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后，国际主义战士的后代又回到了西班牙

十月下旬，一百五十位男女老少从十五个国家汇集到西班牙，每个人心底藏着80年前亲人在这里编织的梦，像葡萄园里酿造的美酒，埋在地窖里，越陈越香。

随着他们，我们来到阿尔巴塞特城，80年前他们的亲人曾经落脚于此。城里年轻的区域市长已经敞开议会厅，等着欢迎我们。在众多热情的致辞中，老太太安娜塔西亚（Anastasia Tsackos）的一席话特别触动了我的心弦，她轻声地诉说自己的故事：“20年前，我挤在阿尔巴塞特火车站的人潮中，迎接大批到来的国际老战士。我一边哭一边找，希望也许能够看到我的父亲。”

她父亲是希腊人，西班牙内战时他才17岁，看不过西班牙老百姓遭到法西斯的摧残，虚报了年龄来到阿尔巴塞特，加入国际志愿军。在那中情了一位西班牙姑娘，两人成了家。1938年西班牙共和国撤出国际志愿军，他们小两口子便来到法国诺曼地，1939年8月生下一个女儿。

“我四个月大时，妈妈抱着我回西班牙，准备把证件带出来，回法国和爸爸一起到美国。”她说。但时局已变，她们母女俩无法离开西班牙。母亲在她五岁时过世，她失去机会听母亲讲父亲的故事，只留下父亲帅气的照片。

20年前，安娜塔西亚挤在阿尔巴塞特火车站时，正值西班牙内战爆发60周年。三百多位老战士在亲友的陪同下，浩浩荡荡地坐火车前往阿尔巴塞特，我们也一起同行。火车进站时，迎接的人潮拉着鲜红的大布条，挥舞着国际志愿军的旗帜，在演奏西班牙内战的歌曲声里，我们被西班牙老百姓的盛情熏醉了，谁会注意到人群中安娜塔西亚正在慌忙地寻找自己的父亲？

“我一直哭一直哭，感到无比的伤心。我失去了所有的希望，知道今生再也见不到我的父亲了。”镜片下闪烁着泪光，她颤抖地说：“我把我不能给父亲的拥抱献给你们。”

80年前发生的西班牙内战，持续将近三年之久。这场战争起源于佛朗哥将军叛变，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军援下，要颠覆民选出来的西班牙共和国。法西斯的梦魇震撼了世界的良心，让毕加索的画笔愤怒，让聂鲁达的诗篇流泪，让加缪的心口淌血，让来自54个国家的四万多人来自志愿奔赴西班牙，安娜塔西亚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们来到阿尔巴塞特报到，参加国际志愿军，和西班牙人民一起抵抗法西斯。

80年后，国际志愿军纷纷凋零，全世界只剩下三位还在人间，很难得的是其中一位97岁的法国老战士约瑟夫（Joseph Almudever），他不坐轮椅，也不需拐杖，硬朗朗地走路，和我们一起参加全程的80周年纪念活动！他是贵宾中的贵宾，不论是在欢迎会上还是记者访问的场合，他总是激动地说：“我厌倦人们说这是一场内战，事实上它是一个国际的阴谋。我们受到德国和意大利正规军的攻击，而所谓民主的西方却出卖了我们，表面中立，暗地里却纵容助长德意法西斯。”

令许多人意外的是，当年到阿尔巴塞特报到参加国际志愿军的人中，还有中国人！虽然当时中国正逢抗日存亡的关头，还有十来位中国人前来参战。

他们多数旅居欧洲，两位从美国去，旅居西班牙的有两位，只有一位直接来自中国。因为人数不多，所以就分散在各个部队。譬如37岁的留美矿冶工程师张纪，他就加入美国林肯营。1937年他从纽约搭船到法国，因为法国关闭了西班牙边境，这位弱不禁风的湖南书生只好冒险攀越庇里牛斯山，到了阿尔巴塞特后，坐骨神经痛发作，又患了感冒，病痛不断，没法上前线，勉强出了几个任务后，就留在阿尔巴塞特办公室担任后勤工作，设计碉堡，开课训练军官。美国和英国的老战士还留下珍藏的国际志愿军歌本，上面有着张纪的亲笔中英签名。

