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止庇隆归来：阿根廷军政府暴力镇压左派酿成惨案

特雷利乌市位于阿根廷南部巴塔戈尼亚地区，是观光客看企鹅和鲸鱼的必经之地。但是，半个世纪前，这里的一起惨案震动了阿根廷朝野，也引得国际社会一片哗然。这一事件也与“肮脏战争”时期的镇压机制有密切的关联。

越狱：逃出阿根廷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阿根廷处于动乱而充斥着暴力的时期。著名的民众主义领导庇隆于1955年流亡国外，但仍深受人民爱戴。许多工人、学生和中产阶级都期待庇隆归来，但是，历届政府一直没有取消庇隆回国参选的禁令。这一时期，政府更迭不断，军人持续干政，对亲庇隆派进行了大规模清洗。工人、学生、政治激进分子、贫民区的居民、技术人员，甚至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市民和年轻人都可能受到禁闭、拷打和杀害。许多学生和中产阶级青年组成了支持庇隆的激进组织，其中，影响最大的激进组织蒙托内罗（Montoneros）、庇隆主义武装力量（FAP）、人民革命军（ERP）等，他们进行名为“城市游击战”的暴力活动，准备推翻军政府，迎接庇隆归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在特雷利乌的海军基地中，有一所名为劳森（Rawson）的监狱。它由六百名海军士兵看守，五个街区之外就是宪兵队，城里还驻扎了五百名省属警察和一队联邦警察，被誉为当时阿根廷最安全的监狱。任何进出城的人员都必须进行严格登记。这所监狱关押着全国各地暴动中逮捕的不同激进组织的成员。1972年4月，监狱一共关押了两百人，严重超负荷。狱中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军人未经正式司法诉讼的程序，就会对关押人员进行拷打和刑讯。

在如此严格的管控下，不同激进组织在营救被关押同伴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他们团结起来，设计了一个营救一百一十人的越狱事件。他们计划在控制了狱警之后，坐上在监狱外等候的车辆，穿过一条无人看守的道路，直接到达特雷利乌机场，劫持飞机飞往智利。

1972年8月15日晚18点，监狱的日常工作都结束了，准备越狱的人员接到外援的通知：飞机已经降落到机场了。先锋队迅速开始行动，控制了大部分的看守人员，越狱人员并没有过多使用武器，只在监狱大门处与狱警发生了一次交火，一名看守中枪身亡。然而，监狱外事先计划的卡车没有到，只到了一辆小车，于是六人先锋队上了车，按照预定时间赶到了机场，其余成功越狱的十九人则试图从城里租用出租车赶去机场，但由于到达时间已晚，飞机已经按照预定时间起飞了，六个人的先锋队顺利逃亡，他们飞去了智利，而剩下十九名越狱的人员因军方封锁机场而被困。

占领机场的这段时间里，越狱人员召集了记者、律师和法官进行沟通，向全国进行电视、广播和报纸的报道，那一刻，特雷利乌成了阿根廷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越狱者伯奈特（Ruben Pedro Bonet）说：“我们的几个同伴已经到达了智利的蒙特港，这说明我们的计划胜利了，我们在巴塔戈尼亚地区继承我们先辈斗争的传统。1921年这里的农业和产业工人们遭到了镇压和杀害，我们是他们的继承者。我们也是圣马丁的继承者，因为我们正处在第二次独立战争期间，我们要向美帝国主义宣战，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斗争。”他认为现任政府是“为寡头利益服务的军事独裁政权”，当记者问道，必须采取暴力反抗吗？他回答道：“现在的政府压榨和剥削底层，对我们施加了暴力，我们举行任何形式的和平游行都遭受了镇压，而且政府经常随意关押和杀害工人，我们别无选择了，我们想建立一支军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最理想的总统候选人是庇隆。”

与军方僵持四个小时之后，在一位联邦法官的见证下，越狱人员最终决定投降，条件是军方要承诺不杀害他们，不对他们进行酷刑折磨——他们深知，军方极有可能这么做，采取这种公开曝光的形式，也是为了求得人身安全。但接下来的情况让人怀疑这一承诺的有效性。

