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彤东论美国的民主：特朗普胜选折射美国选举制度弊端

1、总统特朗普要做什么？

从特朗普开始竞选起，他出格的、自相矛盾的言论就没停下来过，媒体、公共知识分子、学者的批评也没有停下来过。但后者反而成了特朗普的免费宣传，为他的当选推波助澜。特朗普上台后，笔者今年访学所在的大波士顿地区剑桥市这个自由派、东海岸精英聚集的重镇，可谓哀鸿遍野。如果我们仔细看特朗普竞选以来的各种言论，我想哪怕你不是自由派，只要稍微有点政治常识、实践智慧，也会被吓得心惊肉跳或气得鼻歪眼斜。不过，如今他成功当选了，很多人根据他号称要干的事情，认定他必定给美国乃至全世界带来灾难，恐怕也有问题。

一般来讲，美国总统候选人竞选时的言论甚至行为，未必是他当上总统后真的会干什么的绝对可靠的指南。尼克松就是以强硬反共的姿态参选的，但他上台以后，访问了中国，并与苏联实现了事态缓和（détente）。2000年小布什竞选的时候，从之前得州州长的政绩看，他似乎是一个可以超越党派的团结者，而他的父亲老布什是一个老派的温和共和党人，不保守也不极端。因此，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他会是个不错的总统。但是，小布什上台以后，完全颠覆了很多人对他的印象。

在这次竞选中，《纽约时报》的温和共和党专栏作家Ross Douthat早在2016年2月就指出，“特朗普现象”可谓奥巴马2008年竞选和后续政策的一个产物。他的一个观点是说，奥巴马在2008年的竞选中把名人效应、真人秀效应、候选人作为救世主的形象等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参与过真人秀的名人特朗普，只不过是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而已。的确，2008年大选期间，笔者正生活在美国，当时看了奥巴马部分支持者近乎宗教狂热般的非理性，也是目瞪口呆。当时就有很多人评论过，奥巴马许多承诺很空洞，也绝不可能实现。比如，奥巴马曾号称要彻底改变华盛顿的政治氛围，拒绝让跟政府有各种交易的说客和其他很多政客进入政府，打造一个全新的政治。我当时真的担心，奥巴马上台会按照这些过度理想的说法蛮干，但后来发现他是个很好的撒谎者，才放下心来。特朗普这次也给出了类似的说法，虽然可能用了更疯狂的语言，但他的言论，最重要甚至可能是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击败对手，赢得这场“比赛”。至于他赢了以后要做什么，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就像一个地产商，先把一块地想尽办法圈下来，至于怎么开发，圈到了再说。

可他毕竟做了那么多不现实的、自相矛盾的、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秩序都充满威胁的承诺。这样的人，居然还有这么多人为他投票，让人抓狂。有评论认为，自由派的问题是把特朗普的话当真（literally），但并不认真（seriously）对待他这个人；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并不把他的话当真，但是认真地对待他。例如，特朗普说要在上台第一天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很多人就开始考虑这样会导致贸易战，结果中美两败俱伤；而这话在特朗普支持者听来，并不一定真的会理解为特朗普上台之后会这么做，而是觉得他深刻意识到了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伤害了蓝领阶级，也就是他能理解他们的痛苦。

尽管如此，正如哈佛大学政府系的Jeffry Frieden教授在大选后的一次讨论里指出的那样：总统的言论，即使不一定会变成真的政策，但只要说出口就可能已对国内与国际政治造成影响。就好像，虽然他不一定会对美国企业对外投资提高税收，但是一个审慎的经理，很可能就会自觉减少对外投资，以防不测。类似地，就算他不会真的对来自中国的货物收取40%的税，但审慎的中国领导者和企业家很可能会自觉寻找其他出口渠道，减少对美国的出口依赖。

不过我们还是要追问，特朗普真的会明确执行的政策会是什么？我们现在能明确知道的是，他是一个任性的人，不怎么会控制自己的情绪。除此之外，我们基本什么都不知道。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他重用的人选，推测他在任期间美国政策的走向。特朗普竞选成功的一大功臣，是“另类右翼”（alt-right）的媒体领袖Steve Bannon，他已被任命为特朗普政府的首席战略策划（chief strategist）和资深顾问（senior counselor）。我想，在特朗普很可能是个空心总统的情况下，了解他团队的灵魂人物Steve Bannon，也许能让我们对特朗普可能采取的行动有所启发。

