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儒学复兴：回应现代社会需要，儒学才能生长

近日，江苏省儒学学会首届年会暨“儒学当代使命与江苏儒学”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来自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大学、苏州大学、扬州大学、江苏师范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60余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当代儒学的现状与未来走向。

大会开幕式由江苏省儒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承贵主持，江苏省儒学学会会长、南京大学资深教授赖永海，浙江省儒学学会执行会长吴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编审罗传芳，武汉大学教授胡治洪分别致辞。随后是大会发言环节，共有七位学者作了学术报告。下午的分组讨论中，学者们围绕江苏儒学、儒学诠释学以及儒学的现代价值与发展方向等核心问题进行了热烈深入的探讨。

在大会发言中，江苏省儒学学会会长赖永海指出，关于“儒学的当代使命”，首先要弄清这几个问题：一是儒学是否适应当代社会条件，哪些方面适应，哪些方面不适应，适应的方面怎么传承，不适应的怎么改造；二是搞明白现代的社会条件是什么，比如全球化、商品社会、市场经济等；同时，明确儒学自身思想特质与功能，进一步弄清它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能做好什么。

赖永海认为，儒学的特质是人学，包括什么是人、怎么做人、做什么人三个方面。其中，核心是怎么做人，包括一个中心，三个关系。一个中心，是指自我修为、刚健自强。三种关系，是指人们立身处世要处理好的三种基本关系：第一种是人际关系，《论语》中讲“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都是这种关系的体现；第二个是家庭关系，《论语》开篇讲“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本立而道生”，是家庭关系的体现；第三个是社会关系，表现为忧患意识、担当精神。

赖永海强调，天人关系是儒学的核心关系，孔子的最大贡献是人的发现。尽管《论语》、《孟子》、“四书”多是语录体，显得很简单，实际上内在有很严密的逻辑体系。他说：“人学在现当代是否适应？我有一个想法，对人的治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人与人之间的约定、人与自身的约定、人与神的约定。就人与人的关系来说，儒家在道德、伦理方面，有优势。但它也有并不适应现当代社会的方面。因为现当代社会是一个大工业化社会，是商品社会，这类社会中一个重要的东西是合同或者契约。而儒家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主要以道德为依据。如果要应用到社会治理层面，则要上升到合同、契约、法律、法制。在这个层面，儒家有没有空间、该怎么发挥作用？儒家真正的擅场在人与自己的约定。因此弘扬儒学，在道德建设方面值得我们大力挖掘的，比如以德治国等。但以儒学治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社会形态不同了，以往是小农社会，现代社会讲人人平等，讲法制、契约。我们研究、热爱儒学，要发挥儒学好的方面，比如人的道德的提升，但也不能因此忽视儒学产生于小农经济、宗法制度的古代社会这一前提。因此，应摆正儒学在现当代的地位，要进行转型，明确自身位置。”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编审罗传芳的思考主题是：弘扬传统文化以及儒学在今天到底有什么作用？她基于个人的思考和体会明确指出：首先，要有世界眼光和大历史观。不能只看到自己的历史和传统，也要看世界在这几百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才能清楚自身所处的位置，才会有前行的方向。就大历史观来说，今天都在讲全球化，但准确表达应该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源于十八世纪英国及欧洲开始的工业革命。随着大机器生产，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资本向海外扩张，寻求世界市场，逐渐把世界连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强调的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成。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语）。按照现代化理论，资本的全球化是一个从中心到边缘的过程，其中，中国和广大东方地区属于“后发”现代化，而且是“外发”，即这里的资本主义是由外部力量推动的。具体说来，十九世纪中叶，因工业化发展起来的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古老的中国被迫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化过程。罗传芳表示：“如果从上世纪洋务运动算起的话，我国的现代化已经启动一百多年了，这其中有争论、有反复、甚至还有战争和灾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其实是重启了这个过程，而现在我们仍然在路上。”

接着，她把思考引向：在传统向现代转型中，我们需要继承什么样的传统？“历史上，儒学的形态很多，需要具体分析，但我认为，首先要继承的是儒学的真精神，即从孔孟开始一直为后世继承的：对万物的悲悯、对民生的关切及对社会的担当和理性批判。这是儒学一以贯之的传统，后被张载很好地概括在‘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明清启蒙思想家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开出了新的时代精神，即人的发现、理性的觉醒和初步的科学民主精神，这是来自于我们文化内部又可以与现代价值直接对接的传统，却被我们忽略了，西化派不重视，保守派不满意，殊为遗憾。”

