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清代御赐菩提叶罗汉画现身四川安岳

近日，四川安岳县文保中心在整理藏品时发现一套罕见的御赐菩提叶罗汉画22幅。为清代同治帝时期赏赐给安岳籍翰林陶绍绪的菩提叶佛画。此类作品北京故宫存18幅，其余收藏在如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杭州灵隐寺和英美博物馆、图书馆等处，不超过20册，且多为捐赠或收购，已知御赐出自清宫如意馆的此为首套。

四川安岳县文保中心整理藏品时发现的御赐菩提叶罗汉画之一  安岳文保中心供图

菩提叶画的千年进程

菩提树是原生于印度的一种大叶棕榈科树木，2500年前因释迦摩尼在菩提树下证道，故被视为智慧之树，在佛教中被称为圣树。菩提叶呈心形，叶脉纹理精美，是“大彻大悟”的象征。古印度每个寺院都种有菩提，落下的叶子被僧侣视为圣物，在造纸技术还未普及前，印度僧人将其与贝叶树的叶子一起，制成梵夹（即用贝叶重叠，以板木夹两端，用绳串结）用于写经，后世将菩提树和贝叶树叶子所书写和绘制的佛教经籍和图像统称为“贝叶经、贝叶画”。

《西游记》中唐僧所取经书也应是贝叶经，小说中八十一难的最后一难：“通天河遇鼋湿经书”，取回的经书被龟掀翻落入水中需晾晒的情节属作者误读，此类由铁簪所书的贝叶经具有防水防虫不变形的特性，可保存长达千年。玄奘自著的《大唐西域记》中便已写明“游践之处，毕究方言，镌求幽赜，妙穷津会。于是词发雌黄，飞英天竺；文传贝叶，聿归振旦。”

中国最早的菩提树是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印度僧人智药三藏大师渡海带来，亲手植于广州王园寺（后改名为光孝寺）中。

菩提叶、贝叶写经在东汉时随佛教传入首都雒阳（今洛阳），造纸术兴盛后，便专用于佛事，仅在教徒中流通。

唐初，禅宗六祖慧能的四句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令菩提树在中土名声大噪，有僧人将菩提叶制成叶脉画书笺，画圣吴道子于其上白描佛像、菩萨，更加持了这一佛教圣物的艺术价值，被白马寺作为镇寺之宝收藏，掀起全国性的菩提叶画创作风潮，各寺均请画家妙手在菩提叶上作画写经，持赠贵客，也为达官显贵所藏，一画在手有如在菩提下宣示妙谛。

一件菩提叶画从选材到完工至少需耗时月余。 “广中菩提树，取其叶用水浸之，叶肉尽溃而脉理独存，绡縠（指轻纱之类的丝织品）不足为其轻也”，南宋抗金名臣郑刚中就曾记录过菩提叶画的制作方法，将没有虫眼、大小适中、叶脉成熟的菩提叶，经腐蚀、干燥、漂洗制作成叶脉，再依据叶片的自然形状、纹理、茎脉、褶皱，以传统绘画技法起稿、上色，历30多道工序，才告完工。因其如同纱帐般的质感，民间又称纱画。

菩提叶画分墨绘和彩绘，内容以佛经典故和人物为主，其手法比传统纸绘、壁绘更需巧技，其一是作画面积局限，长不过20厘米，宽不过10厘米，其二是要遵循叶脉自然走向，能达到“叶中有画，画中有叶、叶外无画胜有画”的三重境界，才是上品。据载，明代画家丁云鹏的菩提叶 “罗汉图”最具代表， “丝发之间，而眉目间态毕现”。正是因此，当代拍卖市场偶尔现市的菩提叶画册，作者多托名“丁云鹏”以及清代如意馆画师“丁观鹏”款。

清代，因历代帝王对罗汉题材的钟爱，罗汉画题材再度兴旺。康熙帝自称罗汉下凡，乾隆帝更是痴迷，他不但自己爱画罗汉，将紫禁城所藏的历朝罗汉图，收入《秘殿珠林》，还命丁观鹏、姚文瀚等宫廷画家创作了大量的罗汉画，并对罗汉的名号和座次进行考订，依章嘉国师编纂的《同文韵统》重定了罗汉的名号，将十七、十八罗汉定为降龙罗汉和伏虎罗汉。

如意馆将罗汉绘于菩提叶上，则源自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两广总督杨廷璋向乾隆进呈的一批特殊的贡物——由杨廷璋写在1000张菩提叶上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册页。