2、特朗普胜利给美国两党政治的挑战

美国并非总统独裁的国家，总统的政策终究还要通过参众两院的配合。本来因为特朗普的搅局，这次选举前，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都已在谈论共和党惨败后要如何重整。结果，不但特朗普赢得了选举，共和党更是掌握了参众两院。在地方上，共和党在州长、州议员的数量上，也大大领先民主党。并且，因为特朗普是共和党的总统，国会又完全被共和党控制，这意味着现在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空缺，也会由共和党认可的人接任，从而使得美国最高法院中共和党人占多数。此外，现在还有两位自由派的法官年事已高，假设他们在两年后的中期选举前退休或死在任上，他们的位置也必然会被共和党人替代，这样共和党在最高法院也就占了大多数。这样一来，美国号称分立的三权就都会被掌控在共和党手下。

当然，共和党可能也不能那么乐观。这次特朗普的意外当选，给共和党造成了一个难题，即如何消化这个意外的胜利？特朗普竞选采用的平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平台。如何与特朗普合作实现共和党认可的事情，这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对待被特朗普带来的选民？这些选民，尤其是蓝领工人，有很多是传统上的民主党支持者。如何接收他们，找到他们与其他共和党人的“统一战线”，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拆散共和党，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共和党被这一整合问题所困扰，已非一日之寒。

小布什上台并连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新保守主义者与没受过大学教育的蓝领选民结成了“不神圣同盟”（unholy alliance）。说这是“不神圣同盟”，因为新保守主义者，尤其是里面的施特劳斯派，本来都是一批精英主义者。他们与骨子里有反精英倾向的蓝领结合，宛若秀才娘子嫁给了阿Q。这带来了小布什八年的执政，也在金融危机后为反精英、反建制的“茶党”崛起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讲，“茶党”和特朗普，都是新保守主义者的混种。特朗普上台，只是把共和党的茶党化又推进了一步。这使得传统共和党里支持自由贸易、财政保守（fiscal conservative）、社会观念自由的温和共和党被彻底边缘化了。像我在上篇里提到的，连小布什自己都在今年总统选举里投了空白票，而一批新保守主义者都坚决跟特朗普划清界限，甚至为他们曾经起到的推波助澜表达悔意。而从来不是新保守主义者的温和共和党人David Brooks之流，出于绝望，已经开始谈他们以前认为绝对不现实的组织第三党的事情了。

不过，遭遇更大挑战的，是民主党。挑战之一，是夺回这些蓝领选民，或者找到足够多的替代者。民主党人以为靠移民人数的日益增长，可以替代快变成少数派的白人。但是，白人目前毕竟还是多数。并且，民主党不但丢了总统和国会两院，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在州长、州议员人数上也大大落后于共和党。民主党本来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就是他们的支持者集中在人口稠密的东西海岸和其他地区的大城市。而美国国会议员，并不是完全按人口比例来分配的（比如人口多一倍的地方，国会议员数量可能只有1.5倍），这样支持者聚集在人口稠密地区的民主党就吃了亏。在这些地区，民主党的确经常大比率领先，但再领先，也只有一个议员的席位。而共和党在传统支持地——比如乡村和小城市——也领先民主党，但并非大比率领先。也就是说，民主党会比共和党“浪费”更多支持者的票。这就意味着，虽然两党在全美的总体支持率差不多，但支持者在地域上的结构性差异，使得民主党在国会议员数量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更要命的是，同时在州议会和国会占据主导的共和党，还可以通过重新划分选区，强化这种优势。由此可见，民主党所遭遇的挑战，要严重得多。

3、 对中国的压力

特朗普反全球贸易的立场，对依赖全球化的中国，很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但作为中国人，我们可以庆幸的是，他可能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有竞争的国家，比如印度，有着更大影响。因为国家间的竞争，自己跑得慢没关系，只要别的国家跑得更慢就好。毕竟中国已经通过参与全球化，通过制造业，使大量人口脱贫。虽然面对的产能过剩、产业升级问题很严重，但比更晚卷入全球化、产业更多依赖对本国精英有利的高科技外包而不是对多数国民有利的制造业的印度，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这几十年，尤其是加入WTO的这十几年，是幸运的。

