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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租界地图来研究上海的城市史

罗婧

2016-12-12 18:50

来源：澎湃新闻

1843年上海依《江宁条约》列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随后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亦称《虎门条约》）又允准英人携眷居住。1843年末，时任苏松太道道台的宫慕久与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到1845年10月29日，终于公布了第一次《土地章程》，划定了租界的范围。洋商纷纷涌入新辟的租界租地发展贸易，在上海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原本的社会经济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亘古未有的变局，农业土地逐步转化为商业用地。正如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钧在1848年第二次到访上海时所言，“我曾听说上海已经建造了英美的洋行，我上次离开中国时的确有一二家洋行正在建筑。但是现在，在破烂的中国小屋之地，在棉田及坟地之上，一座规模巨大的新城迅速建立起来” 。1854年第二次《土地章程》颁布，重新划定英租界范围，英人第一次租界扩张诉求得以实现。同时《土地章程》逐渐成为租界基本法，虽然这是一部中方势力缺席的条款，但依旧对当时的上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第二条载“凡欲向华人买房租地，须将该地绘图注明四址亩数，禀报该国领事官”。这实际上是非明文地废除了英国领事馆颁发租地签署道契的特权，从此洋人纷纷前往各国领事馆租地，标志着英国领事馆在上海滩独揽大权的时代已经结束。1855年美国领事馆的租地表中就不仅有美国承租者，也不乏英国人。1855年是第二次《土地章程》颁布后的第一年，洋行租地无疑受到影响。此时上海租界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城市景观已发生巨大变化，原属上海的北郊和西郊的租界区域在开埠以前是荒郊或田野，开埠后迅速矗立起了一座新城。有别于中国乃至世界上许多城市，上海城市近代化过程中最大的特点即以城外城的形式进行城市化，这是上海城市发展的特有路径。然而，上海城市发展中的这一巨变，确切地说是上海城市功能区域的空间转移，却极少见诸论著，这自然与研究城市的尺度有关。随着研究尺度的深入，以及新史料的挖掘和新方法的应用，将上海原英租界区域的近代城市景观和城市内部空间厘清变为可能。本文试图利用资料相对丰富的1855年，做一探索性研究。

1855年《上海外国租界地图：洋泾浜以北》（下文简称《上海外国租界地图》）即“Grand Plan of the Foreign Settlement at Shanghai, North of the Yang King Pang Canal ”一图流传广泛，是较早关于上海的西方实测城市地图，向来受到学界关注。《上海历史地图集》作为上海历史地理研究的里程碑，较早将该图纳入研究范畴，其中《租界图组》部分重绘此图，与现代地图叠加对比，今昔城市道路与租界区位一目了然。近年来，由于微观研究的影响以及GIS技术的运用，该图的利用逐渐深化。吴俊范将图中描绘的河流、道路、码头作为水乡的景观要素，讨论它们的消失以及填浜筑路的过程。陈琍以此图作为道契定位的参照，其切入点为地图实测的英租界洋行道契租地号(Lot.)，利用租地号将道契定位于现代地图之上。张晓虹利用近代地图探讨上海开埠初期英租界的城市空间同样引用该图，并简单讨论该图与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1849年英租界地图关系。钟翀则从地图学史的角度，将此图置于前近代至近代初期西洋实测城市地图背景之中，讨论西方实测地图对中国地图的影响。不仅历史地理学、地图学领域对此图情有独钟，建筑、城市规划专业论著同样多有援引。郑时龄利用该图证明英租界多次扩张的事实，并简单讨论洋商租地及修建洋行情况，伍江用以佐证《土地章程》制定之后上海外国人居留地向完全殖民地化的租界演化过程，张鹏则利用此图分析外滩沿岸的城市空间关系，上海章明建筑设计事务所负责上海外滩源项目，在编著的相关成果中引用此图与其他地图对比，证明当时外滩源周边并无重大建筑。

