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麓在1949：迎接解放、申请入党、批判英雄史观

【编者按】

沈渭滨先生于2015年4月18日在上海中山医院病逝，享年78岁。沈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旭麓先生则是他的恩师，陈先生于1988年12月1日去世后，沈先生尽管足疾缠身，但仍决志为先生编撰年谱，撰写先生传记。虽然最后未能完成，但他晚年念兹在兹的全在这部年谱和传记，令人感动。沈先生去世后，他的弟子张剑研究员将沈先生已完成的部分《陈旭麓先生年谱长编稿》略加整理，交《上海学》发表。澎湃新闻经授权以节选的方式转载沈先生的这篇遗作，俾使先生夙愿稍尝，并志对先生的感念与缅怀之意。

一九四九年 三十一岁

仍在大夏大学任秘书、讲师。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下，约在三月间开始过东躲西藏的流动生活。五月初，为迎接上海解放，拟联络部分大夏教师成立“新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以研究教育为掩护，作为迎接解放和复校的准备。在“流亡”生活中与未婚妻陆鸿达结合。

先生在《三十二年生活》一文中说到解放前夕的生活时写道：“上海解放前的一些日子里，情绪是异常紧张的。因为反动派在作垂死的挣扎，到处逮捕。在那两个月中，晚上我不敢住在自己的宿舍，是东宿西餐度过的。”（未刊手稿，第8－9页）

不仅被列入“大夏群奸谱”黑名单的先生和进步教师为躲避特务而流浪，连学校也被疏散了：

解放前夕的上海，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局面，不敢固定住在学校，王毓祥也关照我不要去学校办公。过了两个月的流动生活，学校在反动军警威逼下，跟着也全部疏散到市区。这时吴泽同志和我联络了一部分平时在政治上表现略好的教师，以作迎接解放和复校的准备，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自传》第17页）

关于成立“新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先生在《我的思想转变过程》中写道：

上海解放的前夕，在蒋匪帮逃前的大逮捕大屠杀的威胁下，我们数日一地，住宿不敢固定，然而为了保护校产，迎接解放，对策划解放来临所要进行的工作，始终没有停止过。解放前的最后半月，我与吴泽同志住在法华路一个地方，旦夕计划，一待解放，即争取大夏的进步分子及有好倾向而本质好的同事，成立“新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解放后的一年内，对于大夏反动势力的斗争和革新运动的展开，主要都是由这个组织连同学生会进行的（党支部还为公开）。（未刊手稿，第12页）

关于解放前先生避难情况，据先生在大夏读书时的同学张英年回忆：

一九四九年三月间，我到上海，曾在他（沈按：指先生）那里住过一个月。南京解放后（沈按：南京于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又在他那里住过几天。那时他在大夏大学任校长室秘书兼文学院讲师，是由该校副校长王毓祥的关系找到这些工作的。当时他和大夏进步教授吴泽很要好，在上海解放前，他在学校很活跃，据他的未婚妻告诉我说：学校反动学生已把他的名字列入黑名单，送到反动政府去了。说经常有反动学生监视他们的行动，他住的房子外面还有放哨的。我在他那里作时，的确看到有这情况，晚上他住的房子外时有人走动，还有时敲门。我当时曾劝他躲一下，他气愤地说：“怕什么，这些混账王八蛋！”直到解放前不久，反动派开始大批捕人，有一次我在小报上看到登载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被逮捕消息，曾马上打电话告诉他，几天后，他就躲在副校长王毓祥的三楼上不露面。后来由他税务局的一个朋友（好像是姓张）替他在法租界法华镇找到一所房子（据说那房子是一个匪国民党空军将领的，房主人全家逃走了，是一所空洋房），他就躲在那个房子里。他未婚爱人陆鸿达这时也搬去，和他开始同居；后来大夏进步教授吴泽也搬来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住的这个地方对外人都守秘密，只告诉了我。我曾去他那里好几次，直到解放后，他们才搬回学校。（未刊手稿，第2页）

五月底 上海解放，大夏师生返回学校，修复校园，迎接新学期。

六月 先生与大夏部分教师发起成立“新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在复校工作中起了积极作用。

先生在《三十二年生活的简述》中写道：

去年六月，上海刚解放，为了推动大夏的复校工作，为了向传统的反动势力展开斗争，由吴泽和我发起组织大夏新教育研究会，参加的有十余位同事。这一个组织在向校方斗争期间，起了相当的作用。（未刊手稿，第9页）