屠杀：不忘却也难原谅的惨案

越狱事件发生的次日，一群律师抵达劳森监狱试图调查真相，然而自踏上这座小城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不断遭到身份审查和骚扰，政府不允许他们与监狱中的关押人员进行接触，其中一名记者遭枪击受伤，一名律师遭关押。这些情况透露出了一些不祥之兆。果然，一周之后军队就进行了报复性的屠杀。官方媒体对这一事件的说法是，犯罪分子企图第二次越狱被军队当场击毙。那么，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根据幸存者的回忆，8月22日，狱警对他们进行常规讯问后，让他们一起站在牢房的过道中，然后突然用机关枪扫杀，并对未毙命的人补上了几枪。十九名越狱人员中，十六人遇害，仅有三人在重伤中幸存下来。这一行径完全违背了军方与越狱人员在机场达成的协议。然而，当政的拉努塞总统却立即给了下令射杀越狱人员的海军舰长一个奖学金，送他去美国深造。为避免遭到激进组织的报复，他的住处也一直处于保密状态。

惨案发生之后，军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封锁任何非官方途径的调查和报道，不允许律师、记者和死伤者家属进行探视。甚至在死者遗体运到家人身边的时候，还发生了军人抢夺尸体强制下葬的事情，政府也不允许死者家属举办任何仪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尔多瓦、圣塔菲、罗萨里奥等多地的悼念仪式，也都遭到警察的骚扰，前来悼念的学生、工人、知识分子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

调查这一事件的记者和作家马丁内斯（Tomas Eloy Martinez）遭受了威胁，他根据调查写成的书成了禁书，与马克思、阿尔都塞的书一起被政府烧掉。他本人还遭到政府秘密镇压机构3A组织的数次威胁和伏击，只能选择流亡。他曾在书中写道，巴塔哥尼亚的印第安人在19世纪就经历了屠杀。1921年，该地区1500名罢工的工人又被残酷杀害。50年后，又有特雷利乌惨案。如果说19世纪白人屠杀印第安人是借文明来征服野蛮，那么这样的“文明”落地生根后的结果只能是野蛮，文明被野蛮扼住了咽喉。

特雷利乌惨案不是阿根廷历史上第一次进行的暴力镇压，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但这一事件因为公开曝光而受到了全国民众的关注。拉美左翼对事件真相的叙述成了纪念该事件特有的方式。许多组织冒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举办的人权论坛上发布专刊，对军政府这一罪行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他们呼吁国际组织的关注。红十字会应邀派出人权观察员到阿根廷的监狱进行调查。还有激进左翼组织在各自的杂志上揭露真相，一本名为《拉丁美洲》的左翼杂志在当年第15期的增刊中对官方报道的版本进行了批判，并展示了律师的证词和三位幸存者的言论。该杂志认为，军政府在无法利用政治手段解决事件的时候，选择以军事方式解决，可见军政府打压庇隆主义运动、想从肉体上消灭游击队的决心，还有人认为，这是军政府在恐吓庇隆，期望阻止他回国的脚步。

群众支持左翼激进组织，各激进组织之间也团结起来，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报复行动，以“既不忘却，也不原谅”为口号，向政府和军队“宣战”。这些活动加速了拉努塞军政府的结束，庇隆因此得以回国并再次主政。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庇隆上台后，对左翼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禁止任何人为特雷利乌惨案举办纪念活动，也不对惨案进行调查，也没有追究相关涉事者的责任。但左翼组织的态度可不是。1974年11月，蒙托内罗激进组织开展了名为“行刑”的行动，杀害了惨案中参与抢夺尸体的警官，并在海军军舰上放置了一百多个炸弹。

特雷利乌惨案以来，阿根廷的法律日益处于悬置状态，政府正常与非正常状态的界限越来越模糊。1976年上台的军政府，以维持社会秩序为借口，利用随意逮捕、酷刑折磨、“失踪”等各种高压手段打击左翼激进组织，左翼力量自然也就衰落了。

1983年，重新恢复民主政体的阿根廷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真相委员会，对上一届军政府的罪行进行调查和审判。但是，太多的不公和诉讼导致这一惨案被人们遗忘。而对那一时期充斥的暴力和动乱，阿根廷社会也存在不同的认识，一部分人谴责军政府，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激进的左翼组织才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曾先后成为阿根廷总统的基什内尔与克里斯蒂娜夫妇二人都是庇隆主义者，那些被杀害和失踪的左翼成员，在他们看来也是“我们的同志们”，可他们并不认同暴力革命。究竟孰对孰错，历史也还没有给出最终的答案，可是，记住政治暴力升级的起点也许有助于警示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