中国参战者在前线经常受伤，有两位还到过贝尼卡西姆国际志愿军医院疗伤。这次我们大家也来到贝尼卡西姆，这是一个坐落在地中海岸的度假村，防波墙外一片辽阔的白色沙滩，墙内满是鲜花和椰子树，围绕着一长排二十多栋漂亮的房子。战前这些是有钱人的别墅，战时有钱人逃走后，就变成国际志愿军的医院。

顺着防波墙，我们一大群人沿着一排别墅庄园走去，这些战时是国际志愿军的手术室，病房和宿舍，现在许多又重新变成有钱人的别墅。我们来到其中的一个庞斯别墅，正门前有一块盖着西班牙共和国国旗的大石头，大伙围绕着它。当国旗掀开后，一块白底黑字的纪念碑就在眼前，碑文是用八国文字写的：“向国际志愿军的妇女和男士致敬。为了国际团结，他们前来帮助西班牙人民抵抗法西斯。他们在这个海滩疗伤，留下了他们的心。80年之后我们的感谢。”十月艳阳天下，上百个拳头同时举起，就像80年前一样，用自己国家的语言合唱国际歌。

中国志愿者很早就来到贝尼卡西姆，西班牙内战爆发三个月后，旅居法国里昂的山东人刘华封就来到这里，担任护士志工，第二年在这遇到了两位中国伤员，一位是来自美国24岁的陈文饶，另一位是从瑞士来的38岁的四川书生谢唯进。1937年单亲的谢唯进，把十二岁的儿子托付给朋友，便奔赴西班牙，加入奥地利营参战。8月谢唯进在金托战役右腿炸裂，因为伤势严重，所以很快地从贝尼卡西姆转到他地治疗。留在贝尼卡西姆医院疗伤的陈文饶，经常与谢唯进通信，提到遇见一位中国护士刘华封，住在潘罗别墅。

我们向领队打听，潘罗别墅（Villa Panlow）何在？领队说，他没听过Villa Panlow，按照发音来看，可能是Villa Pawlov，但战后许多别墅的名字都改了，有的也改建，无法确定那一间房子是当年刘华封住过的。

找不到刘华封住过的潘罗别墅，我们便去寻找陈文饶在当地的踪迹。陈文饶是广东台山人，小时候移民美国，加入纽约华工中心争取工人权利，1937年搭船来到西班牙，加入美国林肯营，在贝尔奇特(Belchite)战役右脚趾中弹，送往贝尼卡西姆医院治疗。和他同一个病房的美国战士，对他印象深刻，说他是一个快活的小伙子，爱开玩笑，一口地道的美国腔，听不出他是个移民。这位美国战士还给他拍了张照片。

照片里，陈文饶站在椰子树下，左手扶着一个微笑的小女孩雕像，受伤的右脚有点扭曲，背后房子的屋檐非常特别。这些显著的特征，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这个地方。但领队摇头，他说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孩雕像，但是雕像下的像墩似乎看过，也许凭这个像墩可以认出房子。但这里的别墅到处整修，历史的痕迹一一消失，能找到的机会渺茫。

1937年底，陈文饶伤愈，立刻再赴战场，第二年4月在甘德萨战役阵亡，他永远留在了西班牙，化成西班牙的泥土。美国作家海明威曾经为这些阵亡者写过一篇悼辞，结尾写道：“没有人比在西班牙阵亡的人还要光荣地入土，这些光荣入土的人士，已经完成了人类的不朽。”

马德里是此行最后一站。80年前在佛朗哥叛军的围攻下，马德里告急，第一批国际志愿军在1936年11月一个多雾的清晨来到马德里，他们迈向前线的脚步声，惊醒了熟睡的市民。聂鲁达在诗篇里这么描述：