八月 任大夏大学专职副教授，兼任圣约翰大学教授，讲授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教学成为工作重心，但教余仍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和组织员工的学习事宜。

先生自述：“一九四九年秋季开学，我除在大夏专任副教授讲授社会发展史外，并兼任圣约翰大学政治教授。”（《自传》未刊手稿，第17页）

“去年秋季开学后，我的时间大部分摆在教学和写作上，而社会发展史又是改造学习和思想的重要课，所以教学变成了我的工作重心。不过学校内外必须参加的运动以及员工的学习事宜，我都没有放弃过我的责任。”（《三十二年生活》，未刊手稿，第9页）

秋 第一次申请入党，参加长宁区学校党员的党课。先生在《申请入党报告》中就自己在解放前对中共的认识写道：

在解放前的两三年中，转念过“将来是不是应当加入共产党”，这仅是掠过心头的浮影；有时虽和朋友们谈起，也还是怀疑者的态度。但对共产党很早就作为英雄形象看待的，想接近他们。在贵阳和进步的朋友建立友谊，在重庆曾和新华日报记者追求过关系，主要的还是出于这种景仰的心理。由于自己的认识不够，由于自己没有“取信于人”的明确革命立场，到上海后的几年（就解放前说），周围虽不乏革命的朋友，但对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了解。

上海解放了，共产党员的称号，在人们的心目中，代表了英雄的斗争和革命的胜利，我也和人们怀着一样的心情，但我更有着无限的向往。

就在上海解放后的不久，大夏党支部的几十位同志聚餐庆祝，只有我以非党的身份参加。由于党在学校还没有公开，有些同学以为我是党员，同志们也这样的问过我。我怀着“喜”和“懼”交错的情绪：一方面以为自己是“革命”的，所以别人这样的看待我；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并不是党员，就不可能享有这荣誉，以此每被这些思想所苦恼。甚至这样的想过：要是上海晚解放一年，根据我对革命认识的发展，我一定在反蒋反美的斗争中会更积极些，是可能被地下党所吸收的。同时也想在党未公开的时候，赶快争取入党，还不算晚。就是以这种极端个人的侥幸心理来为自己打算，严重到希望晚些解放来满足个人的意图。

一九四九的秋天，就是上海解放后的两三个月，我作了第一次的申请入党。

那时，大夏党支部程传泰、廖锡瑞两位同志经常来联系我，确定我是党发展的对象。在他们的帮助和启发下，我愉快地填了入党申请书，写了自传，因此我就得到了党的直接培养，受到党的教育——长宁区学校党员的党课。（陈旭麓：《申请入党报告》，未刊手稿，第1－2页）

十月 在《展望》杂志上发表《从学习社会发展史到人民大宪章》。

十二月 以大夏大学副教授、圣约翰大学兼任教授应邀参加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筹备会议，被推为筹备委员。

据冯绍霆等编《上海历史学会大事记》1949年12月11日记载：该天，在上海番愚路209弄16号海光图书馆召开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下简称史学会）初步筹备会。会议主席周谷城（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教务长）报告召开会议经过，李亚农（时任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主任）就老解放区用社会发展史改造思想所产生的教育作用作了讲话。董每戡、李平心、吴泽、陈旭麓、姚绍华、金兆梓、胡厚宣、周予同、蔡尚思、姚瞬钦、王伯祥、顾颉刚等出席会议。大会决定成立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筹备会，上列出席者均为筹备委员，推定周谷城为筹备委员会召集人，南京、杭州方面推顾颉刚、李平心分别去信接洽。（见姜义华主编《史魂：上海十大史学家》附录第39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

本年 发表《英雄主义的丧钟》，批判英雄史观，阐述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文章指出：

英雄主义像一条横亘的长流限制着人类的进展。奴隶社会的奴隶主是不折不扣的英雄主义者；封建社会的封建领主王侯及武士更是不可一世的英雄主义者；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商大亨们及殖民地的总督们，不也都是这个时代里趾高气扬的英雄主义者吗？尽管历史在不断的演进，社会经过了许多的变迁，由渐变而至突变，然而英雄主义通过了变迁之流，仍以各种不同的姿态不同的名词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里掌握着一切，其实质则始终不变，永久站在社会的最高层做人类的统治者剥削者，不但那个社会里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就是那个社会里的千万老百姓的生命也一样的掌握在他们的手里，由他们任意生杀。

