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彤东论美国的民主：由特朗普当选这一奇迹说起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恐怕没有几个有理性的、有政治常识的人能预料到。开票之夜，看着一堆人在看投票结果，我很不以为意，因为我觉得希拉里必定胜出。但是，当情况逆转的时候，我开始像吸毒上瘾一样地看各种报道与分析。在此，我会把我这一个月来的思考结果和大家分享。

在分享之前，我要说明四点。

第一，如前所述，我自己的事前政治判断也错了。本文对很多错误判断的批评，其实更是一种自我批评。

第二，文中一些观点，是我与友人钱江讨论的结果，所以包括他的一些观点。但是，我为我使用、解释他的观点负责。

第三，对于美国选举的分析，并不在我的专业领域之内。我的专业，是政治哲学。政治哲学家的任务，是呆在家里，想象一个理想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当然，这些想象，与他的现实观察总会有关系，他也会关注现实政治。所以，我对这次选举的分析，只是一个关心政治的、具备一些政治常识和理性的人的观察，并非专家的判断。当然，我在美国生活过13年，对美国的切身了解可能相比很多中国的观察者稍微多一些。

第四，我要交代一下我的政治立场。虽然我曾经有绿卡，但从来不是美国公民，并不能投票。如果我可以并且非要投票，这次选举我会很不情愿地投给希拉里。之所以加上“非要投票”这个条件，是因为美国政治理论家Russell Hardin非常让人信服地论证过：理性的人不应该去投票，因为哪怕是在一百万投票人的政治实体中（相当于美国比较小的州的投票人数），一个人的一票对选举结果绝不会有影响。在选举前，我曾经与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就有些华人支持特朗普的现象有过争论。友人韩亦评论道：“黄白介入红蓝之争；黄教授有选票，白教授假装有选票。”（美国共和党的标志色是红色，民主党是蓝色）。不过，即使我们不接受前面Hardin的说法，民主党的支持者黄亚生教授，在深蓝的麻省投票，根据美国的投票原则，对选举结果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所以，虽然黄教授有选票，但跟白教授虚无的选票一样的虚无。

1、我和民调是如何错的？

这次美国大选之前，如果希拉里或民主党的支持者认为她必胜，我们或许会说是他们有偏见。但是，很多共和党甚至特朗普的支持者，也都没有认为特朗普会赢得大选。美国一个清口（stand-up comedy）演员就说过：人们在争论特朗普到底是以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身份参选（特朗普曾是民主党党员），但他觉得特朗普是作为一个笑话参选的。我喜欢的一位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温和的共和党人David Brooks，从一开始就觉得特朗普不可能赢得共和党的初选。在特朗普赢得初选后，他仍然认为特朗普造就的泡沫肯定会破裂。并且，特朗普不只是跟自由派、民主党作战，连共和党内部的人士都鲜有出来支持他的，更有一堆人明确、高调地反对他。

不过，让我觉得特朗普必败的最客观的因素，是民意调查。根据选前最后的所有民调结果，在四个关键州，希拉里几乎都处于领先地位，而她只需要赢得其中一个州就必然赢得大选。那么，即使个别州民调有误差，选举有偶然性，人们也很难想象误差和偶然性会同时发生在特朗普身上。在这些民调中，即使最有利特朗普的一个民调，也只是说他有30%左右的机会胜出。而这一民调之外的几乎所有其他民调，都认为特朗普的胜出机会在10%左右。而结果是，特朗普不但赢了这四个州，并且在民调中希拉里明显领先的密歇根和威斯康星州，特朗普也赢了，从而百分百地赢得了大选。因此，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民意调查为何会出错？

