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献能给历史学带来怎样的视野

2016年11月26—27日，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八届民间历史文献论坛在厦门大学召开。为期两天的论坛，分主题演讲和分场会议，计有50余篇报告，每篇报告设有与谈人进行点评。在论坛期间，与会学者介绍了各种新近发现的材料与研究成果。

在论坛开幕式中，有一个令人兴奋的“福利”——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郑振满教授宣布“中国地方史与民间文献数据库”正式启用。该数据库秉持“数位人文”理念，初步建立了一个集数位典藏、分析研究与开放利用于一体的平台。不仅可以实现文献的存储、检索，还在跨文本、地理信息系统等方面建立了关联。相信该数据库正式开放使用后，必将嘉惠学林。作为此次论坛的参与者，现将论坛期间笔者感触较深的内容，记叙如下，以飨读者。

回到文献的“原点”

历史学者直面的是文本。主题演讲中，学者集中围绕的是如何从不同的文献类型和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解读民间文献，进而探讨传统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以浙江寺平村点滴感受为题，重申在现场解读文献的内涵——文本是怎样产生的，历史学者该如何使用。他提醒我们关注的议题是文字产生的空间、情境和使用人群；在关注文字文本的同时，还要追问那些没有文字的情景，这些人的历史该如何探知？南开大学常建华教授虽然利用的是写给“皇帝阅读”的刑科题本，但其关注的议题是地方行政的末端——乾嘉时期福建保甲体系中以地保、乡保与练保形态存在的地方职役。虽然刑科题本并非民间文献，但其所包含的地方社会的丰富内容以及这种文本的形成背后的制度和社会脉络，导引我们思考刑科题本这类“官方”文本，最终还是要回到民间社会的历史情境中。

江西师范大学梁洪生教授，以江西地方士人书写的各类文字“重返清初”，体悟地方文化领袖如何与清初的“南下干部”，合力打造了新王朝的地方社会，进而理解时代的断裂与延续的关系——由“明”到底怎么入“清”。上海师范大学钱杭教授关注的是“文革”新谱，他强调的是面对民间文献中族谱这种连续性的文类，我们应该如何形成连续性解读以及如何把族谱的连续性解读出来。而复旦大学的王振忠教授，不仅对明清时代几种公私收藏的《布经》抄本解题，还对《布经》文本本身进行考析：《布经》不但呈现了南北商帮在知识交流上的交流与互动，也为我们提供了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诸多细节史料。

可以说，面对各类民间文献材料，学者们试图提醒我们要放宽历史的视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面对民间文献时，首先要将文本置于“发生学”的关系中，考察不同文本的生成和发展脉络。只有回到民间文献的“原点”，作为“局外人”的历史学者，才有可能更好地解读文献。

触及日常生活的基本范畴

“人”是历史学家的“猎物”，历史研究应当直指人心。我们都活在时空之间，每天都居住在某种空间或在空间中行走。不过，在传统史学研究中，较少对日常生活中这些基本或熟悉的范畴（时间、空间）本身进行发问。犹如“家乡”是亲切的“空间”，它可能平淡，没有历史的魅力，但它总能激励我们的记忆；再如传统的绕境仪式，也是一种“空间”的表达。作为历史学者，利用收集的民间历史文献，可以探知古人日常实践中那个熟悉的世界，进而达致透过基本范畴理解社会的目的。

本次论坛虽然没有专设议题，但已经基本触及空间的物质、构想和认知三个层面。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黄瑜试图将近代以来西江上游流域“峒”地村寨的族群关系和村寨内部信仰空间建构关联，以此揭示仪式空间对人群身份、地位、认同、权力的形塑。华东师范大学李世众则将温州孤屿“突兀”的空间建筑——文天祥祠，视为国家忠义文化地方化的一个“记忆装置”，并在明清易代之际深刻影响了温州地方士人的道德实践。而内蒙古大学历史系田宓以包头市一个蒙汉杂居的村落为例，探讨在蒙古人与汉人的互动关系中，从游牧时代走向农耕社会的空间如何被想象和组织，从而理解空间观念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也有学者（南昌大学历史系罗桂林、厦门大学历史系祁刚）利用图像呈现的空间或地景，试图呈现地图绘制中的“隐”与“显”，进而以“同情之理解”换位思考“显隐”之间的绘图与读图。在这场的开放讨论环节，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指出图像也是一种文类，比如家谱里的墓图，有时候就是一种文化建构，甚至是山地田塘直接的产权呈现，故而，民间文献中的图像资料值得继续研究。当然，“空间”只是日常生活中的基本范畴之一，其本身还有诸多复杂面向，比如空间的生产，特殊空间的权力运作，空间的设计、感知和空间的象征等等，这些颇为有趣的空间议题，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在空间的范畴之外，日常生活中还有其他基本范畴——分类。云南大学覃延佳就以谁是“蛮人”为题，透过地方仪式传统与人群分类的关系，探讨边缘地区族群的分类及其意义体系，从而在族群分类的逻辑维度，观察地方社会的演变过程。

