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臂馆｜咸亨酒店的格局

（一）

《孔乙己》在发表的时候有一篇“附记”，鲁迅先生在那里称它是一篇“很拙的小说”。这是谦辞。实际上，鲁迅自己最喜欢的短篇小说就是《孔乙己》。其原因似乎主要是美学上的。据说，它写得“从容不迫”（钱理群先生认为鲁迅持有一种“从容美学”的观点）。与之相比，《狂人日记》“太逼促”，“幼稚”。而且，《狂人日记》意图过于明显，有造作之嫌。师心使气大约可以行之于文章，对于小说，则可能是大忌。

《呐喊》和《彷徨》里的其他小说，想必也有许多是写得“从容不迫”的，但它们往往弥漫一种可以引起共鸣的氛围与情绪。它们以各种方式感染人。《孔乙己》的“从容不迫”则有一种相当特殊的效果，它把氛围和情绪封闭在了小说里，阻止它从里面溢出来影响读者，就像《死火》里面，冰冻住了火，将熄未熄。小说交代孔乙己死亡的结局是“大约……的确”，似乎死亡也可以是在有无之间的。与这种“大约……的确”的死亡类似，还有并不快活的快活：孔乙己到店喝酒时给人带来的“快活的空气”，也就是小说的叙述者“我”所感到的“快活空气”，是无法被读者体验为“快活”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死火》是“关于”死火的两难抉择，那么《孔乙己》则是“死火”本身。它“单在描写社会上的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而且，它要促成的是纯粹的看：在《死火》里也有一个“幼小的我”，一个想要看清却看不清火的“我”，因为那时的火焰“息息变幻，永无定型”；只有“死的火焰”才能真正被看。《孔乙己》的作者把自己逼迫进读者的队伍，而不是引诱读者进入他编制的梦。

（二）

孔乙己的故事发生在“咸亨酒店”。这是一个喜庆又吉利的名字：人人亨通。然而，它总是单调乏味，“有些无聊”；只有在孔乙己来喝酒的时候，才会有活泼的气氛。孔乙己的在与不在，差别看起来一目了然：他来了，就有了一个调侃取乐的对象。不过，更为重要的，也是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是，每次孔乙己的到来，都改变了咸亨酒店的格局。

小说起首便描写“鲁镇的酒店的格局”。那里的酒店和别处不同：它们“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台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短衣帮”，不够阔绰的人，就在柜台外站着买酒喝，“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咸亨酒店在鲁镇镇口，是鲁镇普遍格局里的一个例子。当街的大柜台（还有它一侧的门槛）隔开了两个空间——店内和店外，隔开了两个人群——“穿长衫的”和“短衣帮”，形成了两种喝酒的姿势——坐着的和站着的。可以推测，“店面隔壁的房子里”并不像我们所熟悉的包间那样，门一关上，就能够享受私密的聚会。它仍然是一个与柜台、与店外连着的空间，彼此都能看得见。因为小说里对孔乙己的调侃取乐，同时发生在“店内店外”。

这样，咸亨酒店的格局就有两个特点：它划分人群的类别与等级，并且这种划分本身得以被所有人观看。坐着的能看见站着的，站着的能看见坐着的，他们还彼此看见他们被分隔着的事实。

酒店的无聊氛围就来自这种被相互观看着的相互隔绝。尽管在生意场所占据特定空间的机会原本取决于出手是否阔绰，但长衫和短衣的区别说明，其中还掺杂着礼教身份的对立。柜台内外敞开的界限像是一位比分隔开的各个人群更高的监督者。这第三双无形的眼睛管束住店内外两个“世界”，使它们不至于失态或者放肆。喝酒于是就不单单是放松、歇脚、享乐。

总而言之，喝酒不纯粹是消费或消耗。它同时也是一个生产性过程的组成部分。这个生产过程发生在“互相观看”之中。确切而言，不是“互相观看”，而是由于在没有遮挡的空间有着“互相观看”的可能。

“相互观看”不需要彼此对视。除非在特定的人之间和特定的场合，否则，彼此对视恐怕往往是不礼貌、不恰当甚至不体面的。人们彼此遭遇时，更多时候是躲闪、打量和窥视。不过，无论是那种看，只要使用的是肉眼，就永远都是片段性的，有时甚至是点状的。间断和空白，总是比连续和充实更多。

这些间断和空白需要由“另一种看”补足。人即使在背对背时也能用这“另一种看”去看。这时，“看”的器官自然不是肉眼，而且也不是“我”自己。它是“别人”想象“我”在看他，“我”则想象这个“别人”在看我。我们就这样彼此居住在他人的想象中，有时像个间谍。