一般人可能会觉得，民意调查是数数，数数怎么会错？事实上，即使选民不说谎，并且参与民调后意见也不发生变化，在百万人以上的大选里面，我们是不太可能问遍所有选民的。民意调查只能是抽样，也就是随机地去问一部分选民，把这部分选民的倾向当成整体选民的样板。于是，如何抽样，是一门学问。比如，以前曾经会用电话采访，但当时电话还比较贵，这种抽样就会对穷困到装不起电话、但人数并非可以忽略不计的这部分选民之民意估计不足。这次选举，根据居住地不同、学历不同、种族不同，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差距很大，而只在某一特定群体里调查，结果肯定不可靠。但如何能有代表性地抽样，是个很困难的问题。并且，对调查出来的结果的处理，还要考虑到说支持某位候选人的选民真的去投票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两项估计，只能以以往不同群体的投票比例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这些数据本身也不是完全可靠的）。除此之外，还有选民是否愿意回答、是否诚实回答调查者的问题，尤其是他想选的人如果不那么招人待见的时候。

现有的分析的结论之一，是这些民调只是根据以往的投票意愿来估计随机样本的挑选方式，并且对调查结果进行修正。但这次支持特朗普的白人蓝领选民，可能没有被充分调查到（因为他们更不愿回应调查或者调查时撒谎），并且今年他们比以往更大比例地参与了投票，使得所有的民意调查都失真了。

这里有个一般教训：我们要意识到，包括民意调查在内的社会科学，其实并不像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那样“科学”。 物理学发现的真理，也不是绝对的。但是，比起社会科学，物理学的结论要可靠得多。这不是因为物理学家有多伟大，而是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只处理人类能够相对确定地加以理解和掌握的问题。那些不易掌握的问题，被留给了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家，虽然有些用着类似物理学的数学工具，但是他们处理的现象过度复杂 ——毕竟他们处理的是人的行为，而人比物体乃至动物都有更大的“自由”——使得他们的结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尤其是对经济学这样的学科，我们很容易被它的数据、方程所迷惑，以为它是与物理学有同等确定性的科学。至于民调，它的发明者盖洛普，本来就是位记者、新闻学教授，虽然相对成功，但他在预测1948年美国大选结果的时候也出过错。我这里不是说，不要再搞民调或者不再利用民调，而是想强调，民调出错恰恰是我们改进它的精度的好机会。只是我们永远要对民调乃至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或可靠性有一种审慎的怀疑，要比对自然科学更存怀疑。

2、 特朗普是如何赢的？

知道民调是如何错的，我们接下来分析一下特朗普是如何胜出的。首先，我们要承认，特朗普的胜出，是个奇迹。如某些评论所说，他是跟自己对着干去竞选的。身为一个最具东海岸象征的深蓝的纽约市富商，他居然能鼓舞如此多红州的比较穷的白人，把他作为他们的代言人，去跟东西海岸精英和那些被他们当作吸血鬼的富人对着干。 而这些跟他背景截然相反的人的支持，是特朗普及其团队成就这个奇迹的一个重要因素。

要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就要理解美国的两党政治。可以想象，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大国，能够一直按政治倾向分成两党，其实是件很难做到的事。美国之所以能维护这个体制，是因为民主与共和两党都是所谓大帐篷（big tent）政党。在两党旗下，其实有着政见、背景相差很大的不同成分。在多党制的民主政体中，这些不同成分可能会成为不同党派，但在美国的两党制下，不同党派就可能划到一个党的旗帜下。并且，两党的构成因历史上的种种变化和努力，都在不断地改变。在近年的美国政治里，民主党的几大组成部分包括：支持多元包容的、往往是受过较好教育的、比较富裕的、同时支持政府推进经济平等与社会公正的自由派，受益于多元包容的少数裔，以及受益于经济平等政策的蓝领工人阶级。共和党的传统票源包括：支持自由放任的市场、反对政府插手的人，强调（基督教）传统价值的保守者。前者既包括一些生意人和金融界人士（这比较符合我们的直觉），也包括比如以一些苏格兰裔为代表的、一直有反政府反精英传统的人士，其中有些恰恰是作为自由市场竞争的失败者的劳苦大众。