围绕1855年《上海外国租界地图》展开的研究虽然不少，然而其史料价值并未完全挖掘。《1855年上海英租界地图》一文揭示了上海城建档案馆馆藏地图，使笔者开始关注该图的各个版本的差别。本文即利用1855年《上海外国租界地图》的各个版本，考证地图出版的前后序列，并结合道契和《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等资料，考订英租界洋行租地，运用GIS技术复原洋行平面分布，再结合照片、油画等图像资料利用AutoCAD、3dsMax等电脑技术将开埠初期英租界城市景观推进到立体复原的层面，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城市功能分区与开埠历史事件的关系，并探讨开埠初期形成的景观、城市形态、城市建成区扩展等问题。

地图版本与内容考证

1855年《上海外国租界地图》有多个版本流传于世，现做简要介绍：

1.上海图书馆版本。上海图书馆所藏版本最为常见（如图1），因较早的出版物如《近代上海繁华录》、《老上海地图》等都引用该版本，其后相关研究也大多转引此图。2012年，上海图书馆六十周年馆庆展出此图并单张翻印发行。单张地图分辨率较书中插页大幅提高，可将上海的城市史研究推进到街区的尺度，本文即采用此图为研究底本。此版本右下角地图出版单位信息以及左下角稍有破损，但并不影响主体内容。

2. 上海档案馆版本。较早由上海档案馆编著工部局档案时揭示，近年上海档案馆甄选珍贵档案，编辑成《上海珍档》一书，将该图再次刊出，此次为单页刊印，较前述插图更清晰易读。该版本地图内容与上海图书馆版本一致，然而上海档案馆所藏版本保存完整、边缘无破损，具体出版信息清晰可辨。除上海档案馆之外，上海城建档案馆也藏有此图的完整版，但仅见诸一文引用。

3. 英国国家档案馆版本。此图为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The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Kingdom)，由安克强建立的共享平台Virtual Shanghai较早公之于众（如图2）。该版本与上述两个版本有较大不同，该图图幅明显小于上海各馆藏版本，英图图幅仅绘有1855年英租界图，地图两边未附表格，同样地图上部空白处未添加《外滩，1849》一图。

笔者翻阅《北华捷报》时发现上海各馆藏所流传的版本所添加的表格皆来源于此（详下），《外滩，1849》则为一油画的重绘版。笔者推测，上海各馆藏的1855年《上海外国租界地图》是在原来单纯的英租界地图即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版本的基础上添加了当时流行的一些信息之后的重印之物。当时习以为常的信息已成为如今不可多得的研究史料和复原当时租界城市景观的重要线索。

根据上述不同版本的1855年地图，内容最易识读的是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重印地图，因此本文主要依据该图进行1855年的上海英租界城市景观复原工作。

图1，1855年《上海外国租界地图》上海图书馆版

图2，1855年《上海外国租界地图》英国国家档案馆版

从上海图书馆重印1855年《上海外国租界地图》的内容来看，该图所绘主要为上海英租界区域即地图中部三条主要河流包围之地，北至苏州河(Soo Choa River)，南到洋泾浜（Yang Kang Pang Canal，今延安东路），东临黄浦江(River Wong Poo)，西达周泾浜（地图未出河流名，今西藏路，此为1848年租界扩充之后新的西界）。其中主要建筑集中在1846年所划定的界路（Barrier Road，今河南路）以东，反映了英租界早期发展情况。地图清楚地绘制了英租界内各条马路的走向，用红蓝两色标明英、美商行的位置。地图的右上端绘有一幅1849年的外滩概貌，黄浦江上示意性地画了各式帆船及华人摆渡船，外滩一带的热闹程度可见一斑。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在外滩沿线的建筑下方都清楚地标注出每所房子的业主即洋行名称，对重建外滩当年的景观十分重要。地图左上方有上海简史(Shanghai History in Brief)，介绍了上海从鸦片战争到开辟英、法、美几国租地的过程。其下方列出当时在沪各大洋行的轮船(Ships in Harbour, May 5th, 1855)以及在港备战人数(Man-of-War in Port)即枪支数量、战船及船员数量。除去主图所绘的英租界的土地使用地图主要部分外，图幅边幅所附的两份表格同样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图幅左侧列有《1850年驻沪外侨名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1850)，按照音序排列，并列出外侨服务的洋行，为盘点开埠初期来沪洋人具有重要意义。图幅右侧则是《1855年英国领事馆土地租地人名单》和《美国领事馆的土地租地人名单》(List of Renters of Land, British Consulate, Shanghai October,1855. United States Consulate, December, 1855)，两表来源于《北华捷报》，但与报纸所刊表格稍有变化。下文将对英国和美国领事馆的两份租地人名单做必要说明，这两份租地人名单对复原开埠初期洋行的分布至关重要，唯有结合文字材料地图所绘制的地理信息才有可能被重新解读。

