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朗德黯然宣布放弃寻求连任，法国版《纸牌屋》正在上演？

2016年12月1日，当奥朗德总统站在摄像机镜头前，宣布自己放弃寻求连任时，他大概会想起32个月前自己改组内阁、宣布瓦尔斯出任总理的那个遥远的上午……

这个《百年孤独》的经典句式，再恰当不过地凸显出围绕2017年总统大选的“魔幻现实主义”。继中右阵营完成初选，前总理菲永第一轮淘汰萨科齐、第二轮战胜朱佩，以黑马姿态出线之后，左派阵营也终于等到了一场“等待戈多”式剧情的落幕。在勉力支撑了六个月之后，内外交困的奥朗德，黯然打消了自己争取连任的雄心壮志。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不是一份简单的“到此为止”声明，更像是半个辞职声明。自第五共和以来，还没有哪位总统不想努力寻求连任——除了在第一个任期就病故的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奥朗德的表态，不仅意味着接下来五个月他将扮演一个过渡性的跛脚总统角色，而且更意味着他将和萨科齐、朱佩一样，几乎可以确定告别政治舞台。一页历史，集体翻过。

奥朗德的同情者或许认为，其实这位总统并没有真正做错什么。之所以落到这步田地，很大程度上是时运不济，赶上金融危机余波荡漾，经济继续萧条，个性又不够强硬，导致推行改革步履维艰。倘若过十年回头来看，奥朗德的执政业绩，未必如低至4%的民意指数所显示的那样不堪。毕竟他执政期间的作为还是颇有可圈可点之处的，例如整顿财政、控制赤字、降低失业率、同性婚姻合法化、行政区划改革、并成功主办气候峰会等等。

然而从某种程度来说，民主政体下的选举注定是短视的。选民并不会把目光放长远来考察一个政治人物的历史定位，决定他们如何投票的，很大程度是当下的情感好恶，而对于在任者而言，承诺的兑现程度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进行一个简单的复盘，可以看到，在导致奥朗德失败的林林总总因素当中（尤其是多次恐袭的冲击），或许有四个方面值得特别一提。

一、 “失业率执念”和恶性循环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法国失业率从7.3%左右开始攀升，到2012年奥朗德上台时约为9.5%，如何降低失业，成为至关重要的民生问题。当年9月，雄心勃勃的奥朗德许诺在一年之内遏制失业势头，让失业率曲线“逆转”。但现实并不遂愿，失业率继续高企，并于2013年和2015年更是两度探顶到10.5%左右。而在此期间，奥朗德公开把他的连任前景同解决失业问题挂钩，声称如果到2015年底失业率不下降的话，他就不会追求连任。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到2015年底法国失业率并没有明显好转（不考虑统计数字滞后的原因）。于是奥朗德也不再旧话重提，而把表态期限推迟到2016年底。而进入2016年以来，法国的失业率的确展示出逆转趋势，一年期间下降了0.4个百分点。虽然第三季度失业率有小幅反弹，但就整体看来，失业率曲线的逆转态势还是颇为明显的。

然而，这很难说是奥朗德兑现了他的承诺。一来，失业曲线的逆转来得太晚，一句著名的法律谚语说，“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套用到政治人物身上，兑现太晚的承诺，相当于没有兑现。二来，虽然曲线调头向下，但实际上和奥朗德首次许诺时的数据相比（约9.5%），其实并没有好转太多，甚至还更高（2016年第三季度为10%）。换句话说，奥朗德并没有改善他承诺时的状况，只是改善了承诺之后更糟糕的状况。

但问题的关键是，奥朗德一厢情愿地把连任前途同失业率这一单一指标挂钩，成为他的一个执念，但所谓民望，却是综合指标的体现。政治和社会情势走到这一步，失业率指标其实失去了实质意义，增税和紧缩政策已经产生了抵消效果。即便曲线逆转，也很少再有人会把它归功于奥朗德治国有方。而一次次推迟，本身就构成了对合法性的损害。到他宣布放弃寻求连任的前夕，已经很少有媒体去追究关于失业率的承诺是否兑现，人们所看到的，是对他极端不利的整个态势。

二、试图利用媒体，反受其害

其次，奥朗德对待媒体的手法，导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平心而论，奥朗德对待本国媒体不薄，甚至应该算是历任总统中最友好的。他频繁同媒体交往，不仅接受访谈，莅临记者圈子参加活动，而且允诺世界报两位记者出入爱丽舍宫贴身观察交谈，为出书积累素材。政治对手甚至指责他和记者拉关系的心思多过用来处理国事。

民选总统竭力同媒体搞好关系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奥朗德同时也在有意识地利用媒体，去说他不便亲口说出的话。最典型的，就是他在是否寻求连任问题上的表态策略。

