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外交猜想⑧｜特朗普版“重返亚太”能比奥巴马强多少？

笔者在上篇文章中提到，特朗普上台后虽不会再提“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个概念，但“通过加强和盟友间的安全合作来维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权”这个总体的战略目标不会变，因此最终不过用一个新的概念包装这个战略。指望特朗普上台能够削弱甚至消除“亚太再平衡”战略给中国带来的安全压力是不现实的。

而本文所要追问的核心问题是：特朗普的“重返亚太”和奥巴马版的有什么区别？他会比奥巴马强吗？要对此转型进行深入评估，并探讨对中国国家安全、亚太安全国际安全的影响，似乎还应将其带入美国近十年来所经历的深刻的全球战略转型进行分析。

美国全球战略转型：从全面进攻转向重点遏制

克林顿时期为美国辛苦攒下的家底，很快在小布什几场不得人心的新保守主义+单边主义战争中消耗殆尽。如果把小布什的“全球反恐战争”兼“航母输出民主”比作当年蒋介石的“全面进攻”，那么在奥巴马时代，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则不妨把美国所进行的战略调整看作从“全面进攻”向“重点遏制”的转变——于是有了所谓“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战略。

其实美国从未离开亚太，又何谈“重返”呢？可有时候，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面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乌克兰局势，在咄咄逼人、说干就干的俄国总统普京面前，即便美国认定中国的“潜在威胁”更大，也不得不先腾出手来对付眼前迫近的威胁。另一方面，在西亚、北非，面对看似有利于“拓展民主”的“大好形势”，机会主义又往往占了战略定力的上风——以为不用承担多少风险、不必付出多少代价就能轻易地在昔日威权主义政府的土壤上顺利播撒民主之花、迅速结出自由之果，于是我们看到一连串由推特、脸书等网络“战略进攻性武器”所掀起的狂潮——“阿拉伯之春”。

可是，当剧情进一步推演到叙利亚时，画风突然起了变化。或许是此前在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得手的太容易，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低估了阿萨德政权的韧性。当然，这其中一个被西方忽略的核心变量当然是俄国的果断介入。

此前美欧在地中海南线频频得手，俄国一直都没有做什么，所以似乎在叙利亚问题上同样能再度得手。可是这次他们错了。首先，俄国的战略反应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其反应激烈程度是会随着刺激的累积效应而增强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其次，地缘上看，叙利亚比邻俄西南软肋高加索，属卧榻之侧、多事之地，普京又岂能容一个亲美政权在此酣睡。所以才有了日后旷日持久、血腥异常的拉锯战。

撇开道义考虑不谈，我们只能说，美欧在叙利亚这件事的处理上，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也正是上述一系列事件，使得奥巴马早就承诺的（中东）撤军、战略收缩，以及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强化、针对中国的再平衡，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落在实处。以至于其在南海周边的盟友开始质疑，美国的保护伞究竟还剩几斤几两。

如今，奥巴马故事已近尾声，特朗普传奇尚未开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此时跳出来暖暖场，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而现在我们急需评估的问题是：口口声声要“美国第一”，抛却意识形态，不再犯“输出民主”等“美国民主党病”的特朗普真的能够避免重蹈奥巴马的覆辙吗？换言之，特朗普的战略定力究竟能有多强？特朗普版本的“重返亚太”（当然，正如笔者在上一篇文章中所论述的，他很可能换新词、新概念，但该战略的实质和针对对象不会变）又能比奥巴马强多少？这既要看其主观意愿，又要看客观形势，或曰结构的制约力量。

美俄关系有“上限”

假定特朗普对类似捍卫人权、推广民主等事宜的不重视是真实可信的，那么由此推理，其不大可能再走奥巴马的老路，继续在中东地区借助各式“革命”来推广所谓民主制度、更迭政权。从维护美国国家战略利益、安全利益角度讲，这种转变是对美国有利的。

但是美国在中东不再主动挑事儿，不等于美国就可以安然从中东脱身，更不意味着特朗普上台就意味着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的和解。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倾向几乎没有可能在特朗普任上出现逆转，而美国与各伊斯兰激进组织的仇怨又由来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再考虑到特朗普对穆斯林的极端、公开且毫不遮掩的仇视态度，美国继续遭受中东及伊斯兰激进力量打击的可能性不会低于奥巴马时代。

尽管“9·11事件”之后美国本土安全的安保措施已经今非昔比，但遍布全球的美国公民、美国利益、美国盟友恐将成为激进分子报复的牺牲品。做一战略情景预想，当海外袭击强度、规模和频率达到一定程度，特朗普政权恐怕难以不做反应。

此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特朗普公开谋求与俄罗斯达成和解。如果美国对俄示好，不仅意味着中国将面临美国富余出来的战略压力，同时莫斯科与北京的向心力恐怕也会减小。以上说法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诸多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制约了美俄和解的可能。

正如著名俄罗斯问题专家王树春教授所言，冷战后俄罗斯曾经有三次试图与美国、西方和解，但均以失败告终。这些历史记忆在普京及其民族主义-维权主义追随者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第一次是叶利钦时代，冷战结束，俄罗斯抛却共产主义，全面倒向西方，甚至希冀加入北约，回归欧洲文明的大家庭；第二次是“9·11事件”后俄罗斯大力支持美国反恐，并做出了允许美军进入中亚地区这样一个重大的实质性让步；第三次是梅德韦杰夫时期，在利比亚等问题上，俄罗斯保持极大的克制，没有采取反制措施。

然而，俄罗斯的三次和解姿态不仅没有得到西方相应的战略回报，反而吃了大亏。这一切作为反面教材教育了俄罗斯当前和今后的领导人，应该如何处理与美国、西方的战略关系。所以，不要看现在特朗普在推特上对普京频送秋波，但美俄关系的上限、下限是摆在那儿。只要俄罗斯还是一个（核军事）大国，没有再度解体，那么结构的力量将阻止美俄之间过多的接近。而难以预知的突发事件却能迅速地将稍稍回暖的美俄关系又向冰点滑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奥巴马版的“亚太再平衡/重返亚太”随着TPP的否决，骑墙国家的行为，以及美国自身在世界其他战区所受的牵连而付之东流。特朗普上台后，他虽然将继承这一战略的衣钵（可能换新名词、新提法），但其可操作的空间仍然有限。四年之后，当我们为特朗普版的“亚太再平衡/重返亚太”打分时，恐怕不会比奥巴马高出太多。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