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之父”乔治·凯南在日记如何记录“冷战的终结”

编者按：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是20世纪著名外交思想家、战略家；作为“遏制”战略的提出者，他被称为“冷战之父”。1946年，凯南发出著名的“长电报”，深入分析苏联的内部社会和对外政策。一年后，他在《外交》杂志上发文，提出“遏制政策”，该政策随即成为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主要战略。1952年，出任驻苏大使。之后的五十年里，他不遗余力要缓和冷战僵局。

《凯南日记》日前由中信出版集团引进出版，该书首次公开了凯南88年的日记。本文节选自《凯南日记》中1989年—1991年的部分日记，看他如何记录冷战的终结。他在日记中对新时代的不少担忧，在后来的二十年中陆续成为现实。

【1989年 几十年来，凯南一直相信冷战终将结束。不过，随着冷战结束的临近，这位前外交官开始抱怨华盛顿一贯怠于沟通协商，从而不必要地延长了冲突的时间。此外，他也担心随着共产主义体制在苏联衰落、东欧诸国摆脱苏联帝国而产生的动荡。凯南一直以来都对美国社会和西方持批判态度，他鄙视冷战必胜的思想潮流。

随着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宣誓就任总统，凯南明白美国政策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他尽力与精英媒体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分享自己的观点。】

4月16日，农场

我拿到了厚厚的一摞资料，都是关于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我想研究一下它对美国政策可以或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埋首其中一天后（才刚刚开始阅读资料），我就惊诧地发现，不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自以为精妙的观点已经过时，与目前莫斯科和欧洲出现的形势完全脱节，而且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北约观点一直深恶痛绝的原因。目前我们正陷入一种新的危险形势而不能自拔，结局难以预料。当我们探讨自己从冷战时期学到了什么东西时，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们已经在谈论过去了。

12月3日

周末基本都浪费了，大部分时间都在看贝克尔先生、埃德伯格先生和麦克恩罗先生打网球。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在东欧和中欧部分地区的主导地位正在崩塌，戈尔巴乔夫先生和布什先生在地中海要地马耳他举行会议。我之所以没太留意这次会议，是因为过去两个星期来健康状况不佳，为此心情颇为沉郁。

我知道，从现在开始必须认真了解近日来苏联和欧洲发生的事件，为这个月底的外交委员会会议发言做准备。共产主义世界的革命失败了，出于某种原因，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公正地说，此前我已经预见了这一天的到来。早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早期我就竭力告诫政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已经完全丧失了对苏联人民的控制。多年以前，在戈尔巴乔夫登上世界舞台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努力说服很多人，苏联对东欧的掌控能力已经严重削弱，它一旦受到挑战，是承受不住任何压力的。（我经常把这种统治比喻成池塘里的薄冰，看起来很结实，踩上去却无法承受任何力量。）不过，我当然预见不到它什么时候瓦解，或者如何突然瓦解。

这种瓦解来得猝不及防，在我看来实在有些遗憾。它突然降临到这一代人身上，这虽然不是他们的错误，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准备好去建立属于自己的政府，甚至没有一个有力的政党从共产主义者手中接管政权。不仅如此，这些亢奋的人似乎没有学到他们本可以从明智的芬兰人那里学到的东西，那就是获得独立的唯一安全方式，就是对苏联的安全利益表现出该有的尊重。如果他们认识不到这一点，要寻求独立却挑战了苏联的安全保障，那么结果只能是毁掉戈尔巴乔夫，那个刚刚给予他们更大独立性（比如波罗的海国家的自治）的人。

12月16日

未来四天，我必须在外交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演讲，通常这是一个正式、严肃的场合，不过照我理解，这实际上是给与会的老孩童们举办的一场特别圣诞聚会。有关这次会议的消息传播开来，人们会把那里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都希望我能爆出大新闻。我确信大家期待的就是那十分钟至十五分钟的即席演说，然后是自由提问环节。你可能觉得这没什么可苦恼的，但实际上远非如此。自从二战之后，欧洲处于剧变的煎熬之中，很多方面都在急速变化，十几分钟能说什么？