自2016年春以来，奥朗德是否寻求连任的问题已经成为媒体焦点话题。虽然奥朗德声称要到年底再做决定，但与此同时，他频频通过媒体放风，营造事实上的候选人形象。五月初，他出席左派智库会议并发表演讲，历数执政以来的业绩，声称“回报不在于历史，而在于未来”。这一举动让法国各大媒体认定，奥朗德已经决意连任，从此视之为准候选人。随后他通过“Wagram演讲”等一系列公开表态强化了这种身份感。在八月初，他甚至同“总统大选媒体协会”成员会面，点评各路政治对手，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明确信号。10月中旬，他接受《新观察家》杂志采访，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面对总统大选。借媒体之手，这层窗户纸已经到了捅破的边缘。

然而就在《新观察家》访谈出刊的同一天，《世界报》两位记者撰写的《总统不会说的那些事》（Un président ne devrait pas dire ça）一书面世。对媒体的操弄及其副作用，在这本书之上同时达到了顶峰。相比普通媒体访谈，奥朗德和两位记者之间进行了长达五年的配合，共见面谈话60多次，餐叙十余次，并承诺对书稿内容不进行审查，试图塑造“真性情”形象聚拢人气。然而该书甫一面世就激起政界和媒体大哗，因为奥朗德在访谈中口无遮拦地臧否人物，尤其是指责司法界“怠惰”引发法官和检察官众怒。媒体普遍认为，这本书是奥朗德的政治自杀之作，是一份长达700页的墓志铭。他的连任前景，顿时笼罩上阴影。

在此之后，法国媒体更对这位总统多了一份轻忽之心，以至于到了11月下旬，多名法国文化界名人联名发表文章，呼吁媒体停止“抹黑奥朗德”（Hollande bashing）。但客观地说，这种“抹黑”正是奥朗德媒体策略所导致的副作用。在此种体制下，政治人物不可能尽得操弄媒体之利，同时又能杜绝批评之口。

回头看这半年来的发展历程，奥朗德在没有正式候选人名分的情况下，通过媒体造势，卖力地扮演了半年候选人角色，最终却完全落空，成为南柯一梦。这看上去像是一个恶性循环：越是对连任没有信心，越期待通过媒体营造出“舍我其谁”的气氛，就越把精力花在选战而非治国之上，民意支持率也就越低，从而连任压力越大。

三、左右掣肘与历史夹缝

在五年任期中，奥朗德努力为自己树立起一个“包容”且“综合”的总统形象。虽然在2011年党内初选中战胜左翼的奥布里出线，但他既缺乏能力、也缺乏资源来铁腕整饬党务，而后者所统率的政治力量在这五年间几乎不间断地给奥朗德制造麻烦。

在执政前期，奥朗德首肯了社会党左翼（以及绿党）一些重要人物入阁，包括司法部长陶比拉，教育部长阿蒙，经济部长蒙特布、文化部长菲利佩蒂、住房部长杜芙洛等人。然而随着几次内阁改组，特别是瓦尔斯接替埃罗出任总理，左翼人物相继同政府分道扬镳，甚至变成最激烈的批评者。

而在议会之中，在不到300人的社会党议员中，也分化出20-40人的“造反派”（Frondeur）团体（人数根据议题不同有所浮动）。这一左翼群体反对奥朗德及其总理的“右倾”政策，对政府主导的法案投弃权票甚至反对票。更有甚者，当总理动用宪法49-3条、以政府信任案下注来强推重大法案过关时，“造反派”议员甚至试图参与提起不信任案推翻内阁。在整个五年任期内，奥朗德都饱受党内左翼掣肘之苦。

同样，右翼在野党对社会党政府采取理所当然的不配合立场。虽然得益于社会党在议会中的多数，某些具有左翼色彩的法案成功通过，然而也并非没有后果。

奥朗德自己声称对于任内工作没有太多遗憾，唯一例外是试图推动修宪、剥夺恐怖嫌犯的国籍未能实现。但实际上，这次挫败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于意见根本分歧，而是左右两派党争所致。右派并不反对剥夺国籍措施，但不愿意在奥朗德五年任期临近结束之际，拱手送上政绩礼物，因此采取了不合作的立场。

相反，本届左派政府在社会领域最重大的政绩之一——同性婚姻平权，反而可能给今天的巨大失败埋下了祸根。在社会党左翼的推动下，同性婚姻平权法案于2013年在巨大争议声中通过，但也造成社会撕裂和广泛抗议，而且从目前看来，它对选举的影响可能比预想的更加深远，和美国大选中的同性婚姻平权、无性别厕所、奥巴马医保等议题有类似效果。

当初平权运动的动员口号“人人皆可结婚”（mariage pour tous）迅速衍生出它的对立面——“人人皆可示威”（manif pour tous），并且成为右派动员民众的工具。在初选中脱颖而出的菲永，就是通过在这波反对浪潮中的坚定表现，赢得了右派民众的认可。他作为“价值观右派”或者“信念右派”的获胜，所依赖的基本盘正是外省的、传统立场的、天主教选民。如果最终大选结果证明，这股民意能够成功把菲永送入爱丽舍宫的话，那么可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左派这一政绩的副产品。