民主和共和两党的支持者来源，其实是有重合的，比如都有劳苦大众。并且，美国的两党制之所以能维持，是因为虽然双方都通过重组试图扩大自己的阵营，但最终都处于总体上势均力敌的状态。因此，任何一个党获胜的关键，在于保住自己票源的情况下，去“偷”一些对方的票过来。比如，来自共和党占主导的南方人比尔·克林顿就很会利用他自己的南方身份，通过对南方人背后价值的深刻体会，来偷一些南方以及认同南方人价值（比如对宗教的特定理解）的选民；现在被共和党保守派诟病的给非 法移民以通向公民之路的倾向，是在共和党前总统小布什任上提出来的，意图是争取少数族群中的西裔选民。

并且，有时候这些争夺，会面向同一类选民。比如， 民主党通过照顾少数裔的政策来吸引西裔选民，而共和党会利用这些西裔选民多为天主教徒、而天主教反对堕胎的立场，通过鼓吹保守的社会政策（比如反堕胎）来吸引这些选民。面对劳动群众，民主党会用政府福利来吸引他们，共和党则可以用反政府、反精英或者保守的社会政策来吸引他们。

特朗普参选不被看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似乎还没去“偷”民主党的选票，却已经让很多共和党人拒绝他。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他虽然不得共和党建制派支持，并且确实丢掉了一些选票（连小布什都投了白票），但借着共和党的身份（这不仅仅是一个身份，因为共和党人上台才能保证很多对共和党至关重要的事情按共和党的意愿实现，比如提名最高法院的终身大法官），借着共和党对希拉里的普遍厌恶，以及一些保守立场，他大致保住了共和党的基本盘。他成功的最重要的策略，是使用了以往民主党内部代表工会与蓝领工人利益的标准语言（贸易保护、反全球化、把被中国人偷走的工作抢回来，等等），“偷”到了民主党基本盘里重要的一部分，为他的竞选成功提供了一条可能的（并且最终实现了的）路径。

3、但特朗普胜出并非必然

特朗普胜出堪称美国竞选奇迹。但是，我认为这事儿还是有很大偶然因素。比如，百多年来，在美国的两党政治中，任何一个党的总统当了两届以后，这个党的候选人历来鲜有继续胜出的（“二战”时的罗斯福是个例外）。再有，很多人也提到了，希拉里毕竟赢了普选票。当然，因此就有希拉里的支持者攻击美国选举制度，说它不是真的民主、不是真的一人一票。任何政治理念，最终在政治中要由制度表达。在被表达的时候，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妥协与修正。好制度的重要特征，在于将一个理念清晰明确地表达出来，有章可循。因为结果不如己方所愿，就用理念的大帽子攻击制度，用句北京土话说，就是“没起子”，输不起。

说特朗普胜得偶然的更重要因素，是他的对手恰恰是希拉里。希拉里代表着建制派，而这次选举民众的情绪是对建制的失望甚至是绝望和愤怒。并且，对希拉里的另一个攻击，就是说她“吃相很差”，与其夫收了大量演讲费用。有人说，这种作法是政客的惯例。但问题是，在被曝光的这些活动中，希拉里与华尔街的眉来眼去被突显了出来。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人民遭受严重冲击，而华尔街重要人物连一个人都没有负刑责。因此，人民中有着对华尔街的愤恨。希拉里吃相很差，不仅仅是说她收了钱，关键是收了“人民公敌”的钱。

我这里所讲，并非说希拉里真的就比其他政客更差，比特朗普差。而是在这次大选中，希拉里给了人民这样一个形象。民主是形象的选举，很多时候与实质无关。希拉里本人的举止做派，并不能与选民打成一片，给人一种高傲、做作的印象。现在我们马后炮地想一下，如果民主党最后参选的是副总统拜登，可能会轻松赢得竞选。因为拜登与蓝领工人有很好的互动，说话直接（因此也经常说错话，但给人以真诚的印象），可以很好地守住民主党的蓝领阵地。不过，话说回来，当初谁也没想到特朗普会赢得共和党初选。如果共和党也是一位建制派人物出马，结局又会不一样。这是田忌赛马的问题，这也又一次佐证了前面提到的：民主更是一种公开透明的程序，并不必然是选出多数人民在所有可能选项里最想选的人。

