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国的“朋友圈”︱渤海VS新罗：一对关系复杂的邻里

在渤海国二百多年（698-926年）的对外交往史上，它与新罗的关系颇为复杂。

求援新罗：渤海国的权宜之计？

新罗大文豪崔致远在一篇奏文中宣称，渤海国在建立之初曾遣使新罗国。“初建城邑，来凭邻援。其酋长大祚荣，始受臣藩第五品大阿飡之秩。后至先天二年（713年），方受大朝宠命，封为渤海郡王。”据崔致远的说法，渤海国在先天二年受到唐朝册封之前曾向新罗这个邻居求援，而且渤海国的创建者大祚荣还接受了新罗五品大阿飡的爵位。其实，政权草创初期，渤海国的领导者为了谋求生存，除了南下与新罗沟通、寻求支援外，还远交突厥，联络契丹，当时新罗统治者权衡利益，与渤海国结成政治关系也完全合乎情理。

就那时欧亚大陆东部的局势而言，高句丽灭亡（668年）之后、渤海国建立（698年）之前，新罗与“盟国”唐朝矛盾激化，甚至爆发了大规模战争（670-676年，史称“唐罗战争”，朝韩称“罗唐战争”），其原因主要是近水楼台的新罗抢占了百济故地和原高句丽部分故土及人口，这与唐朝“辽东之役”诸战争目标相冲突。最终，新罗得利，但与唐朝交恶，后来二者的关系也迟迟没有得到修复，而此时大祚荣遣使求援无疑有联手新罗共同对付唐帝国的考虑。

另外，也有迹象表明，渤海国草创期的大祚荣不仅接受过新罗封爵，也曾像亚洲诸多部族一样有突厥派驻的“吐屯”，甚至还曾跨海向日本寻求军事结盟，这在两唐书中有明确记载。不过，后来唐朝的册封和承认最终解决了渤海国的生存问题，渤海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遣使渤海国：新罗意欲何为？

新罗国至少两度正式遣使渤海国，这在《三国史记》的元圣王本纪和宪德王本纪中载有明文：“元圣王六年（790年）三月，以一吉飡伯鱼使北国。”“宪德王四年（812年）秋九月，遣级飡崇正使北国。”这还只是新罗单方面的记载，推测渤海与新罗之间互相派遣的使节应不止于此。

790年第一次遣使，新罗和渤海都面临着与此前不同的内政外交局面。渤海国在8世纪60、70年代时突然有一个频繁朝贡唐朝的时段，这明显有特定的政治意图，而8世纪80年代渤海国王亦遣使日本，特别是795年渤海使给日本桓武天皇的国书中说：“嵩璘（渤海国王名字）视息苟延，奄及祥制。官僚感义，夺志抑情。起续洪基，只统先烈，朝维依旧，封域如初。”有学者分析这是由于渤海国“国人”（豪贵阶层）势力的崛起对王权构成某种威胁，国书中的信息透露出渤海王大嵩璘刚刚平息乱局。

相较于渤海国，新罗的发展蒸蒸日上。新罗在景德王时期的8世纪50年代，大体完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构建：在新罗原有国土和新统一进来的百济、高句丽故土上，新罗设立了九州、五小京、四百余郡县。军事上，在全国统一建立十支军区式的驻屯军——“十停”，中央则设置了以绿、紫、白、绯、黄、黑、碧、赤、青九种颜色为标志的九大集团军，名曰“九誓幢”，分别由三个新罗人部队、三个高句丽人部队、两个百济人部队和一个靺鞨人部队构成。中央行政机构中包括“执事部”（相当于唐朝三省，掌国家机密）、“位和府”（管理官吏位阶）、“船府”（管理全国船舶）、“领客府”（主管外宾接待）、“议方府”（即理方府，掌管刑律）在内的机构都进行了改组。