1855年土地租地人梳理

基于复原英租界建筑景观的要求，首先需要将《1855年英国领事馆土地租地人名单》进行梳理。该表原刊于《北华捷报》1855年10月13日，其实是英国领馆发布的一个“通知”(Notification)的附件，告示要求租地人在1855年10月8日之前将土地租金交与“官银号”(Chinese Government Bank)，并说明租地付款的收据将一式三份，其中两份将归还到英领馆办公室，并会按照顺序整理。租地表作为附件刊于通知之后并详细列出了已出租的土地、租地人的姓名以及每块租地的面积。

细读《通知》可知该声明发表的时间为1855年的10月2日，催缴日期为10月8日，见报之日为10月13日，故而催缴时效已过。另外根据1854-1855年租地条例，土地的租金为每亩1500文。参照第二次《土地章程》，第七条关于“纳租”有明确规定：“每亩年租一千五百文。每年于十二月中预付该业户，以备完粮。先十日，又道台行文三国领事官，饬令该租主将租价交付银号，领取收单三张。倘过期不交，则领事官追缴”。对比第一次《土地章程》，要求“一律每年十二月十五日，将次年年租由租户全行支给。其支取之时，先期十日由海关照会领事官，传知各租户。”第一、第二次章程此点并没有大的改动，对比英国领事馆公告的时间节点，发现虽然英国领事馆公示见报时已过自订的催缴时限，但见报日为十月中旬比《土地章程》中提及的十二月中还是提早了将近2个月，实际操作方面仍具有时效性。据《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可知，租地表的编纂整理一方面是应《土地章程》规定，一方面是为租界内土地估价以及征集税收之用。

美国领事馆的租地表同样也是一份催缴年租的产物，刊登于1855年12月1日的《北华捷报》上。对比英国领事馆租地表的公告可知，两国领事馆的告示内容大同小异，仅美国领事馆催缴时限晚于英国领事馆，然而依旧在中方要求的“十二月中”，并未违背《土地章程》之义。

文幅所限，无法将英美领事馆两份租地名单详细列出，将表格所列内容做一简要分析：表头为租地人表(List of Renters of Land)，具体内容有租地人(Renter)、道契号(No. of Reg.)、分地号(No. of Lot.)、租地面积(Area)、租金(Rent)、租金对应的租期(Period for which Rent is due.)、总租地面积(Total Area)、总租金(Total Rent)。由表中的内容可知部分租地所需要缴纳的租金为1854-1855年两年的年租，而一些则仅需交付1855年一年的年租即可，其中原因不明。

笔者结合道契资料将租地表所列各租地逐一考订，其间发现《英领事馆土地租地人名单》中两块分地的更新时间晚于1855年的10月13号，即英领馆在《北华捷报》刊登《通知》之日。两地块均为Wright, J. W.承租，其一为第159号第166分地，其二为第160号第167分地。第166分地道契载租地人为来帖，英文契记为Jose. Will. Wright，即1855年租地表所刊Wright, J. W.。检索行名录Wright, J. W.供职于天孙洋行。该地首租面积为6亩2分6厘6毫，后在咸丰五年十二月初九日（1856年1月16日）划出地基内的3分3厘转与美国商人克雷，与1855年租地表面积5亩9分3厘6毫相符。第167分地同样为来帖所租，道契英契刊出全名Joseph William Wright，土地原租2亩2分，同样在咸丰五年十二月初九日划出五分土地给美商克雷。但与上块分地不同，1855年租地表却没有记录这块分地的变化。虽然不明后一地块为何脱落更新信息，但可以确定的是1855年这份租地表记录的信息最早也要截止到1856年1月16日，然而该份材料却刊行于1855年的10月13号的《北华捷报》，时间上并不匹配，暂且存疑待考。