但为什么拜登没有能出来参选？已经年过七旬的他，大概也是最后一次可能竞选总统了。他给出的表面理由，是因为一个儿子刚刚去世，需要感情调整。但是，从后来泄漏出来的关于民主党建制派如何协助希拉里参选甚至打压桑德斯的消息，我们可以推测，拜登可能是被劝退的——因为克林顿家族的势力，以及大家觉得应该轮到希拉里了。反过来看，虽然一直有通过制度安排拿掉特朗普的声音，共和党并没有这么做。所以，有点滑稽的是，民主党最后选择了错误的候选人希拉里，是因为内部不够民主，过于尊重权威；而一般被描述成尊重权威与秩序的共和党却是太民主了一些。

4、华人支持特朗普现象

在这次美国大选中，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出现了一些高调支持特朗普的华人。在大选前，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撰文，评论这种现象，并指出可能的原因。我有不同意见。首先，黄教授说这些支持特朗普的华人不怎么参与政治，因此也不怎么懂美国 政治。但是，与唐人街的老华人相比，那批华人在最近的很多政治事件中，很有参与精神。并且，无论是选前还是选后的民调，华人总体（超过70%）还是支持希拉里的。那么，我们之所以会有华人大量支持特朗普的印象，可能正是这些华人政治可见度更高所致。因此，我们不能把他们的立场归于参与政治不够（相对于沉默的华人大多数来讲），尽管我们可以说他们的政治观点有问题——和美国很多的议题选民（issue voters）一样，也许他们太过从一个议题出发，决定投票倾向。但是，他们的议题，并非全然无理或者缺德的（这基本上是我理解的黄教授给出的原因）。

比如，新华人移民（在大陆受高等教育之后留学/留在美国的），同为移民，但与其他一些少数族裔不同。西裔美国人里，有很多是劳工阶层，甚至有很多是非法移民过来的。民主党对西裔的宽松移民政策，新华人或是觉得不公平（华人自己的绿卡是遵纪守法、排队排到的），或是觉得威胁了将来类似华人留下的机会（绿卡量有限、美国国土安全局人手也有限，给这些西裔移民办绿卡会影响到华人利益）。并且，如果民主党真的走向更加宽松的特赦政策，这确实有公平与威胁法治与秩序的问题。

另一个议题，则是奥巴马的医保政策。多种数据表明，奥巴马医保增加了绝大多数州人民的平均负担。

再有，虽然华人是移民、是少数族裔，但是，他们觉得受到了其他政治上强势的少数民族的威胁。比如，申请大学的华人子弟受到平权运动（affirmative action，类似于中国的少数民族加分政策）的逆向干预，即华人子弟要表现得更出色，才能得以进入白人或者其他少数族裔能进入的好大学。而这种状况被认为与西裔和黑人受到正向的平权运动影响相关。这使得华人的价值倾向更接近非自由派的白人。纽约美籍华人梁警官误杀黑人被起诉事件、黑人饶舌歌手鼓吹抢华人的歌曲等等，也让他们觉得受到其他少数族裔的敌视与威胁，而向非自由派白人靠拢。这里的一个一般问题是：并非所有少数族裔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需要对他们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