我看到你们的临近，西班牙纯洁的前额，沉默坚定，如黎明前的钟，带着庄严和蓝眼睛，从好远好远的地方，从你们安身的角落，离乡背井，从你们的梦里走来，充满炽热的温柔，配着枪来保卫西班牙的城，因为这儿受围攻的自由，可能扑倒并且被野兽咬死。

就在这个时候，高头大马的阎家治也赶到马德里，参加保卫马德里战役。46岁的他是蒙古人，在巴黎当按摩师，10月他就来到西班牙，参加国际志愿军的骑兵队。11月两位山东大叔张瑞书和刘景田也来到西班牙参战，他们俩也都四十多岁了，是巴黎雷诺汽车工厂的工人。他们原想加入机关枪队，但是因为年岁大了，所以被指派当担架兵。他们在战场抢救伤病的勇敢，在国际志愿军中出了名，大家都尊称他们为“中国同志”。

那天早上雾气浓重，车不得不慢行，我们大伙来到马德里的郊区托里哈，凭吊瓜达拉哈拉战场，当年国际志愿军就在这挡住了佛朗哥的部队从东北方的袭击，古朴的城堡依然庄严耸立。市长和维护瓜达拉哈拉记忆的会长在浓雾中迎接我们，出乎大伙意料之外，他们颁发自由奖章给各国志愿军代表，由各国的纪念团队领取。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志愿军是加拿大的白求恩医生，还有罗马尼亚的杨固（David Iancu）医生，他们代表20位参加了西班牙战争之后，又志愿远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的医生，经历了东西两场反法西斯战争！杨固的两个女儿握着父亲的奖章，激动不已。

最后一天，我们来到马德里南边的郊区维卡尔瓦若的公园，经过一个礼拜忙碌的纪念活动，老战士约瑟夫依然精神饱满，兴奋地揭开“国际志愿军公园”的路牌，未来国际志愿军的纪念碑就要建在这里。主持人一一朗诵志愿军的国籍，当念到“叙利亚”时，全场呼叫起来，痛心叙利亚人民在列强较劲之下饱受分裂战争之苦。

典礼结束前，各国代表上台致辞，最后一位是个中年女士，她开头就表明自己不代表任何国家。来自德国的她，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保加利亚人。她说：“我们家里有两个人参加西班牙内战，一位是我的父亲，另一位是我母亲的弟弟，这个叔叔在瓜达拉哈拉阵亡。”她身上挂着一个红色的小书包，上面写着英国父亲和保加利亚叔叔的名字，她到底代表谁呢？代表哪一个国家呢？父亲和叔叔不都是国际志愿军吗？最后她说：“我不代表那一个国家，我是个国际主义者。”

在西班牙一个礼拜的纪念活动中，一个红底金字的巨大锦旗无所不在，一面是当年波兰东布罗夫斯基营的旗帜，另一面则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犹太队的队旗，扛着这座大旗的是一位年轻的波兰女学生，她的祖父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当年参战的志愿者中，波兰人非常多，而今波兰政府不但不认可他们的献身，反而要全盘抹杀他们的历史。所以这位波兰女学生集合了其他的学生，制作了这面大旗。今年在飘雨中，他们抬着这面大旗一路走到华沙广场的无名战士墓前，朗诵诗歌，静默哀思，在阵亡的波兰英雄碑前献上花圈，不容当政者拭去在西班牙阵亡英雄的历史。现在波兰政府要把纪念东布罗夫斯基营的街名消除，他们孙辈绝对抗争到底，维护这个历史的记忆。

可贵的是，年轻世代参加了这个纪念活动。他们忧心世界各地兴起的仇恨浪潮，恍如80年前西班牙内战爆发的前夕。他们来到西班牙，感受父执辈留在西班牙的心，给他们带来无限的启发和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