1855年英租界洋行分布复原

由于1855年《上海外国租界地图》仅绘制英租界区域，因此本文仅能重现英租界一区之历史景观。复原1855年英租界洋行分布需首先利用Mapinfo将地图重新绘制，便于定位。图中所记的数字即洋行租地的地分号(Lot.)，将考订完成的租地人名单一一对应后，即可大致复原1855年英租界洋行分布。因租地表与地图终究为两份史料，有个别不匹配的租地需利用其他史料进一步论证。下文详细论述第34分地、第65和第66分地的考订过程。

第34分地，为美国旗昌洋行(Russell & Co.)于1846年租用，1855年《上海外国租界地图》上两处标为第34分地，且相距甚远，其一在今南京东路与四川中路路口，其一在今福州路靠近外滩的地方。考道契资料，第34分地第25号道契载“花旗国商人旗昌行即路撒公司遵照和约……赁租量见十亩九分七厘九毫，东至公路，西至第三十三分租地，南至公路，北至公路。”而第33分地应为琼记洋行，道契载“本国商人各你理阿士唾恩聘请租业户阿各士颠哈地，计五亩三分二厘〇毫，北三十六分地，南公路，东三十四分地，西公路。”两份道契比对来看，旗昌所租第34分地应在南京东路与四川中路附近（如图4），然而另一处的租地号从道契数据库检索依旧无法确定其谬误所在，有待其他材料的挖掘。

图3，1855年地图细部图

第65和第66号两分地则因为恰处1855年地图折痕处，稍有破损、字迹模糊，无法辨识。道契载第65分地为英人格医生（即行名录所载长脚医生）于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1845年12月29日-1846年1月26日）租用，面积为二十亩，四至分别为：东至第72分地，西至河，南至河，北至公路。然而，地图上第65与66分地东临的土地并未出现第72分地，一者为第82分地，一者为第64分地。查第72分地为英商查理士麦金西（名利洋行）于道光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四日（1847年7月6日）租用，共三亩五分，东至第七十一分地，西至地七十八分地，南至第二十一分地，北至公路。第71分地同样为名利洋行所租，位于福州路以南江西中路与四川中路之间。由此可见，第72分地并未与第65分地接壤，道契关于第65分地四至的记载应当有误。查第82分地，载英商亚巴兰波文租用，量见六亩二分五厘二毫，东至第三十九分地，西至第六十五分地，南至半河，北至公路。因第39分地确定在今北京东路与江西中路路口，故其西侧的分地应为第82分地，从而可以推定第82分地西侧的租地为第65分地。值得注意的是，1849年《上海外国居留地地图》在今宁波路及向西的延长段上以河流表示，可见在1849年之前这里应该还是河浜，与第65分地载南界为河和第82分地南至半河的记载相吻合，然而待到1855年此河到今河南中路附近已经被拦腰斩断。与此同时，可以纠正1849年《上海外国居留地地图》的一处错误，即图幅上出现两处第32分地，近北京东路的一处应为手写谬误，当是第82分地。再从第66分地入手判断以上推论是否正确，道契载此地为英国民人刻兰得所租，共五亩九分〇厘三毫，北至华民奚界，南至公路，东至六十三分地，西至公路，与所绘地图标示一致。至此，第65分地可确定在今北京东路以南，天津路以北，河南路中路以东地块，而第66分地则在河南中路以东，南北皆与第63分地相邻（如图3），而这样的分布与1849年《上海外国居留地地图》所标注的情况相符。将考订后的洋行绘与1855年重绘图上，成图4，至此1855年英租界洋行分布清晰可见。

图4，1855年英租界洋行分布图

上海成为以航运和贸易为主的城市

开埠以来上海经过几年建设城市景观有了翻天覆地变化，然而这种变化主要集中在租界区域，换言之上海近代新城是从外滩一线开始的，无论西人还是华人对近代上海变化之巨的感叹多因黄浦江沿岸的建筑所引发。利用AutoCAD 勾勒1855年《上海外国租界地图》制成底图，提取道路、地块等基本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分别将土地的使用类型进行分类，用不同模块进行区别，如图5。