跋文中，述及了菩提叶的产地、加工、性状及进呈之事：“粤中广州府城内西北一里有光孝寺，……今此树历千年，其叶似柔桑而大圆。……寺僧采之，浸以寒泉四十日，浣濯去滓，细筋缭绕，薄于蝉翼，持赠远人，比之绡縠。窃思此树来自耆闍，种于震旦，以此灵叶普诸善根，有如贝多，宣示妙谛。谨裁制成册，敬写般若心经一卷。佐以叶一千瓣，恭呈御览。”

笃信佛教的乾隆得此圣物，颇为珍爱，将经册收藏在钟粹宫，处理朝政后，经常取出来御览，并催生出亲手制作一套相同经册的发愿。第二年（1768年），乾隆按杨廷璋所提供的制作程序，制成菩提叶笺，他在叶笺上御笔亲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并命内廷画师精心绘制了观音大士等墨像，装裱成册，钤以御印，配上函套。

由此而始，乾隆用明神宗时从海南移植于英华殿内的菩提树叶令如意馆画师制画，因罗汉不入涅槃，以神通力延寿命，自古罗汉就被视为神通广大和长寿的象征，在皇太后寿辰时便绘制菩提叶罗汉画册作为寿礼之用，令皇太后非常喜爱。

之后，造办处便常态性地制作菩提叶彩绘册页，作为皇帝赏赐之用。后来这类菩提叶彩绘册页赏赐的多了，民间书画家也开始菩提叶册页的绘制，更有不少民间画师托以宫廷名师之号仿制此类画册，以抬高售价。

直到清末，此类作品仍层出不穷，除寺庙珍藏外，民间也常互赠罗汉画以贺寿，铁岭博物馆于1987年在市场收购的一套18幅菩提罗汉墨画册，封面就有“福寿无疆”四个大字，便是贺礼之用。

安岳秘藏的御赐罗汉菩提叶画

安岳这套菩提叶罗汉画共22幅，是同治帝时期赏赐给安岳籍翰林陶绍绪的御赐。

陶绍绪，字赞臣，四川安岳县人。清道光甲辰科(1844年)举人，庚戌科(1850年)进士。投翰林院庶吉士，历任山东省高密县、历城县知县，后升任临清直隶州知州、署济南府知府。史载其“熟悉民情，才堪备用”

同治六年(1867年) 反清农民武装势力捻军打到济南附近，省城戒严，施工中的石圩恐有失，兵民共同协守。他不分昼夜，出城巡视，以善言慰问工役，众皆感奋，勇气倍增，圩子告竣，城防乃固。关于他勤政爱民的事迹流传甚广，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任所。

其家人将他身前心爱之物带回安岳，后人将原本装帧的菩提罗汉册页拆解，以玻璃相框装裱，视为传家宝挂于祠堂供观瞻。

1951年后，这些画作交由安岳县文化馆保管，后移交安岳县文物管理所（现安岳文保中心前身）。这是除北京故宫外，唯一一套流传有序的清宫菩提叶组画。

此套罗汉画以青磁笺为底，上裱作画的菩提叶，四周黄绫镶边，除2幅四大天王以及善财童子拜观音、护法韦陀外，余18页均为罗汉图。

18幅罗汉画除一幅为单尊的伏虎罗汉外，其余17幅均为主题绘画，在手掌大小的叶面上所绘多则8人，少则6人，共120个罗汉形象，姿态各异，神态迥然，而又毫发必致，栩栩如生。山石古木、珍禽异兽、云霭天宫、琳琅法器点缀其间，画作笔墨精谨、敷色华丽、极富装饰性，情调通俗而不失拟古风格。矿物质颜料历百年依然明艳，品相保存相当完整。

指上蜃楼  四川安岳县文保中心藏

每幅画作均描绘了一组罗汉生活或修行场景，主题有“罗汉渡海”、“德重降龙”、“白猿献果”、 “补衲搔背”、 “指上蜃楼”、“天苍飞舞”、 “道高伏虎” 、“法力驯狮”等等，根据内容需要，将不同形象的罗汉加以组合并构建人物间的相互呼应，工笔重彩的青绿山水和冷暖色调的大胆碰撞，使画面既有明清宫廷水陆画特点又不乏古趣盎然。

这套菩提叶所绘的罗汉形象与前朝带头光的罗汉尊者形象相比，除少数胡貌梵相外，已完全本土化和世俗化，罗汉或闭目颂经，或窃窃私语，或共语禅机，或凝神观物，或大展神通，仿若将生活中的众生相定格叶中，蕴含了现实生活的温情之气。

