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出现下一个“罗一笑”你还会转发捐款吗？

上周引爆舆论的两大焦点事件，都和互联网有关。借此契机，或许能为我们反思新媒体、社交媒体、互联网金融提供丰富视角和维度。

“罗尔事件”注定成为互联网慈善的标志性案例

11月30日清晨，《罗一笑，你给我站住》一文刷爆微信朋友圈。父亲罗尔以别致的“卖文救女”新方式为罹患白血病的女儿罗一笑进行网络求助，获取同情与打赏无数。但是很快，反转、辟谣、反辟谣轮番上演，“真相”屡获刷新，目前核心事实已基本清晰——罗一笑的确在今年9月罹患了白血病；重症室的治疗费用，的确动辄每天上万元，但医保的支付比率并不低，截止11月底自付费用仅3.6万元；罗尔目前收入只有4000元/月，但他在深圳和东莞共有3套房产，其自称其中2套没有房产证；30日深夜微信承认打赏系统有bug，宣布冻结相关打赏，12月1日罗尔宣布要建立白血病基金，1号傍晚微信宣布把260余万打赏全部退回。

可以预见，“罗尔事件”注定成为互联网慈善的一个标志性案例。此番舆论关注聚焦的主要有：一个遭遇不幸的家庭到了什么地步才可以向社会求助？求助人又该向捐赠人尽到哪些告知义务？“朋友圈慈善”这种新型慈善类型应该如何得到监督？

今年9月1日施行的《慈善法》规定，开展公开募捐应该制定募捐方案（包括募捐目的、受益人、募得款物用途、募捐成本、剩余财产的处理等）。而深圳市民政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网友微信打赏行为不算是募捐行为”。也就是说，大家给罗一笑“捐款”，却不归《慈善法》管，钱款的额度和去向，也不受严格监督。

凤凰网发表评论文章《罗尔还谈不上诈骗，但挤占了生命通道》指出，“个人求助”的问题在于，既得不到正规慈善机构的组织支持，也不受到慈善机构的监督、管理，受助人真实性、善款的额度和具体用途，都缺乏透明的披露和有效监督。于是这就变成一场苦情戏的竞技场，看谁的文采最好，谁的故事最催泪。

罗尔的错误在于，没有客观地表述自己的财产情况和真实的医疗费用支付比例。正如网友的归谬：“很多买不起房的网友，在给有三套房的爸爸捐款”。作者沈彬认为“用自己女儿的悲情故事，向不特定的公众拿了钱，需要承担更严格的道德约束……可能罗尔每月的收入不高，不动产一时难以变现，但是，罗尔的确不是那个最最应该得到公众帮助的人，他挤占了生命通道”，罗尔不该利用自己的文才以及媒体界的资源，这么做是在透支慈善的公信力。

微信公号“冰川思想库”连发两文评论此事。作者魏英杰在《带血的营销与嗜血的看客》一文中指出，此间的矛盾在于：罗尔这方与转发、赞赏者之间，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一方是按照公司公益活动的节奏走，另一方则把这当作是社会募捐，结果活动到后来完全失控，罗尔等人被逼进了死胡同。

此事还让魏英杰想起11年前的“陈易卖身救母事件”，陈易也是被人指责一边接受捐款，一边穿高档运动鞋、戴500多块钱的隐形眼镜以及用手机加小灵通，引来一片骂名。还有人指责，陈易隐瞒了母亲是公务员、有医保的事实。但后来人们又了解到，所谓高档运动鞋是陈易母亲在她上大学的时候买的，已经穿了三年了。而陈易母亲是公务员不假，但医疗费用只能部分报销，需要社会救助并未夸大事实。但在一片网络质疑声中，陈易母亲在愤懑与担忧中死于手术台。

作者认为，在没有用尽自身资源的情况下，罗尔的做法确实操之过急，“但因为事情没有按照有些人所想象的悲情剧演绎，就指责罗尔的做法是‘带血的营销’，拿自己女儿欺骗公众感情，这未免有失公允与厚道。”