又英雄主义而导致英雄崇拜。对这种社会现象的产生，文章作了分析，认为：

英雄只靠他自身的努力并不能成为英雄，还须赖别人的趋奉鼓吹才能成为英雄。“牡丹虽好，还仗绿叶扶持。”所以英雄主义者除了利用别人的生命制成了自己的皇冠外，还需要大量的血汗来挹注。换句话说：英雄不能孤立，他的治下必须站着无数的善良人民，做他发展的资本和工具。所以英雄先天的即要具有征服人民意识的力量，这种力量几千年来的社会构造及上层政治组织，已给他们预备好了一切，只要他们有机会投身上层政治的组织，总不难成为英雄的。所以英雄崇拜，以英雄为最高人格价值，这即是英雄们意识统治的先声。我们现在打开中外历史及许多文艺作品来看，不是英雄们生活思想的描写，即是惊天动地的英雄故事，故多少年来的教育，就是英雄思想的灌输。因此歌颂英雄崇拜英雄好像是人民的天赋本能，于是历史上的许多英雄以及现社会存在的英雄，一直就成为人民崇拜的偶像。尤其在英雄做了群龙之首的时候，声势显赫，令行万里，谁不闻名而凛然起敬。我想我们这一代许许多多的人都有过这种经验，这是英雄进一步神化的结果，以神化的英雄来统治人民，无怪只有加深愚民政策的成份。可见两三百年前的科学家主张“地动说”主张“进化论”会有罪，至今还以读马克思主义为叛徒，这就是普遍神化的结果。

……

英雄主义经过了奴隶主封建领主专制魔王以至于法西斯强盗，是一个垂直线的系统发展。但英雄主义发展到法西斯主义，正如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一样，是矛盾的顶点，已到了质量发展的统一性，现在历史的脚步正走向完全相反的新社会——只有人民大众没有英雄个人的新社会。这是历史规律演进的结果。（原载《启示》1949年，收入《陈旭麓文集》第四卷《浮想偶存》第422－429页）

本年 结识冯契，后成为挚友之一。

冯契先生在《怀旭麓》一文中写道：

我和旭麓是四十多年的老友了。解放前，因同为《时与文》撰稿，参加大教联活动，便已相识了。上海解放后，在筹备高教联和教育工会期问，接触就更多了。真可说是一见如故，我感到他为人爽直、热情，以赤子之心对待朋友，是很难得的。他邀我到大夏兼点课，我同意了。后来院系调整，成立华东师大，他和佛年都劝我正式到师大来工作，并且要我把家也搬来，旭麓有次说：“你搬进来，早晚可以一道散步、聊天、喝酒。”这使我想起了陶渊明的几句诗：“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有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从搬进了师大校园之后，在佛年、旭麓和我之问，确实建立了一种“乐与数晨夕”的关系，因此“文革”时，造反派便说我们是师大园内的“三家村”，专门为此开了批斗会。在隔离期间，造反派还要我交代“三家村黑话”，我说：“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谈过了也就忘了。”因为我说“忘了”，被造反派骂了一通，说：“你们三个都是老顽固，死不交代！”其实，我说的“忘”，也包含这样的意思：好朋友在茶余酒后聊天，有一种“鱼相忘于江湖”的乐趣。人生在世如果没有几个能平日聊天时“相忘”，到困难时“相濡以沫”的朋友，那是会感到寂寞、空虚的。

我们之间谈得最多的是学术问题。旭麓和我专业不同，但都兴趣广泛，喜欢涉猎各种书籍。见面时介绍自己在最近读了些什么新书，这几乎是每次谈话必有的一个内容。“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是可以使人欣然忘餐的。我们也经常把自己正在研究、思考的问题提出来和对方讨论，这种讨论是无拘无束的，互相启发和诘难，问题便忽然迎刃而解了。我提出“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观点，是和旭麓反复讨论过的。旭麓在《近代史思辨录》中有关“革命与改良”、“中体西用”等文章，在写作时，也都曾和我讨论过。近年来，他在整理《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而我则在整理《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讨论的问题便更多了。我于一九八七年夏把《革命进程》完成后，请他把全部书稿通读了一遍，他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例如洪秀全与儒家的关系，胡适和西化的关系等，他的指正，我基本上都采纳了。他本来说等《新陈代谢》一书完成后，也要请我通读一遍，但是很遗憾，他竟抛下他凝聚了数十年心血的手稿走了！（见《陈旭麓先生哀思录》，1989年编印，第47－48页）

（本文原载于《上海学》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1月，原标题为《陈旭麓先生年谱长编稿》，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有删节，现标题和小标题均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