补衲搔背 四川安岳县文保中心藏

如“补衲搔背”一图中，从左到右绘制了抱膝罗汉、捧经罗汉、持拂罗汉、长眉罗汉、沉思罗汉、搔背罗汉和补纳罗汉，一颗老松顺中间叶脉挺拔高耸，7罗汉坐于崖下草地上，人物相对而席。补衣罗汉右手四指拈针带线, 左手托衣做缝补状，目光落在左侧面容肃穆的抱膝罗汉上，捧经罗汉双手捧红色经书全神贯注只露半脸，持拂罗汉在旁侧头远望，目光出画。中间的长眉罗汉在树后手捻两眉做幽默状，又似在自叹修行到老仍未成正果，一旁的沉思罗汉背倚松树却不为所扰，处于修行中的沉思瞑想又如酣睡打囤，拊背罗汉左手执抓痒扒, 自搔其背，脸上流露出扒到痒止的舒适感。

作者施以不同面部颜色表现罗汉各自年龄、性格和修为，人物表情逼真、生动传神，个性鲜明又和谐统一，完全是一幅活生生的僧侣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此情节虽在其他机构所藏的菩提叶画上也有，但仔细对比，在构图、人物勾描、用色和神态间差异巨大，便可知清宫如意馆画师功力，与晚清民国初年民间一般市肆坊间画匠所绘制画风的大异其趣。

全球博物馆所藏仅20册

唐宋时期的贝叶佛画早已无存，今日所藏所见均为清代作品，此类画册传世者有限，一是菩提叶当时仅产广州一带或清宫内廷，不易获得，二但绘画载体为有机物质，保存至今完好者少，三是此类绘画多藏于宫廷、贵族之家或寺院，经战火兵燹后，所剩者不少都流失海外，精品在国内已罕见。

菩提叶罗汉画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菩提叶罗汉画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菩提叶罗汉画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菩提叶罗汉画  大英图书馆藏

菩提叶罗汉画  丹麦国家图书馆藏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外有7家收藏机构藏有菩提叶罗汉画册或单幅画作，分别是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耶鲁大学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及大英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丹麦国家图书馆和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中国台湾地区除故宫外，慈山寺有一册来自于民间收购，国内有九家博物馆藏有此类作品的完整册页或单幅作品，除北京故宫外，中国民族图书馆、北京艺术博物馆、河北大学、湖南博物馆、铁岭博物馆等有收藏，灵隐寺、万寿寺和五台山显通寺等名刹也有部分留存，灵隐寺内的《庄严三宝图》也为22幅。

其中已知的菩提叶画中彩绘的12套（件），白描7套（件）。

菩提叶罗汉画  故宫博物院藏

国内除湖南博物馆所藏《明代人画贝叶佛像册》为南岳衡山祝圣寺旧藏外，其余多为收购，虽内容大同小异，但水准参差不齐。台北故宫所藏为一册30幅，内容也是500罗汉题材。据题跋称为高士琦在如意馆时所绘，并有1930年章太炎手迹，对页为泥金所书的道教《玉枢经》，册页封板隶书《菩提叶罗汉全册》。但这套册页非清宫旧藏，为80年代岛内企业家捐赠。观其服饰和画风，与北京故宫和安岳所藏差别较大，是否出自清宫值得商榷。

综合目前海内外机构所藏的菩提叶画册可知，此类画作一般以蝴蝶册装帧，内容有一帧一尊的十八罗汉题材，也有一幅多尊的五百罗汉，对叶为相应的罗汉题赞或经文，也有按菩提叶形状大小挖出凹形护页。

安岳此套菩提叶罗汉画册原应有洒金笺护衬或经、诗提签，再加织锦装帧，原册或曾有题跋、印章等物，当时造办处的画师，因品级不高，所制的绘画，除纪年款和年号款外，一般也不落姓名款。由于早已拆成单页以相框保持，其他信息已无从考证。按同类画册的排序，第一、二开应为四大天王，末幅为童子拜观音和韦陀。

安岳五代武僧角抵图 傅盛 摄

据安岳县志记载，在当地众多寺院内都曾藏有贝叶经画，只是随朝代变迁早已不知所踪。此套藏于安岳的菩提叶罗汉画册虽非出自本地寺院，但在当地400多处石窟内依然留存了我国从唐初到清末最系统和完整的罗汉造像，如圆觉洞五代时期的十六罗汉龛下的武僧角抵图和大般若洞明代十八罗汉便是罗汉雕塑史上的珍品，加上此套清宫罗汉画册，更丰富和扩充了研究中国罗汉题材演变的物质资料。

菩提叶画是中国佛教艺术里中的特殊形式，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佛画题材和载体，目前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整理和研究，不论在绘画艺术上，还是宗教文化及政治统治上都对当时清朝社会的诸多领域产生过积极的意义，它们的艺术价值、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都不容忽视，也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艺术瑰宝。

本文为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