我日复一日地婉言谢绝以各种方式发来的邀约，偶尔屈服于个别无法拒绝的请求，却又导致新一轮的请求纷至沓来。在这些日子里，我愈发全神贯注地思考实施一次迫不得已的终极行动，让自己从这种徒劳且令人精疲力尽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我这样想，也这样说，我非常清楚之前已经说过多少遍这样的话了。现在的问题是，最终的解放要么是我主动争取，要么是通过死亡来实现。既然时日所剩无多，为什么不主动争取一下呢？

【1990年 几十年来，凯南一直怀疑他即将向死亡屈服，至少是将要老朽不堪。但是，这位八十六岁的老人依然头脑清晰，思维活跃，他的寿命还会延续十五年。对于动荡的苏联和南非的种种剧变，凯南深感不安。建立在无可置疑的国家主权之上的旧国际体系的衰败，以及建立在——至少是理论上的——普遍人权之上的新国际制度也让他高兴不起来。】

1月25日

全世界都在发生奇怪和悲哀的事情：苏联解体，传统的俄罗斯帝国崩溃，经历了经济改革失败和戈尔巴乔夫的毁灭之后，进入一个动荡混乱的新时期，这个国家正处在经济灾难的边缘，后果无法估量。

5月5日

我们的政府在北约强硬派盟国——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的压力下，准备利用俄罗斯当前危险而混乱的局势，将它从各个方面，尤其是欧洲大陆的安全事务中排挤出去，让北约盟国全盘接手，作为他们在二战中付诸巨大武力的最终成果，让军事上主导欧洲的德国表明它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结盟，一起和俄罗斯讨价还价……我想，利用另一大强国羸弱的间隙获取平时得不到的利益终归不太合适，让我说，这样做日后一定会遭到报复。

9月25日，赴欧洲途中

我们务必谨慎对待苏联核心政权彻底崩溃的问题。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至少原苏联现存核武器的监管责任也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10月8日，赴伦敦途中

德国统一那天，我和安娜莉丝乘坐城际列车前往弗里德里希大街。这条大街位于东柏林，走出站台后，我们看到数以万计的行人在菩提树大街的两侧向相反的方向缓慢前进。我们加入西向的人流，行进了一两英里（实际上，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这个距离，除了步行之外别无其他交通方式，我的右腿不堪重负，疼痛不已）……我猜想人群中大多数人来自东德，他们看起来安静而克制（很多人余醉未醒，可能昨天晚上的庆祝太过热烈）。不可能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我有种感觉，他们对于这历史性的一天的感觉远远超出了新奇的程度，面对近来一系列意想不到、突如其来的事件，他们肯定被困惑麻痹了。我没有看到盲目的爱国主义或者民族情绪的任何迹象。

总之，第二天早晨离开德国时，我对当地形势的主要感觉就是，从美国的政策出发，从长期来看，目前这种形势已经无法控制了。德国此时以这样一种方式统一并不是因为谁负有远见，也不是二战时期盟国商定的政策，而是数以万计东德年轻人自发行动的结果，他们的动机是希望得到更好的工作，赚更多的钱，过上暖衣饱食的西德式生活。当然，每个人都欢呼表示欢迎，但是从长远角度看，这是我们想要的吗？让一个团结且武装的德国成为经济上无可匹敌、军事上极具潜力的国家？在欧洲联合体还未形成真正的框架将德国牢牢整合进去之前就任其发生？

……实际上，最让人担心的是，最近发生的这些事表明，欧洲重大事件的发展进程已经游离于我们的掌控之外。如果不明情况、鲁莽行事的德国民众因冲动而爆发冲突，导致近期危机进一步变化，对负责任的政府清醒的思考和判断又不予理会，那么谁能保证未来几年不会一直混乱下去？即使德国政府设法掌控了局面（而且基本上只有德国的领导者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美国人影响事件进程的能力也已降低到几乎微不足道的程度。

尽管如此，10月4日我们还是前往莫斯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和阿尔巴托夫研究所的代表到机场接我……