聚焦“底层人”与大历史

相比官方典籍，民间文献更为直接地展现了基层社会生活的面向，尤其是在“以人为本”的视角转换下，民间文献可以有效地聚焦以往处于“边缘”人群的日常生活。厦门大学历史系陈瑶的《垄断河道：明清湖南涟水的运漕船户宗族》，以生活在涟水流域内的陈、邓、潘等三个以运输、捕鱼为生的船户宗族为中心，通过解读三个宗族清至民国时期的家族文献，描绘出生活在内陆小河、承差运漕、垄断河运的船户宗族的生活图景：在国家制度和政策之下，这些船户宗族形成了一套自我管理河道、轮流应差的机制。通过展现船户宗族的“生存技艺”，一方面在军户运漕研究之外，对州县以下基层运漕机制与漕务运作办法提供了实例；另一方面也对底层人群的经济能力、社会组织、文化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认识。可以说，这些见解是士大夫笔墨所不能传达的“认知”。正因如此，陈瑶的报告得到诸多与会学者的赞赏。

在船户群体之外，曾在南岭山地存在的特殊兵种——“杀手”群体的谜团，也在民间文献的意外收获下得以厘清。中山大学吴滔教授的《明代中后期兵制与阳山杀手的土著化》，不仅探寻出杀手的“踪迹”及其后代的土著化痕迹，也辨识出“杀手”的兵种性质——兼具募兵和民壮特征。而“中研院”史语所李仁渊、台湾大学罗士杰和天津师范大学罗艳春，分别涉及到滨海社会的人群——澳民、哨兵、脚行工人和会众。此外，暨南大学周正庆利用闽东新发现的婚书，探讨基层民众的非正常婚行为。正是倚赖民间文献的使用，以往底层极为模糊，甚至被遮蔽的人群才渐渐“浮出”水面。

当然，这次论坛也对以往的核心议题——国家与地方社会进行了深度的讨论和交流。中山大学谢湜《“封禁之故事”：明清时期浙江南田岛的疆域历程》、兰州大学叶锦花《明清福建盐田变迁与官府应对策略研究》、台湾政治大学林振源《赣东北道教灵宝派科仪文献》等报告，虽然史料侧重不同、问题意识相异，但都没有落入“碎片化”的窠臼，而是心系“整体史”，从具体的文献和事件出发，回应着大历史的“问题与关怀”。比如林振源关切的议题是宋元新道法的创造如何带来道教仪式的结构性变化，明王朝如何通过道教礼仪进入地方社会。

此外，新的议题如物质文化史也纳入了考量范围，复旦大学巫能昌就从信众角度，对清代以来湘中地区刻奉神像的原因及其背后的逻辑进行探讨。以往耕耘的重要课题——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也得到进一步的承续。上海交通大学赵思渊、厦门大学杜树海和暨南大学黄忠鑫，主要利用收集的契约文书，分别讨论了徽州、福建永泰和广西土司地区的地权结构和关系；中山大学于薇、吴滔合作利用宜章黄沙堡周边村落的族谱资料，试图将南岭研究扩展到一般的州县民户，分析不同时期族谱资料中对赋役田产的表达方式，进而解析背后的经济状态和制度逻辑；而山西大学曾伟则对江西萍乡煤矿产业契约进行了解读和整理。可以说，区域社会经济史依然在蜿蜒前行。

在分组会议结束后，论坛还进行了精彩的圆桌讨论。与会学者就民间历史文献的数据库建设、民间历史文献与历史学的方法论以及民间历史文献解读出来的“区域史”，如何打通并回应“大历史”等议题进行了深度交流。最为紧要的是，学者们强调在系统利用民间文献的同时，不要忘记田野，文献与田野二者不可或缺。只有在“希望的”田野中，回到民间文献的生产脉络，思考文本背后的权力和社会结构，而不是“就文献论文献”才能对文献信息进行有效地“榨取”和“扩充”。或许这样的文献解读，才是民间历史文献独具特色的方法和价值，也是其持久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