在国际政治上，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政策，与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政策相对。对此，笔者还是坚持前面的观点，即使特朗普不会真的这么做，但这种可能性，也许已经足以让那些与美国合作对抗中国的国家要三思而后行。

以上这些说法，完全是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有自由派认为，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政策，对中国本身的政治改革没有好处。但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改革，外部压力能起多少作用，其实很难讲。即使存在压力，也是非常长远的事。这种外在压力，反而可能迫使中国政府寻找其他伙伴（比如俄国）。而压力的解除，也许会让中国更亲美一些，更能正面学习美国政治体制的优点。

这里的分析，并非说特朗普上台，美国/中国或成最大赢家，而是想说明，美国的国内情况或中国的处境，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4、特朗普胜选之于全球政治未来的意义：国家整合的问题

行文至此，都在讨论特朗普胜选可能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带来的具体影响。

而作为一名政治哲学学者，我认为，特朗普胜选，更是全球普遍的政治病症的又一例新症状。有人可能会说，特朗普胜选是个偶然事件，不应被过多解读。笔者在上篇也具体分析过，特朗普胜选的确有很多偶然因素，特朗普及其团队成功利用了这些机遇。但这么一个问题重重的候选人，居然能击败希拉里，能得到这么多普选票，其中所折射的深层困境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只因为普选票中48.1%的美国人投了希拉里，而“只有”46.5%的人投了特朗普，我们就可以放心地说，民主还是胜利了？！

在我看来，虽然特朗普当选有其偶然性，但其背后代表的民粹势力的崛起，是当代美国政治的重大特征。而放在全球视野下，我们会发现，这种民粹势力的崛起——从英国脱欧，到特朗普上台，到现在玛丽·勒庞的跃跃欲试——是一个横扫西方世界的普遍现象。前文提到的特朗普团队灵魂人物Steven Bannon，也是如此理解右翼民粹的崛起，当然他为此感到兴奋和骄傲。

这种普遍现象，会给全球政治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呢？首先，就是欧美自由派强调身份认同的多元主义，出了问题。这种政治，对多元下各个“元”的认同推动有加，但对不同“元”之间的整合做得不够。我们应该在文化宽容的前提下，推动不同族群的政治整合。这不仅仅是西方左派与自由派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的问题。中国国内的民族政策，也有认同有余、整合不足的特征。此外，这一问题在法国尤其表现突出，因为法国曾经是众多殖民地的宗主国，一下接收了大批穆斯林人口，但这么多穆斯林在经济和政治上难以被“消化”（融入主流社会）。这样一个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异质的群体，自然就成了动荡的根源。

假如能够对移民设置一定门槛，就可以控制移民的数量，从而渐进地消化移民，通过各种政策帮助他们融入主流社会，共享一定的政治价值。并且，因为移民需要努力，这种政策吸引来的移民，往往是其他国家的精英。哪怕他是穷困劳工，他能冲破重重障碍移民到一个新国家，说明他是个有野心、求上进的人。尤其对于欧洲那些有着人口老化问题的国家，这样的移民政策，通过吸引其他国家有上进心的成年人（这意味着引入移民的国家不用承担养育这个人的费用，而直接收到“果实”），会对本国的经济产生正面影响。所以，面对全球化人口流动的挑战，明智的国家政策不是全面对移民开放，还是要设置一定的条件来允许移民进入。美国在这方面，其实是相对成功的，只是近年自由派的身份认同政治，对移民整合用力不够。已经有人口老化问题的中国，应该考虑开始向比如东南亚国家有序开放移民。

5、贫富不均问题

特朗普胜选，揭示的另一个全球普遍问题，是尤其在发达国家日益激化的贫富不均问题。特朗普等右翼民粹政客将这一问题归于全球化。由此，他利用了工会利益代表者的左翼言论，争取了一些传统上民主党的支持者，成为他胜出的一大原因。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Eric Nelson就曾经调侃：特朗普不过是敌视移民的桑德斯，或者说桑德斯是不敌视移民的特朗普。（桑德斯参加了民主党的初选，代表了民主党里的左翼力量。）这一现象，也同样具有全球普遍性。比如有评论指出，玛丽·勒庞改造了她父亲的极右翼的国民阵线，使其变得更有号召力，进入主流。她实现这个效果的一个重要做法，是吸收了法国传统左翼的一些言论。换句话说，在反全球化上，激进左翼和激进右翼有合流的倾向。因此，如果我们认为这种倾向是危险的，也许与左右的划分相比，现在更重要的是（左与右的）温和（派）与（左和右的）激进（派）之间的竞争。