第二天早晨，我如约坐车到克里姆林宫与政府机构（与党的机构相对）的代表亚历山大·雅科夫洛夫（Alexander Yakovlev）见面，他是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随从人员中仅有的智囊，与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关系也比较亲密，至少是志趣相投……我们大部分时间用俄语交流，偶尔有需要特别谨慎处理的地方我就用简短的英文来表达。事前我已经提醒雅科夫洛夫，我不会跟他探讨他们国家当前的情况，因为形势急转直下，我还没有做详细研究来跟进，我只准备跟他谈苏联政权的历史和它在俄罗斯历史上所处的位置。他说过很高兴这样安排，的确，此次会面的前两三个小时谈论的都是这个话题……

今天的苏联的确处于一种可怕的、最令人担忧的状态。在当前的形势下，最关键和危险的问题当然就是目前的经济状况，特别（但不仅仅）是食品及其他消费品生产和分配制度的崩溃。驻莫斯科的美国记者一直在报道这种似乎过于耸人听闻的情景。报道都聚焦于国营食品店，却无视食品相对丰富的自由市场。不过，即使考虑到自由市场因素，当前的形势也很严峻，甚至可怕。我刚才描述的事态应该立即受到密切关注。但是，戈尔巴乔夫（在此我也批评他）和政府其他领导人一直把大部分时间耗费在其他长期问题上，比如从一党专制向民选政府体制的转变，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当然，这两者都是重大问题，但是比起经济的直接崩溃，它们似乎没那么紧迫。领导集体把注意力放在这些问题上，让我想起马歇尔将军在马歇尔计划开始之前谈论欧洲形势时说过的话：“医生深思远虑，病人奄奄一息。”

……整个图景都被最重要的事情遮蔽了，我觉得领导集体对这些情况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是苏联逐渐解体的原因……这种自发的权力分散的过程走得太远，恐怕戈尔巴乔夫不久就会在清晨醒来时发现，他基本上已经有了一个表面上民主的全新机构来管理政府，却没有像苏联左翼这样的派别来监督政府。

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将要求获得独立并采取多方面行动，就像他们已经在做的那样，只能预计，其他地区，尤其是黑海和里海周边地区也可能如此。不过，乌克兰目前面临着很多问题，部分乌克兰人强烈要求独立，但是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都还不适合独立。更为重要和让人警醒的是，在鲍里斯·叶利钦的领导下，作为这个国家心脏的俄罗斯都在轰轰烈烈地闹独立……如果领土占苏联的一半以上，人口占苏联一半左右，真正有政治生命力的中心区从苏维埃联盟演变成共和制政府，就像它现在所展现的那样，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领土附属这种形式是否还能作为维持中央集权的证明？我在即将于11月出版的《外交》杂志文章中指出，这类情况对相关各方都有巨大的危险，包括我们自己。

人们很容易指责，出现这样的状况是戈尔巴乔夫一手造成的。很明显，他没有预见到（我们大多数人也没有预见到）一旦撇开共产党有力的纪律约束，苏联竟然会如此危险迅速地分崩离析。他摧毁了旧制度，这是对俄罗斯和世界的历史性贡献，也是其他人都没有做到的。但是，从民主意识上来说，他不是一个英明的政治家。他与大多数民众都没有足够的互动。叶利钦缺乏才智，但是十分聪明，在这些方面远远超过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有勇气的人，但是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管理者，也根本不是一个阴险的煽动者。如果权力下放继续以这样的速度进行下去，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历史中的角色可能会变得很完美，他充满雄心壮志倾力推动中央联盟政府的发展，或许他的努力很快就会失败，联盟中央政府也会在其任内垮掉，他无法像骑手驾驭马匹一样驾驭这一切。

不过，也许是我错了，现在不是预言或者预测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足智多谋，在国际上享有声望。无论是否结成新的联盟，苏联都需要他。或许他能及时觉醒，设法掌控经济形势，重新调整各加盟共和国内部的各种关系。我希望如此。但是我不太乐观。

【1991年 凯南依然对自己的成就引以为傲，甚至当他因自身影响力有限而绝望的时候也是如此。他批评说对伊战争不仅毫无必要，还侵占了恢复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财政亟需的资源和精力。尽管如此，美国军事实力的展现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与人们所期望的恰恰相反，对苏联的解体，凯南几乎完全保持了沉默。】