更重要的是，新罗在8世纪80年代着力经营北方边境：781年派出使臣安抚浿江镇；782年，国王巡幸汉山州，并向浿江镇迁移大量民户，以充实北边；783年，任命阿飡体信为大谷镇军主。有一种看法认为，这是新罗欲趁渤海内部统治秩序紊乱之际，加紧北上扩张。但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新罗对北方边境的经营找不到与渤海的直接联系，更多的是国家内政整备的一个部分。

总之，790年新罗向渤海国的遣使似乎并没有取得什么彪炳史册的外交成绩，就呈现出来的特征而言，这只是一次官方的和平交往。

十二年后，新罗再次遣使渤海国。渤海国政局仍在动荡中，王位更迭频繁，统治集团围绕最高权力持续纷争。虽然渤海国与唐朝保持着通使“朝贡”，但渤海国与日本之间围绕国书违例等事件出现了不愉快。

此前，为了扩大对日本的交流贸易，缩短去日本的时间间隔，渤海国多次与日方交涉，终于在798年大昌泰赴日时如愿以偿。然而，此后十年间渤海却未派出任何使臣，有学者分析这是渤海国内部出现纷乱的表现。811年日本遣渤海使林东人归国之际，以“不据常例”为由拒绝接受渤海国书，径自返回日本。此后日方也未再派出遣渤海使。814年，渤海使臣再度踏上日本国土，日本又重新提起这个问题。渤海国大使王孝廉表示：“愆在本国，不谢之罪，唯命是听者。”天皇则谓：“不咎已往，容其自新。”

与这种情势相比，新罗的外交格局则较为平稳，与唐朝平均两年一次遣使朝贡的同时，新罗还与日本短暂地恢复了此前甚为冷淡和龃龉的国交。因此，812年新罗对渤海的通使，不但占据着主导地位，或许还有几分刺探消息的意味。

10世纪初，唐朝灭亡。渤海国西邻契丹先后征服了党项、沙陀、奚等部，渤海国随之也成为契丹的攻击对象。面临生存危机，渤海国不得不积极向新罗国及其北部割据的高丽求援。921年，“（渤海）王遂与高丽修好，并通婚姻”。925年，“（渤海）王惧契丹见逼，遣使与新罗结援”。遗憾的是，高丽和新罗都没有援助渤海，渤海国最终被契丹所灭，新罗、渤海的二百年邻居关系也因此结束。

两国之间有限的官方正式使臣往来的文献记录不过上述几次，但是生动的考古资料却表明这两个国家还存在广泛的民间交流。

在中国延边、宁安以及朝鲜咸镜北道的海岸线上，一共发现了十多处“二十四块石”遗迹。有学者认为这些遗迹是渤海辖境南部交通要冲上的驿站，“二十四块石”遗迹所连缀起来的交通线路，可以看作是渤海-新罗之间的交通道——渤海国的“新罗道”。渤海新罗道从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出发到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珲春），然后沿朝鲜半岛东海岸南行，经过“二十四块石”分布线，到达南京南海府（今朝鲜咸镜南道北青郡），向南与新罗相连。唐朝宰相贾躭《古今郡国志》说：“渤海国南海、鸭渌、扶余、栅城四府，并是髙句丽旧地也。自新罗泉井郡，至栅城府，凡三十九驿。”由此，可以看到一条纵贯南北的交通动脉。

全面竞争：新罗与渤海，谁雄，谁怂？

渤海与新罗都是欧亚东部世界交流的中介，对于唐朝与日本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有很大贡献，同时两国也存在着持久而广泛的竞争——无论是在科举的“考场”、外交使节林立的“官场”，还是在驱动东亚贸易圈的“商场”，甚至是在真刀真枪的“战场”。