严格说来，这并非奥朗德的过错。LGBT群体的平权运动乃是一股世界性的潮流，法国并非绝无仅有的案例。然而放宽历史视界来看，这股平权运动，正如大革命期间打碎贵族和平民等级区别一样，是人之身份平等在两个世纪之后的进一步延伸，也都会在特定历史境遇中遭遇它的反对者。当年革命政府反贵族、反教士的激进政策，引发了卢瓦河-布列塔尼地区的舒安党之乱和旺代地区的残酷内战；而两百年后，包括同性婚姻平权在内的改革措施，同样引发了这一地区、并延伸至法国广大外省地区的强烈反弹，并使得菲永逆势崛起。这种归因并非道义上的指责，要忠于左派理想，同性婚姻平权就是势所必至(事实上右派上台也很难再废除)，然而，要触动具有历史感、且充满争议的社会议题，就必须要承受它的反弹，从这个意义上说，奥朗德恐怕扮演了历史的替罪羊角色。

四、当沃克遇到安德伍德

在美剧《纸牌屋》中，主角安德伍德因为总统沃克出尔反尔而心怀复仇火焰，使尽手腕来破坏后者的施政，不仅让自己成为副总统，更迫使民意只有8%的总统自愿辞职，成功取而代之。

在这次法国总统大选前哨战中，局外人其实很难一窥究竟，看清爱丽舍宫和马提尼翁宫之间的真实关系，自然也不能用《纸牌屋》的剧情来轻易比附。然而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奥朗德失败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他遇到一位胸有城府、韧性十足的总理，这恐怕是他当初改组内阁，将权杖交给瓦尔斯时所没有想到的。

法国政治的一个独特现象，是政治人物之间存在指向人身的“忠诚”关系，尤其是在不同世代、存在提携之恩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总理瓦尔斯和前任经济部长马克宏多次向奥朗德表达忠诚的原因。然而，这种忠诚话语和弑父情结并行不悖，特别是当父辈民意低迷、却牢牢卡住位置不放时，弑父冲动更加强烈。当马克宏挂冠而去、准备自行参选时，媒体普遍视为对奥朗德的背叛。

相比之下，比马克宏年长15岁的瓦尔斯显得老到得多。随着时间推移，这位总理的接班意愿越来越昭然若揭，但他始终不愿意采取激烈手段。到10月下旬，《世界报》文章已经公开引用古罗马典故说，瓦尔斯既想杀掉凯撒（暗指奥朗德），又不想让自己当布鲁图斯（谋杀凯撒的主谋）。尽管奥朗德及其班底越来越怀疑这位总理的野心，但瓦尔斯成功地维持了“斗而不破”的局面，始终强调自己对奥朗德的忠诚。与此同时，他耐心地等着奥朗德的低迷民意将其自身压垮。正如《纸牌屋》中民望8%的沃克不得不辞职一样，4%的奥朗德又如何能不顾一切地寻求连任？

11月底，这场逼宫戏码进入到最后关头。一方面，奥朗德一位密友在媒体上发文，认为在任总统可以免于参加党内初选，试图做最后一搏，却发现根本没人认真理会这一说法；另一方面，瓦尔斯接受《星期日报》采访，明确表示，即便总统追求连任，自己也将出马参加党内初选。由此，瓦尔斯向奥朗德将了最后一军。

面对这种情形，奥朗德终于承认大势已去。当他在电视上凄然告别，表示自己不会参选、并将注意力用于完成剩余总统任期时，瓦尔斯把漂亮的忠诚话语保持到了最后，称之为“一个困难的、深思熟虑的、意义重大的选择，也是一位国家栋梁做出的抉择”，并向总统表达他的“情谊、敬意、忠诚和依恋”。

虽然瓦尔斯在2011年的社会党初选中只获得了5.63%的选票，但今天的总理已经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在奥朗德之后，他被视为最有希望整合左派的人物。不过当奥朗德为他腾出位置时，压力也将随之而来。特别是，奥朗德的部分班底可能会认定瓦尔斯的幕后动作导致总统出局，因此会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和安德伍德一样，瓦尔斯也会发现，胜利的喜悦为时短暂，随之而来的，将是如履薄冰的巨大失败风险。

结语

中右阵营初选时，萨科齐曾经为自己的政策辩护，并嘲笑朱佩说，法国民心向右，而后者却转向中间。虽然这话看上去充满权谋色彩，但事后来看，的确并非全无道理，只不过被菲永用另一种方式来淋漓尽致地诠释。

而在社会党阵营，同样的趋势也正在显现：居于中间地位的奥朗德出局，瓦尔斯代表社会党右翼路线领跑，而左翼则严重碎片化、涌现出半打候选人。如果没有意外事件，瓦尔斯整合社会党的赢面更大。不过有朱佩的前车之鉴，再加上马克宏领导的“前进！”运动游离在外，泛中左阵营如何演变，不到明年1月29日，没有人敢断言初选结果。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社会党将在五个月后面临极为困难的局面。对它来说，如果能力拼进入第二轮，阻遏国民阵线的上升势头，或许就将是最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