1月15日，普林斯顿

今天是1月15日，也是联合国对伊拉克最后通牒届满的日子，布什先生接受全权委托，有权在他认为适宜的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发动战争。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布什先生将会在未来几小时或者几天内的某个时刻，将我们带入一场毫无必要的冒险当中，我们的精力和资源必然会被占用好几个月——如果不是几年的话。而我们看不到甚至也无法想象这样的战争到最后能有好结果。

冷战真正结束不过一年多时间，我们就以战争终结了本应大加利用的发展休整期，我们本该借这个机会恢复几近枯竭的财政和濒临崩溃的经济。

……

在近期整个事件的危急关头，我都没有就海湾危机发表任何公开的言论……但我必须反问自己，我是不是已经没有能力预见这种风险，无法再做些什么暂缓危机的到来了。

我再一次翻阅日记，发现在早些年，每当遇到类似的情况，我都会尽自己所能充分表达看法。早在1954年我就强调，把波斯湾的石油资源移交到当地酋长手中，然后帮他们建立独立的酋长国，却不向任何人承担任何义务的做法是何等的愚蠢……

我的建议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1948年，美国在阿拉伯领导人一片持续的反对声中，支持以色列独立建国，我们这是在给自己制造麻烦，而且是一个根本无法找到和平途径解决的麻烦。当时我作为政策规划室负责人，就试图提醒美国政府谨慎行事，结果却收到副国务卿的暗示：美国是一个以国内政治为重的国家，当少数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优先考虑国家利益……最后，在冷战的这些年间，我一直努力说服人们相信，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

然而布什先生当前的决定表明，我的所有努力再一次被官方彻底忽略了，甚至在公众中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2月6日

俄罗斯的局势也一塌糊涂。那里的未来充满变数。在最乐观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也要花上几年时间，在此期间会发生什么恐怕难以预料。

……当我被问及“您对俄罗斯的局势有什么看法”时，我的回答是：“如果能住在偏僻的乡下该多好啊。”

2月27日，普林斯顿

总统今晚宣布，如果伊拉克做出示好回应，那么，从现在起约两个小时内将暂停对其进行军事打击。不管怎么说，我相信这标志着一场辉煌而成功的军事行动的结束，同时，这也是一场将我们的战争艺术推向新时代的战争。

现在，我们必须面对大量问题，设计出一套新的和平方案，来取代中东地区战争之前的既有方案，这会非常困难。就算有人来求我做这件事，我也没法提供任何有效的方法。那些始作俑者必须给出应对方案。我只希望他们不要太在意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的观点，也不要在缓和事态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这漫长的几个星期以来，从电视上观看海湾战争的进程，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对于阿拉伯人，我宁愿得到他们的尊重而不是喜爱，尤其他们对我们的军事实力和先进技术的尊重，因为他们对此似乎知之甚少。他们的友谊充其量建立在变幻无常和歇斯底里的基础上。如果他们愿意，就让他们憎恨我们吧，只要他们能在国际事务中尊重我们就足够了，正如这场战争教会他们的，如果政治力量力不能及，作为最威严的一种手段，就用军事力量来达到这个目的。

12月26日，百慕大群岛

昨天晚饭前，我们到“小屋”去看电视，戈尔巴乔夫正在发表辞职演讲，正式宣布了苏联的终结。电视还直播了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缓缓降下的过程。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史无前例的时刻！

今天，这里一如前几天，浮云蔽日，太阳只是偶尔露出笑脸。北风一路吹去。这样的天气会让人变得慵懒。

早晨躺在床上，沉思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以什么为基础。思考陷入了困境：地域深远、广阔而地方上互相依赖的国家和地域狭小、亲密但各地彼此独立的国家，我个人当然倾向于后者，然而现实又如何呢？

考虑到极不稳定的世界形势，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们应当在彻底阻止外来移民的同时，尽可能地寻求一种广泛的国家专制……我扪心自问，为什么只要我们谈到专制，就一定将其限定在整个国家的层面呢？我在书中就设想过，将国家分散成一打更小的政治实体，为什么不能在它们当中实行专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