我给出上述分析，并不是说这些支持特朗普的华人的选择是对的。而是想表明，这些华人的选择，可能是有自身理由的。但这不等于说他们的理由充分或经得起考验。比如，前面提到梁警官被起诉的事件，被误杀的对象是非裔，非裔群体支持判梁警官有罪并为此上街游行。但这场判决让人很恼火的地方，在于类似事件中的白人警官往往没事，或是没被起诉，或是被一审判为无罪，但当黑人为此抗议的时候，一个华人警官似乎就成了替罪羊。因此，华人如果因为自己的族群被隐性歧视而愤怒的话，应该对那些白人警官为何得以脱罪愤怒。然而，在梁警官事件中，非裔是明显的对立方，于是就成了一些华人反感的对象。

这里更难辩护的，是关于平权运动对华人上大学的影响。如笔者的朋友钱江指出，事实上非裔和西裔等少数族群所上的好学校， 并非华人中产阶级子弟要上的那些目标学校。在斯坦福这类华人希望自己孩子进入的名校里，造成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最大因素是所谓的校友子弟生（legacy students）——即如果父母是该校校友，这个孩子申请该校可能就有更大的机会。比如，斯坦福近年录取的比例是5%，而子弟生据说可达25%。如果华人真的关心自己孩子上学的问题，校友子弟生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对华人来讲，这些学生及其背后的势力是美国长久存在的势力，而平权运动使得其他少数裔成为新晋势力。从一个狭隘意义上的理性人来讲，捡软柿子捏是自然的选择。 在实力雄厚的白人和跟自己差不多的少数族裔之间，去斗后者是理性的（rational），虽然可能很不道德。同时，华人可能还有另一个考虑。华人，尤其是大陆通过留学留下的华人，对未来往往抱有正面希望（因为他们自己是通过努力一步步走到这里的，所以统计上讲，这一族群会以为他们只会越爬越高，相信“明天会更好”）。因此，他们觉得只要自己的孩子通过绝对优异的表现挤入这些名校，他们的子孙将来会受益于对校友子弟的照顾，而平权运动似乎永远不会有益于华人。

当然，这些都是出于利益的理性考量。也难怪反对特朗普的华人会指摘支持特朗普的华人缺乏基本道德。但是，也许后者也有道德考量（比如反堕胎），只是不同人中间的道德价值及排序是不一样的。把自己的道德排序当成所有人都应该有的道德排序，可能恰恰违反了自由主义的多元价值。并且，更重要的是，民主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恰恰是允许每个投票人为自己的短期利益进行理性投票，而公益是个人利益叠加的结果。换句话说，一种对民主的主流理解（这种理解笔者并不完全接受）恰恰是，不对选民有任何道德指望。而一些华人出于个人利益投票，恰恰体现了这种民主的精神。

在选举之后，我与黄亚生教授的一次对谈中，他修正或者明确了他选前文章的立场。他指出，他关心的问题是：如果我前面提到的理由成立，为什么应该具有类似关切的印度裔美国人中只有7%的人投票给特朗普。我的回应是，首先，黄教授之前的文章，并没有给出这种对比，也没有明确提出笔者上面提到的原因并否定之。其次，这个7%的数据，可能用的是选前民调。笔者并没有找到选后对印度裔的投票调查。我们前面已经提到，选前民调出了挺大问题，低估了特朗普的支持者。第三，选后的民调指出，华人只有少于30%投给希拉里。有意思的是，西裔美国人居然也有近30%投票给特朗普，而他们比华人更是特朗普的言论所直接攻击的对象！第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华人其实有不同组成（以前华裔劳工、非法移民的后代，台湾、香港等地的移民，大陆改革开放后的留学生及其后代等），印裔（或西裔）同样也很复杂。