“冰川思想库”的另一篇评论题为《对一个网络乞丐，为何一定要把他打翻在地才解恨？》，作者任大刚把罗尔的行为看作一种网络行乞：罗尔没有向谁强制索取钱财，也没有向打赏者许诺任何好处以引诱人上当受骗，而只是一种个人求助，与街头上不停地向不特定人群磕头的乞丐相比，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他也像绝大多数真假乞丐一样，程度不同地撒谎，隐瞒部分真相，放大自己的无能为力，以博取最大可能的同情；就像一切乞丐一样，他也有自己具体的“苦情”——女儿罗一笑的确罹患了花费不菲的白血病。

为什么我们能容忍线下乞丐，而不能容忍网络行乞？任大刚认为原因主要在于，网络甄别人真实身份的功能实在太强大，极短时间内罗尔就被迅速“人肉”现出原形，人们受不了这个反转。此外，公众的愤怒，还在于他的财富还涉及高度敏感的、具有意识形态符号一般的“房子”——一个在一线城市拥有三套房产的人，反而被在这些城市奋斗而没有房子的人“捐助”，这比“杀贫济富”还要过分。

作者指出，真正的行乞，就是一种个人向社会求助的行为，他人愿意帮忙就帮忙，不愿意也不应受到指责。“这种行为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不应受到任何干预。社会需要一些灰色地带，掩藏那些说不清道不明，也不足为外人道的人和事。同样，善心的献出，很多时候需要彼此意会，不需要言明，不需要坚硬的制度保驾护航。他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的信任，哪怕一不小心轻微上当，一笑置之即可，而不必提着他的领口，怒气冲冲挥舞拳头。”

网络红人和评论员十年砍柴同样认为，转发了罗尔求助文章甚至捐了钱的人也不必太愤怒，亦不必夸大这件事对慈善事业的负面作用。“就如在过街天桥上遇到一位乞讨的人，他面前铺着一张纸书写遭遇之惨，你可以选择不相信；如果选择相信，献出自己的爱心捐了些钱，即使被骗也不用懊恼。你获得了“行善”而带来的愉悦感，自我的道德水准也因此有小小的升华。世上利用公众的爱心的骗局常有，被揭穿了是个好事，吃一堑长一智，公众或许对这类微信上的求援信多一个心眼。但只要建立起权威的调查、甄别机制，对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我相信公众的爱心依然会滔滔不绝，只是降低被浪费的可能心。”

澎湃新闻的评论文章《罗一笑事件：网络上的“虚拟参与”加大了社会的疏离感》，分析视角另辟蹊径。作者刘昕亭关注的是：为什么社交网络上的事件能调动公众如此强烈的情绪？她认为这种虚拟参与感背后所透露的满足感，是一种通过别人而获得的自我满足。

善心不应该被质疑，但她注意到，与互联网上人人转发献爱心的慷慨形成对照的，却是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的丛林化与冷漠冰冷。齐泽克就此忧心社会可能堕入一种糟糕的状态，那就是回避现实中真切的社会矛盾，转而通过一道屏幕的点赞转发，实现自己的“虚拟”爱心。正如录影机的存储功能替代我看电影的快乐转换，这一媒介参与将会生产一种虚拟的满足感与成就感——为罗一笑慷慨解囊的打赏者，与地铁里对农民工避之唯恐不及的“城里人”，可能是同一个人。

新华网发表评论《“猎取善良”透支社会信用必须被叫停》指出，身患重病的孩子得到了帮助，这个温暖的事实让人们感到欣慰。但如果放任善良被肆意窃取变卖，博名、博利、涨粉儿，让大众一次次经历狼来了式的愚弄，最终恶果便是整个社会的信任被透支。这种社会信任的透支将导致真正需要帮助的孩子在怀疑中失去求生的最后机会。互联网捐助必须追求更多“程序正义”，因为善心不应该成为营销套路猎取的目标，“猎取善良”透支社会信用必须被叫停。

