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排污许可制是环保领域最大变革，标准可参考美国

针对国务院近日出台的《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12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所所长宋国君教授在广东肇庆举行的2016年环保上市企业峰会上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这是中国在环境管理领域迄今为止最重大的变革，排污许可制实施最大的难点在制定科学的排放标准，而美国有大量经验可供参考。

11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20年，完成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基本建立法律体系完备、技术体系科学、管理体系高效的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对固定污染源实施全过程和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实现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精细化、信息化的“一证式”管理。

宋国君强调，排污许可制会成为管理固定污染源方面唯一的制度。“对于企业来说，这也是环境管理的唯一许可，所有的制度都会归到排污许可制里。”排污许可制标志中国真正出现系统性的环保管理，会避免出现相关领域并行很多文件，有些还相互矛盾的情况。

排污许可制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讲究证据”，不仅是执法的证据，也是企业守法的证据。这表示着环境管理走向专业化。“由于有了这样一份规范性的文件，这样一份法律文书，执法就会放到阳光下，放到桌面上。”这也会是政府在行政管理领域的重大进步。

与之前的环境管理手段相比，排污许可制会配合排放标准指定上会做出本质上的改革：以环境质量达标为唯一目标。“以前如果排放标准达标，但空气质量不达标，那我们就会陷入僵局。现在如果排放标准达标，空气质量不达标，那我们的排放标准必须要继续前进。”

宋国君告诉澎湃新闻，制定科学的排放标准是实施排污许可制的最大难点，“美国当年说要制定基于技术的排放限制， EPA（环境保护署）认为这是国会给他们的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搜集大量信息，考虑到成本收益、承受能力、就业等等。”

宋国君强调，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可证一定要先行，才能为指定排放标准提供必要的数据和信息来源。“第一步一定要先发放许可证，没有许可证，就不要求企业认真地报告自己的守法状况，不要求提供证据，全都是含含糊糊。”

但是，他相信中国这个进程会被美国快很多，因为美国有大量经验可供借鉴。中国在研究人才、政府能力方面也有足够的铺垫。

针对截至2020年全面部署许可制的计划，宋国君十分有信心。“像中国台湾发第一轮许可证的时候，就发现发许可证前的信息都是垃圾；发第二轮许可证的时候，发现发第一轮的数据也是垃圾。但是第二轮之后就好了。”他说道，中国并不是完全从零开始的，之前的一些管理方法，并不是说完全不用了，只是需要这样一种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