那么，如果我们假设（现在并没有明确数据支持这一点）——同样是通过高等教育留美的印裔和华裔，华裔尤其是大陆新移民有更高的特朗普支持率——那么这就会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前面提到的几点，不能充分解释这一差别。但是，黄教授给出的理由，不但不充分，有些更是太过随意。比如，他说大陆移民是在专制政体下长大的，习惯被命令，而特朗普说话都是命令式口气，所以这些移民喜欢他。这是个奇怪的逻辑：因为一个人生活在被命令的环境中，他就喜欢被命令？自由派所相信的人皆有自由之心哪里去了？！并且，来美国念书并留下来的，往往是大陆学生中比较向往和习惯美国生活的，他们之中对命令可能有逆反心理的人比例也许更高。另外，黄教授的这种说法，几近一种打着自由民主旗号的种族主义。美国和西方经常有人私下或公开叫嚣：来自非民主国家的中国学生是对民主的威胁，应该被拒之门外。笔者曾经旅美十三年，对此深有体会。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右翼（包括特朗普的支持者），也是用这种说法拒斥穆斯林的。反特朗普的黄教授用这个逻辑，有点讽刺。

黄教授还提到了对美国民主价值的认同可能是中、印裔的差别（印裔来自民主国家，而大陆学生不是）。但在我看来，造成中、印裔美国人差别的，可能是另一类价值。大陆新移民有很多人皈依基督教，并且理念更接近原教旨的基督教。这种倾向在后来加入基督教的人群中间（比如韩国人）很普遍。原教旨的基督教人群有很大的比例反伊斯兰、反堕胎、反同性恋婚姻，以及这次闹得沸沸扬扬的给性别认同不明者（transgender）的特殊厕所问题，都与共和党保守派的理念更接近。而印度裔里有很多本来就是穆斯林。印裔的印度教徒，很少会皈依基督教。黄教授还指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因为更认同美国的民主价值、更理性，所以不会像美国蓝领那么糊涂。但是，这次选举后统计，毕竟还有49%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支持特朗普。

5、红色特朗普的蓝领选民

总之，华人支持特朗普现象中，还有很多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不过这一现象也只是在我们看起来有意思，对美国这次大选结果并不重要，因为大陆新华人多数生活在东西海岸，皆属深蓝地区，华人这样的少数族群对整个州的选票总数没多少影响，更何况其主体还是投的蓝色民主党。

如前所述，这次公认的推动特朗普上台的重要群体，是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蓝领。这些白人，本来有一大部分是支持民主党中工会利益的代表的。尽管他们占投票者的比重在不断减少，但毕竟还是投票的主体之一。希拉里及其团队以为可以通过吸引不断增加的少数族裔的投票，平衡掉这一群体里失去的选民，因此没有强调对他们的关注。结果这部分选票就被特朗普“偷”走了。于是，失落的东西海岸精英以及中国的一些自由派吃瓜群众就把这部分人打上了种族主义者、缺德、愚蠢、非理性的标签。可事实是否如此呢？

确实，这部分选民中有很大比例的人对美国当前的各种政治正确、多元主义的政策不满。我们要看到，这些多元政策有自身的问题，而对其不满也有其道理。已经有偏自由派的人士——比如马克·里拉就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对这种以族群认同为基础的多元政策明确表示批评。马克·里拉之后在NPR的一个访谈里提到， 在那篇文章发表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同事中有人公开称他为“白人至上主义者”。

这里的问题是，出于多元与宽容的考虑，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强调对不同族群的某些特征加以尊重，并将这种政策的成功等同于不同族群在各行各业的表现。比如，美国终于有了第一位黑人总统之后，如果再有一位女性总统，那就说明我们的社会更加包容与进步了。用这样的指标非常直白，但它也常常流于简单和荒唐。笔者博士毕业在美国找工作时就发现，只要是女性哲学博士，招人的学校就常常会认为她可以教女权主义。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方就经常认为我可以教中国哲学。我有一次跟面试的人说，其实来美国念哲学的中国人，很多是因为喜欢西方哲学才来的，所以他们很可能恰恰对中国哲学没有兴趣（当然我自己是个例外）。与美国政治更相关的例子，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里有一位黑人，克拉伦斯·托马斯，他的立场极端保守，在判决的时候并不站在自由、多元和少数族裔这边，比几位保守白人法官更保守。回过头来，想想那种基于族群认同的多元主义背后，甚至有一种种族主义、或至少是种族决定论的味道：只要你是黑人，你自然就会也应该只为黑人说话。