再次，要寻找传统文化的生长点。传统文化再好，毕竟是古代宗法农业社会的文明，要让它在今天的市场化条件下起作用，就一定要有生长点，才能长起来。所以需要从现代反观、反思传统，而不是相反。现代需要什么，儒学才能长出什么，现代不需要的东西，再提倡也是徒劳的。她以传统的“天人合一”为例，这一概念本来更多强调的是人与绝对存在（天道、天命）的关系，但今人更看重的却是其中蕴含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就是一个现代维度和现代选择。所以罗传芳认为，传统文化在现代所能发挥的作用，取决于现代社会对它的需要程度和它与现代化的契合程度，而传统文化被现代社会需要的那个部分，就是我们文化的前途和意义所在。

江苏省儒学学会首届年会分组讨论现场。

浙江省儒学学会执行会长吴光的发言主要论及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当代儒学复兴的新形势、新方向。他总结了中国儒学复兴的十大标志：1.儒学的专题研讨会连年不断；2.儒学组织如雨后春笋；3.孔子学院遍布世界；4.地方恢复书院、孔庙；5.各地树立大儒、孔子的铜像；6.各地儿童、成人读经活动普遍展开；7.各种儒学期刊、出版物大量涌现；8.儒学的讲座、会讲遍及全国；9.各级政府对儒学的态度正在改变；10.主流意识形态中增加儒学元素。

二是近年儒学复兴的背景。首先，中国进入了和平崛起、文化复兴的新阶段；其次，中国出现了以文化复兴为先导的新文化热，习近平主席关于阳明心学的内涵及知行合一现代价值的论述，以及关于儒学主导、多元发展的论述，集中概括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及其当代价值，也标志着党的意识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即正面面对儒学，吴光认为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尊儒的新时代。

三是国学复兴新态势的五个方面表现。第一，最高领导带头尊儒、尊孔、尊阳明；第二，全国儒学联席会议推动儒学发展；第三，孔子学堂像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第四，干部学儒学的积极性大振；最后，当代新儒学发展，应符合面向大众、面向生活、面向现代这三个面向，多元并进，不能一家独尊。

江苏省儒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承贵主要对儒学复兴应该处理的几个关系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首先，复兴儒学不等于复古。他观察到，当今儒学复兴热潮中，有一股复古气息，部分儒学研究者或爱好者，在礼俗、制度、语言等方面，有着强烈的复古倾向。这种现象漠视社会历史的变迁，漠视人身心的变化，不能与时俱进，其结果是弄得传统、现代两头不讨好。

其次，复兴儒学不等于媚俗。所谓“媚俗”，就是媚权力、媚金钱、媚名利。某些人利用儒学钻营、谋私，宣传儒学中的糟粕元素，好比章太炎先生当年批判的把儒学作为“敲门砖”，与时俯仰，屈膝卑躬，趋炎附势。这与儒家尊奉的“仁义”精神是相悖的。

第三，复兴儒学不等于排外。现在儒学界有股势力与西学作对。李承贵认为，由于反思检讨过去一百年辛酸悲屈的历史，感觉伤痕累累，就将新仇旧恨全部推到西学身上，这不公平，也很愚昧。儒学的复兴应该理性地、开放地对待西学，要体现学术自信。

第四，复兴儒学必须更新儒学。不能一味将传统儒学直接挪移到现代，而必须进行调整、调适甚至革命，对那些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思想，或与现代社会相悖的观念，必须坚决进行改造与更新。他指出，只有根据不同时代人民群众的实践需求，对儒学进行丰富与充实，儒学才能做到真正的复兴。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治平指出，现在有种理解，认为儒家就是工业文明之前的文明、应该在博物馆陈列，事实上限制了对儒家普世性、永恒性的理解。他认为儒家之为儒家，“有很多跟我们的生命密切勾连的东西，那些东西不管在农业文明还是工业文明时代，都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如果你要把儒家作实体化的理解，那么儒家永远走不出经典条框，走不出博物馆。在这个意义上说，你要把儒家理解成一个不断生成性的东西，是一个becoming，而不是固定的being。”余治平由此认为，儒家现代化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伪问题，“如果有人认为儒家走不进现代化，那就可以去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看看，儒家的文明在这些现代化已成的亚洲地区，体现得比我们还好，儒家文化在他们身上保存得比我们好。”因此，学人的不断诠释，当代儒家学者对儒家文化的诠释，是十分重要的。

此次会议由江苏省儒学学会与南京大学儒佛道治理思想创新团队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