图5，1855年上海英租界平面图

图中地面的色块用是以区分土地使用者的国别，如浅黄色为英国及帕西洋行和住宅所使用的地块，浅绿色则为美国洋行和住宅的地块，土黄色则为中国人的地块。图中单体建筑用较深的颜色表示以示区别，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用不同的模块表示：深绿色为仓库、深褐色为外滩可立体复原的重要洋行、鲜红色为英国洋行、浅蓝色为美国洋行、粉红色为华人建筑、透明色为无法确定功能的建筑。如此，当时洋行分布、外人力量对比、土地利用情况等一目了然。

1855年系租界第一次扩张之后所示的租界范围，由图5可知洋行的租地确已经越过了第一次划定租界西边的界路（今河南路）和北边的界线李家厂一处（今北京东路）。就各国洋行和租地的分布范围而言，英国势力独大自不待言，其分布最广且占据了大量有利区位，黄浦江沿岸之地除去近南京东路、近福州路和近洋泾浜三处为美国洋行，其余皆由英人控制。在英美势力悬殊对比的同时，一些中国人的地块穿插期间，应当是尚未交易的土地，主要是在广东路以南、洋泾浜以北地块，还有就是北京东路以北、英国领事馆以西地块。北京路以北地区属于租界第一次扩张之后的范围，本地人保留一些土地尚未出租可以理解，但是洋泾浜附近一带一开始就已划为租界区，不知为何至1855年时候还保留大量农村土地。

不仅如此，从图5中可以看到除去洋行在英租界中占有较大比重外，仓储用地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这是当时城市形态重要特征。据《上海对外贸易志》记载，洋商仓储大多始于码头仓储，起初设施十分简陋，1850年后洋行为适应进出口贸易而修造仓库，仓库之中最著名就是鸦片仓库了。由图可知，怡和、和记、仁记、义记、李百里、宝顺等洋行，纷纷在黄浦江畔建造了仓库，旗昌、琼记和同珍洋行则在四川中路建造仓库。

倘若城市以仓储中心的形式出现，那必定是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仔细观察可发现仓储用地大多位于洋行后面（以朝向黄浦江一面为正面），这十分容易理解即主要洋行朝向市口营业，仓储则巩固在后方。洋行这样布局的目的十分简单明确：保护商品、攫取资源、规范生产过程、占有产品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建造仓库，占领某个区域，控制交通枢纽和瓶颈地带，集中生产地点以利于监督。仔细观察图5 可以发现，各个洋行本体建筑与仓库基本上紧密联合在一起，尤其一些大洋行，通常有四五间仓库用于储存待运的货物，洋行和仓库将整个街区都占有。与此同时由于当时棋盘式的道路规划，各大洋行都可以直接到达黄浦滩，交通不受限于他者，这些布局和规划都是出自洋行最直接经济控管的目的。

除去开埠初期的城市形态可利用复原图解读之外，关于上海城市（或者说城区）扩展的进程同样可借助图像分析。1848年在洋人的要求下，上海道台复与英国领事商定将租界扩充，北界从原来的李家厂扩展到以苏州河，西界从原来的界路（今河南中路）扩张到以周泾浜，面积较之于1846年所划定的范围大大增加。但是仔细观察复原图中当时主要的英国洋行和住宅的分布，它的分布范围甚至小于初次划定的英租界范围。城市建筑主要集中在今河南中路以东，广东路以北，北京东路以南以及黄浦江以西之地，在洋泾浜地区依旧缺席。同样，仓储之地也未见于这一地带，而多见华人之地。洋泾浜虽不及苏州河的航道，但终有水利之便，此处的发展却稍晚于其他地方，其原因不明，待考。

简言之，上述复原图所展现的英租界城市景观如下：英国领事馆已从城内迁至李家场新址，占据着黄浦江和苏州河交汇处的交通要冲，整个英租界区仓储空间占据城区重要区位，洋行码头充分发展，上海逐步成为一个快速应对以航运、贸易为主的城市。1855年英租界历史景观的复原使我们可以经由图像直接获取土地利用情况、洋行分布、英美势力对比等各项内容。结合文字、图像等多重史料的叠加考证也能使我们更深入探讨城市形态、城市建成区扩展等问题。可见城市研究尤其是早期城市研究中景观复原不仅可以建立具象的图景，更能从图中解读更多的信息，这也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与此同时，业已复原的城市平面、立体景观可与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等其他重要史料结合，将英租界市政建设、城市规划等过程逐一复原，从而清晰勾勒出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