在唐朝开设的宾贡科中，渤海国与新罗国都有一种文化优越感，想在科举成绩名次上压倒对方。比如，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渤海国乌昭度宾贡试及第，位在新罗人李同之上，这曾引起新罗朝野的震动，以崔致远为代表的士大夫文人不止一次提及此事，视之为耻辱，耿耿于怀。唐昭宗天佑三年（906），渤海国乌光赞与新罗崔彦撝同榜登第，同年渤海国国相乌昭度朝唐，向唐朝请求其子乌光赞的成绩应高于崔彦撝。宾贡“争长”不仅是名次问题，还与文化水平、国际地位有关，体现着新罗、渤海两国的文化竞争。

唐昭宗乾宁四年（897），渤海王子大封裔朝唐贺正时，上表要求大唐皇帝准许渤海使臣的排名居于新罗使臣之前，以提高渤海国的地位。这更是一种国家间直接的外交竞争。崔致远在《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中，代表新罗国王强烈反对渤海人的做法。虽然唐昭宗最终否决了渤海人的请求，但在实力对比上，渤海国已跃居新罗之上，处于衰落期的新罗王朝地方豪族势力抬头，政权风雨飘摇。

在商业上，新罗与渤海国在东亚海上贸易中都发挥了桥梁作用。新罗兴盛一时的清海镇，在大使张保皋为首的军事与贸易集团的推动下，在唐朝、新罗、日本之间广泛建立贸易据点，构建贸易网络，一度垄断着东亚环中国海的贸易。新罗人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在唐朝的影响下十分发达，在唐朝中央财权部分下放导致地方商人崛起的时代，新罗、日本也都出现类似的情形，受到新罗国家支持的清海镇由此一度主导东亚贸易几十年。

渤海国位于东亚北部，通过陆海交通，西面联系内亚诸民族和唐朝帝国，东面借助日本海联系日本。与新罗的中介贸易相类，渤海作为唐日贸易中的中介，逐级交换大陆物品与日本物品的利润是很可观的。9世纪赴日展开大宗贸易的众多“大唐商人”实际上成分复杂，其中新罗人、渤海人鱼目混珠的冒牌货也不少。新罗、渤海人带去本国物产到日本的同时，也带去大量唐朝物品，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保存的大陆文物便是明证。总的说来，渤海与新罗的“官商贸易”在竞争与合作中完成了东亚贸易圈的整合，为10世纪以后更为开放和活跃的民间贸易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9世纪前后新罗两次遣使渤海国都正逢渤海国势不稳，似乎给人以新罗强势而渤海弱势的印象，其实并不尽然。新罗有意北上，渤海国其实也有南下的企图，甚至更大的野心。

732年，渤海国大武艺大举发兵进犯唐朝边郡，唐朝派太仆员外卿金思兰返回新罗征兵抗击渤海。唐朝皇帝加授新罗王为“开府仪同三司、宁海军使”，要求新罗王发兵攻渤海国南境，以牵制渤海。十万新罗大军迅速出动，进攻渤海国南部边境，但是因山路险阻，加上天气严寒，雪深丈余，新罗士卒死者过半，无功而返。这是新罗与渤海之间的第一次战事。

9世纪初期，渤海宣王大仁秀的即位结束了政局动荡期。《辽史》记载，“渤海王大仁秀南定新罗，北略诸部，开置郡邑，遂定令民”。《新唐书》也说，“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但都未提及新罗。据马一虹先生研究，渤海在此一时期逐渐占据军事上风，虽有南下企图，但对新罗北境的拓展并不多。

新罗9世纪在北部边疆修筑长城，征发民力着力经营。819年，唐朝平定李师道叛乱而从新罗征调三万军队；822年，新罗国内熊川州都督金宪昌发动叛乱，渤海宣王趁着这两个时机，对新罗施以打击，但是从史书对大仁秀的评述来看，这一时期渤海国虽有南下的企图，但北进，也就是对靺鞨世界的征服更加显著。

渤海与新罗既有心平气和，也有剑拔弩张。而当大唐帝国轰然崩毁之后，新罗、渤海也相继覆灭，这又是一个有趣的历史谜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