我们必须看到，全球化使得资本可以寻找最廉价劳工，确实对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有着直接影响。我们也不能乐观认为，如果拒绝全球化，比如美国通过关税等阻碍中国产品进口，美国人民不得不买更贵的东西，因此会最终反对拒绝全球化的政策。因为，拒绝全球化的代价，是均摊在所有人身上的。在这种情形下，各国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并非不可能。而这种政策的问题是，面对外国时采取贸易保护，但在本国打破不同地区的贸易壁垒捍卫统一市场，这两套做法本身就是矛盾的。这可能导致国家内部的“封建割据”，甚至国家瓦解（比如英国脱欧之后，苏格兰高涨的独立声浪），或者导致贸易保护政策的破产。只不过，拒绝全球化的带来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是当下立显的。换句话说，虽然笔者认为，面对全球化，温和的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但是笔者对真理必胜，并没有太强的信心。

激进立场之所以错误，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更重要的在于：西方国家贫富不均的扩大，穷人失业或挣扎在存活边缘，最重要的原因其实不是全球贸易，而是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力提高。在NPR的一篇采访中，受访人Bertram de Souza提到，俄亥俄州Youngstown曾经是钢铁工业为主的城市，但工厂后来都倒闭或搬走了，特朗普说要把钢铁厂再开回来。在此期间，恰巧有一个法国公司投资11亿美元在这里开了一家钢铁厂，但它只雇佣了400人，因为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承担了大量原来需要工人做的工作。除非我们像《老子》里建议的，拒绝现代技术，回归小国寡民时代，否则技术进步似乎只能让少数精英成为财富的拥有者，而大批蓝领工人所处的劣势会日益严重。

从历史上看，技术进步带来的贫富不均，自工业化以来就日趋严重，并导向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导火索，正是各国相互间报复性的贸易保护政策。这一贫富不均最终是通过惨烈的二次世界大战给抹平的。其实，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中常有的剧烈变动，也常常是积累下来的贫富不均无法解决，最终走向暴力重组的结果。前几天在长途飞机上看了《饥饿游戏》第三部，在特朗普当选的背景下，我突然意识到，这部电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寓言：首都人民（东西海岸大城市）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制造和享受着先进科技；其他13个区的人民从教育到科技，都处于落后状态，艰难地想尽办法养家糊口。最终，这些“蓝领”人民开始反叛，并取得胜利。这一情节，一点都不科幻，非常现实！

6、贫富不均的温和解决

值得思考的是，这种全球化导致的工作流失，技术进步导致的根本性贫富不均，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除了战争、暴动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法？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要防止老年化，就需要保持一定的生育率，并适度移民。在这两点上，美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是做得最好的一个。尤其在经济越发达、生育率越低的通常规律下，美国在保持生育率方面做得甚至比中国都好。但是，这些政策并不能解决科技进步带来的贫富分化问题。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案，是教育。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人皆可以去硅谷/华尔街工作的神话，教育还是会让很多人甚至是多数人，被技术进步的浪潮甩下。

一种选择是，法国式的强有力的工会保证铁饭碗。但事实上，这不但无法使这个国家在全球化市场中保有竞争力，这种保护甚至对本国的年轻人都是有害的。科技进步下的自由竞争，似乎必然意味着大量淘汰。那么另一种选择是，一方面允许自由市场、压低对雇主解雇雇员的限制，另一方面提高失业的各种保护措施，比如免费全民医疗甚至全民基本工资。但这里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下，无业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如何改变这样一种观念，是一大挑战。能够接受无业状态并自己找到生活乐趣的人，往往是对生活有想法的人，可以利用好无业带来的自由时间，因此也就更可能在技术进步的自由市场下成功。而不成功的人，却往往是不能利用好闲暇、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人。

因此，如何解决科技进步加剧的不平等问题，可能是人类面对的新的、严峻的挑战。

7、儒家式混合政体

所有以上的政策讨论，不一定全面。我们所遭遇的问题，可能要复杂得多。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政策的制定，需要对人民关心、并富有远见的政治家。笔者在整篇文章中，尽量同情地理解特朗普选民和类似民粹运动中的人民的处境，但我终究认为，选择特朗普是错误的。