所以，“相互观看”的经验只需存在一个瞬间，然后双方通过对各自肉眼的自我约束，共同创造出一双永不疲倦、从不满足以及不会停歇的无形之眼。通过喝酒的举动，有形的柜台在不可见的精神空间得以重建，并且更加牢固。

在这样的咸亨酒店里，喝酒倒像是某种仪式，酒钱则是这种仪式所要求的奉献与牺牲。所以咸亨酒店的气氛颇有一些宗教的肃穆意味：“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活泼的气氛或者欢笑，受到“纪律”的监督和管控。“我”只有在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而那时，整个店都得到了笑的许可。

（三）

孔乙己在酒店柜台前一出现，便打破上述沉闷的格局。他的到来总是暂时解除了酒店的日常约束，酒店里的人们因此可以不顾常轨，逾越界限。咸亨酒店“快活的气氛”像是节日庆典里忘我的狂欢。

除他自己以外，孔乙己令整个酒店真正具有“人人亨通”的欢乐意味。也可以说，孔乙己带来“混乱”，从这“混乱”中又临时生出新的秩序：店内店外的界限没有了，店员和主顾的界限也没有了，日常秩序解体，各色人等混而成为小说中的“众人”。“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

咸亨酒店整个地加入到这场欢乐的酒会之中。他们的眼睛齐刷刷地都看向孔乙己，肉眼之看同想象之看，合二为一，其情形，让人想起《利维坦》扉页上那副著名的画。就此而言，孔乙己简直是神明一般的人物：创造者亲临的时候，造物的律法就失效，秩序就瓦解。沉闷的日常在瓦解的碎裂声中焕发生机，发出活泼的欢笑；或者就是这欢笑声，瓦解了这沉闷的日常。

《利维坦》扉页上的画。无数小人构造了巨人的身体，而他们齐刷刷地望向他的脸。

孔乙己所发挥的这种作用，使他看起来像是一位“解放者”。这个说法听上去过于不可思议。它与小说本身以及孔乙己长久以来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差得太远了。在小说里，孔乙己不但没有像“神”一样高大，甚至比“人”还要低下。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在咸亨酒店的分类系统里面，不可归类，因而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面对这个异类，长衫和短衣，甚至连同店家一起，都可以抛弃各自的差别，形成某种同一的事物。下等人和上等人同化了，只有孔乙己本人是例外。在咸亨酒店这个“类”的面前，孔乙己作为可笑的例外存在。

孔乙己为什么“可笑”？“旁人”总是拿两件事情取笑孔乙己，一件是他偷盗，另一件是他读书识字。对于偷盗的话题，孔乙己的反应是恼羞成怒，“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有时还会加以否认和辩解。对于读书识字却没能考取功名这一条，他则显得“颓唐不安”，“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孔乙己的可笑之处，就在偷盗和读书这两件不可共存的事却在他身上共存的状态之中。

偷盗是人所不应为的，连阿Q都不好意思提，虽然阿Q在省城的偷盗所得，终于使他能够回未庄阔气一回。孔乙己想要否认自己偷盗，说人“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当他面对人家的亲眼所见无法抵赖之时，便狡辩说“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偷盗和读书在偷书的事例里戏剧性地纠结在了一起。“窃书不算偷”的道理，按照孔乙己的“理论”，在于那是“读书人的事”。他的理由要真有那么一点说服力，就得满足一个前提：窃书的目的是为了读这部书，是为了求索书中圣人的知识，这才叫做“读书人的事”。但孔乙己终于是拿所窃之书换一碗饭吃的。他没有功名，不会营生，没有别的办法。这样，他的窃书，就不属于“读书人的事”了。

作为“读书人的事”的窃书，极端地表现了书的至高无上性。它把恶的盗窃提升到了神圣的高度——人类感谢普罗米修斯的盗窃火种，也是不带一点羞愧之色的。为了换一碗饭吃的窃书，正好相反，把神圣的书从天上拉低到了地面以下。

孔乙己对他没能考取功名这件事的态度，值得细细体味：“颓唐不安”。《白光》里的陈士成对功名有一种超过生命的执念。虽然陈士成并不需要依靠功名来获得和维持生存资源（因为他教着书，还收着租），但是他似乎对功名所能带来的额外收获，看得比生存更重。于是每次落第他都要猜谜掘宝，找寻功名的替代物，最后终于成痴，失魂落魄而死。孔乙己的“颓唐不安”是很不同的。尤其是其中的“不安”：