支付宝圈子探问互联网社交伦理与商业道德底线

近日，支付宝推出圈子功能。其中的“校园日记”与“白领日记”两个圈子，是针对大学生和白领人群的圈子社交产品。并且，支付宝设置了一条规则：只有女性有发帖权限，男性用户只能点赞、打赏和评论，且芝麻信用低于750分的用户也不允许评论。并且，圈子中出现了不少女性用户的大尺度照片，在上周引发了关于网络社交与道德的争议。网民调侃：这回支付宝变成了“支付鸨”。

中国青年报的《支付宝不雅图片事件背后：网民拒绝“拜金主义”式社交》一文提及，支付宝团队人员介绍“之所以要启动类似圈子的尝试，是因为在中国一直没有一个特别适合社群运营的产品形态，并且社群圈子也一直缺少一个让人和人之间建立信任的介质，我们认为支付宝的实名和信用体系有着天然的优势，并且基于对4.5亿用户的画像能够更加精准地聚拢有相同爱好、共同需求的人”。

作者朱立雅认为，这一解释更靠近“圈子”二字的含义。在现实生活中的熟人社交里，人们因“同”而聚在一起，相同的志向、相同的爱好、相同的认知等都可将人们划为某个圈子里的共同伙伴。而在陌生人的社交中，人与人之间建立沟通与了解的前提，很多时候犹如相亲一般，外貌、学历、收入等若符合自己的要求和追求，便还会有进一步了解一个人内在的机会。倘若均不符合或稍有牵强，只好深表遗憾或待定。支付宝这条规则是否是在变相推崇“拜金主义”式社交，这也是许多网友所提出的质疑。

央视微信号的评论文《支付宝的“圈子”，圈得住人吗？》则指出，社交一直是阿里的心病。“圈子”用意很明显，用靓照为诱饵，撬动阿里社交生态，同时也进一步激活信贷业务。就商业逻辑看，如此一石多鸟似乎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商业逻辑背后跟着平台伦理。产品设计不能围着荷尔蒙打转。

而在建设信用体系的过程中，诸如支付宝这样的平台，集消费数据、金融数据、地址身份数据于一身，“位高权重”，俨然数据堡垒，已经构成市场化征信中的重要一环，作者呼吁“请让信用分‘高级’些，让‘信用’有信用”。

文章指出，支付宝已经拥有庞大的用户资源，恰恰因为它过于强大的用户黏性，让社会对它有了更大期待。因此它必须有其应有的社会责任自觉，“从这个角度来说，互联网平台要有先锋意识，也要有底线意识，懂得开发新功能，更要懂得履行自身的平台责任。以用户为中心，有所为有所不为，方能出色，方能不low。”

澎湃新闻的《支付宝圈子：附着在算法之上的性别歧视》一文，直指这场准入算法驱动的性别歧视，至少让那些男性受害者有优先权限进入到可见范围，有权限在在社会支持的环境下发表愤怒，他们的抵制也有足够的分量在最短时间内获得尊重和接纳。同时也让人们发现，对这场歧视毫无知觉、或者无法表达愤怒、抵制歧视的声音被忽略的被放在较低优先级的女剁手党们的身份区隔被看不见的社会“算法”所遮蔽了。线上和线下的两种不同形式的算法，虽然因为圈子的迅速下线，维护了男性用户的免受歧视的尊严，却依然没有改变女性无法全面表达需求、愤怒以及意见受不到足够尊重和重视的受歧视现实。

作者任珏认为，“裸露与否”、“看与不看”，只要和消费挂钩，都逃不开身体剥削的轨迹。缺乏法律制度上对基于性别的网络欺凌、网络暴力的遏制，加之资本驱使的盲目身体解放，在带有原生态性别歧视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算法驱动下，性别友好的中国互联网或许还会继续推迟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