这里引入了一个更根本的政治哲学问题，也是笔者近年来关注的议题：通过一人一票，人民有没有可能选出正确的决策者？对这个答案的否定回答，也揭示了特朗普现象、英国脱欧背后的民粹主义问题。这种民粹，是激进左翼和激进右翼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温和与激进的对抗中，如果温和派希望取胜，就必须解决民粹的问题。

关于这个主题，笔者多有论述，在此不再重复。简单说一下这些论述的结论是：在当代社会，国家很大、人民又因为工作而没有闲暇关心政治、即使关心也缺乏能力的前提下，人民选择决策者，哪怕是出于自己狭隘利益的理性考虑，也是注定无法做出正确抉择的。互联网等新科技的出现，不但没有增加人民对政治的掌握，反而让大众更走向抱团取暖的状态，对政治的了解越来越褊狭。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只是这种结构性问题与人性现实的表现而已。如果是这样，好的政策，很难指望在一人一票的体制下被制定出来。实际上，民粹与激进的危害，恰恰是通过一人一票的体制表现出来的。

可是，如果我们接受对人民道德与认知能力的怀疑，我们还是要担心，如果去除一人一票，而让一小撮精英来代理，人民是否会进入被幸福的状态？前面提到的电影《饥饿游戏》，就给出了这种安排之可能结果的一种电影表达。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人民是否生活幸福，应该让人民自己来决定。

如果把这两种考虑综合起来，一个理想的政体，也许是结合人民与精英成分的混合政体。其实现方式的一种可能，就是让立法机关的上下两院，一院由人民直选，一院通过某种方式选拔精英（精英如何选拔、选拔精英可能的问题，笔者在其他地方多有论述，不再赘述）。如果有这样的机制，也许我们就能防止利用民粹的野心家上台。

最接近我所说的儒家式混合政体的，并不在传统中国，而是美国立国时的政体（当然不包括奴隶制和对妇女等群体的歧视等邪恶元素）。当时美国的参议院，由州议员间接选举，而非由人民直选。更重要的是，今年大选中又一次被闹得沸沸扬扬的选举人制度，和美国立国的时候，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选举人由各州人民选举，但选举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独立意志选举总统，那样的制度安排下，特朗普几乎是不可能当选的。而现在，选举人理论上可以按自己的自由意志投票，但在平等、人民主权、一人一票被神圣化的背景下，选举人一般都按各州的普选票投票。这种平等的进展，有其正当的一面。比如，黑人和妇女参政，正是这种进展的结果。但在我看来，在去除以前制度的不公的时候，可能把好的地方也改掉了，比如对一人一票普选制的制衡机制。因此，解决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政治问题，也许不是要废除选举人制度让人民直选，而是要恢复美国立国时候的选举人制度。

如今，一人一票近乎被神化了，即使我讲的混合政体更好，但似乎也不可能被采用。对此，我的近乎末世论的回答是：当一人一票的民主制不断遭遇危机的时候，也许人民就会反思这一制度了。当尝试混合政体的某个国家取得了成功，这种制度也许就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日后的第一天，我给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做了关于儒家混合政体的讲座。这是早就预定好的。但在特朗普当选的背景下，这个讲座显得太合时宜了。但是我不仅没有“我早说了”的洋洋得意，反而有些不安。但发现自己不安以后，我更加不安，因为我觉得我这种不安似乎难以理解。最终，我猜测我的不安来源有两条。第一，在别人最痛苦的时候去说“瞧，你们错了，我对了”有幸灾乐祸、胜之不武之嫌（那天几百人的课上，眼泪汪汪的大有人在）。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我可能潜意识地感到，这种危机下真正能流行的，可能不是我自认为正确的解药（儒家式混合政体），而是一些大力丸和毒鼠强，比如号召彻底拒斥西方、贩卖各类模式的国家主义左派。因此，虽然危机带来了制度改革的希望，但最终可能利用这种希望的，是让这一希望再次破碎的人。就像《饥饿游戏》中，叛军在Coin的率领下推翻了Snow总统，占领了首都。但是，她马上显示了成为下一个Snow的倾向。当然，在好莱坞电影里，她被Everdeen的正义之箭射死了。但不幸的是，我们生活在真实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