边界的问题。

我认为现在关键是政府做的事情越位了、超越边界了，做了本来可以给市场、给企业做的事情。所以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要不要谁，关键是要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条做足。竞争性资源也好，自然性资源也好，都应该让市场来配置。但是由于原来的管理方式、管理思维、宏观调控的惯性，中国现在并没有真正落实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导致了政府这只手伸得太长、做的事情太多，干预得太重。政府应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比如环境、安全标准、质量。不能什么标准都没有，那样的话违规的成本太低，竞争无序不能怪市场主体，只能怪规则本身有问题。现在规则的制定和规则的执行上政府还存在缺位现象，但在管理微观市场这块又越位了。有的方面可能还错位了，本来应该市场去做的，政府做了。越位、缺位、错位，这“三位问题”是目前市场-政府关系的核心问题。

澎湃新闻：你在之前曾提出“中国经济已见底”的看法，现在是否有所调整？

陈东琪：从目前短期指标来看，中国经济是在复苏的。PMI、用电、价格周期、投资需求这些指标都在回升。如果复苏的瓶颈问题解决了，这个复苏就会形成，变成持续性的。但现在还是有不可持续的因素。

从指标来看，有几个背离：

第一、PPI和GDP的背离。GDP在下行而PPI在上行，这个背离说明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企业利润的增加是靠价格推动的。

第二、PPI和工业增加值的背离。

第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和CPI的背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是下行的而CPI是上行的。

第四、人民币贬值和出口的背离。本来人民币贬值，出口是应该增加的。但现在出口是下降的。这个当今全世界汇率和贸易弹性的下降有关，即货币的升值贬值没有马上产生出口的减和增。

关键是前三个背离，说明中国现在这种单纯行政化的去库存、去产能可能引起的复苏可能不会持续。我就是担心这个持续性。

澎湃新闻：怎么样这种复苏才能可持续呢？

陈东琪：至少有几件事情要做。

第一、战略和政策一定要促进创新。要在创新中激发企业的增长。通过创新激发出增长和有效供给，消费者愿意买这个产品，也就带动了消费需求。在创新过程中有一些企业就死掉了，但有一些新的企业通过破坏性创新会形成新的产品，新的产品和新的消费是一致的。这样的增长才是可持续的。所以关键是技术创新。

第二、为了保证技术创新，要进行制度创新。最近做出改变的就是产权制度，但效果不会马上显现出来，需要一个长期的释放。

第三、从需求端着手积极扩大有效需求。一方面想办法增加收入，让消费者有能力去花钱，愿意去花钱，所以明年的结构性减税力度可以更大一些。另外对一些新兴消费也可以采取减税的办法。

第四、政府掌握的手段还是要用，比如减税，特别是给那些创新科技企业、节能环保企业减税。中国现在制造业企业的运作成本是很高的。特别是这一轮去产能、去库存以后，制造业上游成本大幅增加。这种情况下减税是很重要的。一定要给企业减负、松绑。

第五、政府自身的财政投入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可以适当提高赤字率。今年三季度末的赤字率是2.7%。去年是3.5%。这几年经济下行，赤字率提高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上行的时候因为收入增加赤字会下降。为了扭转经济下行趋势，使经济走上复苏道路，政府的有效投入是很重要的。可以继续增加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包括交通的智能化、网络建设、环境的治理、农村公路的建设、城市综合设施建设等等。在今年基础设施建设有所加快的情况下，明年还应该继续保持一个扩张的趋势。

做到以上几项，才能使眼下各指数的回升、经济的转暖变成可持续的。表里结合，内外结合。如此的话，我认为经过几个季度的努力中国经济是可以看到触底后的回升的。至于明年回升多少。稳妥起见明年提6.5%以上应该是可以的，能往上走更好。但一定有个前提，这种复苏一定不是旧模式的数量、规模驱动的循环周期性复苏，这种复苏我们没有必要追求。我们追求的是新的模式、新常态下的新的增长周期的复苏，是有质量的、绿色的、有国际竞争力的复苏。这样的话，哪怕只复苏0.1%，都是值得的。我们不一定非要追求1%，质量的提升、水准的提升才应该是经济复苏的前提。这也是“十三五”强调的要把发展质量作为经济核心追求的所在。未来四年一定要在提升发展质量上做文章。“创新驱动，质量引领”这八个字才是今后复苏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