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在这个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起初是“不屑置辩的神气”。而这“不屑置辩”实际来自读书识字“不容置辩”的意义。孔乙己通过识文断字的能力而与这意义相合，因而有“神气”。但是立即，孔乙己就丧气。他没有考取秀才，这让他“不安”。他的内心有一场要予以掩饰的“地震”。那是一个自我怀疑的危机时刻：没有功名的事实，动摇了孔乙己通过识文断字的能力与那神奇意义之间的联系。动摇了，但未切断。这种联系被固执地坚持下来。孔乙己穿着长衫跻身于短衣帮的行列喝酒，但他并不想要加入他们。他自认为他肚中的墨水是比较高一等的。

在短衣帮站着喝酒的人群中唯一一位穿长衫的人——孔乙己的这种处境，宛如一面三棱镜（店里坐着喝酒的长衫们/店外站着喝酒的短衣帮/孔乙己），将一束纯粹的光波分离出来。我们看出了这“唯一一位”的唯一性所在：他同店里的主顾的不同，在于他缺乏附加在读书识字之上的额外的社会财富；他同店外他侧身其中的短衣主顾的不同，在于他没有正当的营生；他被棱镜分解出来的，也就是他唯一“有”的，是无法被店内或店外接纳的纯粹性——纯粹的“认识字”。

于是，当他高大的身材在短衣帮里穿着长衫时，确乎有些茕茕孑立而又鹤立鸡群。他只能试图向孩子显示自己识字的纯粹能力，显示自己的优越性。结果连孩子，就是小说中的“我”，也觉得乞丐一样的孔乙己不配教他。这个“不配”，比《阿Q正传》里阿Q之不配姓赵的“不配”，更为深刻。因为这里的“不配”，破坏甚至颠倒了事物自然的逻辑：在咸亨酒店的世界里，教人识字的资格并不出自识字的能力本身。

孔乙己丧失了正常生存的一切手段，独独留下了盗窃这不正当的恶行；他也丧失了一切社会性价值，独独留下了社会本身奉为神圣的“读圣贤”——诗书纯粹的神圣性是孔乙己尊严的本质。他同时是纯粹的卑贱和纯粹的高贵，是高于人和低于人。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了，因为这里缺少的恰好就是“人”这个中间层的类。孔乙己不属于咸亨酒店这个“类”，尽管孔乙己在咸亨酒店“品行比别人都好”。

（四）

“孔乙己”这个人物的精华，就在“窃书不算偷”这句话。可以说，这句话把“读书人的事”的地位，拔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也许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评判小说中所说孔乙己好喝懒做的坏脾气。尽管听起来很刺耳，它的逻辑却是人人日用而不知的。

孔乙己之所以沦落到可笑的境地，不是因为以圣贤书的至高地位来粉饰偷盗的卑劣行径，而是因为他缺少支撑这一逻辑的实际力量。只有那些不需要为换一碗饭吃而发愁的人，才有可能把窃书变成读书人的“雅事”。“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道理在于，只有后一种类型的“盗窃”，才使盗窃者有力量运用神圣天命而把自己化为诸侯。

孔乙己“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丁举人家的东西偷不得——整个咸亨酒店的秩序都以这个禁令为依托。那里的“旁人”嘲笑孔乙己时，根据的是这样一条逻辑：读圣贤书——考取功名——上升为高等之人。丁举人就是如此。孔乙己自己也不能否认它。这是他在被人耻笑时心里感到“不安”的原因：他缺少中间那个环节。但他不是无条件的信奉这个“中介原则”，而是固执地坚持圣贤书本身的至高性质。他说：“君子固穷”。他妄图直接把他的尊严奠立在圣贤书的神圣价值之中。

这个做法并不荒谬。因为即使是整个的功名系统，也不得不抬出圣人来为自己赋值。但他的遭遇却触目惊心：没有中间环节，圣贤之书的辩护就不能实际奏效。那么，究竟是圣人的教诲，还是功名权势，是神圣的呢？要使咸亨酒店运转起来，就必需在事实上颠倒这个辩护的逻辑，又在仪式上维持它站立的形象。

孔乙己是咸亨酒店这个大社会中分解出来的纯粹神圣性。这恐怕也是他被起了一个圣人名字的原因。他的纯粹性反映了咸亨酒店的颠倒形象。他终于被丁举人家打断了腿。这大概是咸亨酒店这个世界刻画在孔乙己身体上的真理：孔乙己在这个世界看来，不是用腿走路，而是用手走路的——或者更应该说，孔乙己是用头走路的。

这就显得滑稽而可笑了。咸亨酒店，这个以人人亨通为宗旨的社会，通过调侃、取笑、亵渎它自己的神圣事物而获得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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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林刚，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哲学想要解释一切，政治想要改造一切。政治哲学探讨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它是两种有关“一切”的态度相遭遇的边疆地带，既连接，又区隔。我们用一些微弱的文字，在这块边疆地带建造一座叫做“螳臂馆”的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