这种以族群认同为基础的多元政治的更大问题，在于它过分强调对族群认同的保护，而不够重视族群之间的融合。美国早有观察指出，以前的老一代少数族裔，努力融入主流社会，说标准的英文，习惯美国原有的文化。而今，在族群认同和多元标志下，新一代少数族裔不再如老一代那样努力融入主流社会。一名西裔美国清口演员曾经调侃过，在洛杉矶的一个电梯里，他听到两名亚裔在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对话，他终于忍不住打断他们说：“在我们的国家，请说我们的语言，西班牙语！”好的多元社会，是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下对多元的宽容，而对这一共同基础要形成向心力，甚至是指向它的一定的（符合自由原则的）压力。但是，现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对多元宽容有加，但缺乏对共同政治基础的建设，或者他们找到的共同政治基础（比如对多元本身的信仰）太过单薄，不足以整合一个国家。

当然，社会的中下层人士，尤其是作为原来的主流人群的白人的不满，无法如此理论地表达出来，往往可能恨屋及乌，把对这种过分多元政策的正当不满溢出到狭隘种族主义之中。他们本来应该是反感于对融入努力得不够的人，但却变成了对不能变成跟他们完全一样的人的不满。其实，这些人自己或是他们的父母辈或祖父母辈可能也是移民，也曾遭受过类似的歧视。他们的态度，就像前面那个西裔美国清口演员所描述的那样。因此，他们的做法很可能是矫枉过正的。但是，作为认同多元价值的自由派，不能只去盯着他们的“过正”，还要意识到自己的“枉”才行。用孔子的话说，西方的多元主义过多地强调“不同”，但是没有注意“和”。西方原有的主流族群中一些人的反应，却又滑到了“尚同”。而真正要做到的，是“和而不同”。

美国白人蓝领另外一个重要的不满，来自于经济地位的下降。黄亚生教授就提到，美国这么多年GDP一直在增长，尤其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在这么客观的数据下，这些白人为什么会投共和党呢？这不是非理性是什么呢？！部分原因在于，有些投共和党的中下层人士，虽然经济上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但对他们来说，投票给支持堕胎的民主党人，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去背叛自己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堕胎问题，在一些基督徒看来，胎儿是生命，支持堕胎就是支持杀人合法。难道我们不应该佩服这些为了道德理想牺牲自己物质需要的人吗？当然，他们的道德理想，不被自由派所认可。后者认为女性的选择权高于胎儿的生存权。但这里恰恰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因价值立场不同，会重视不同的数据，或同一数据的不同方面。数据是哑巴，并不能告诉我们如何行动。对“客观的”数据的迷信，是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

退一步讲，即使就经济利益而言，美国经济的一个明确事实是：在过去五十年里，几乎所有群体的平均收入都在上升，唯独未经大学教育的选民的经济收入是稳步下降的，而具备“一些”大学教育（主要指社区学院等）的美国选民收入基本没有增长。他们正是美国蓝领工人的主体。生活水准的下降是他们能够切身感受到的。如果这个时候，来自东西岸的精英人士对他们讲，你们怎么看不到国家经济在增长呢，这只能加强这些蓝领人士的怨恨。在大选前，被奥巴马政府推出的对性别认同不定（transgender，包括性别认同与习俗认同相反的、或者在习俗的男女认同之间的）学生开放厕所的问题，恐怕也是火上浇油：当一个穷白人连饭都吃不饱、全家都要流落街头的时候，他的政府却在讨论占人口极少数的性别认同不定的学生的厕所问题！

这里不是要把这些蓝领的愤怒完全正当化。他们的愤怒中，确实有种族主义的、不宽容的成分。但是，这些成分，常常与正当的经济诉求相关。Nathaniel Rich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一篇书评里，引述的说法指出，在过去几十年里，蓝领白人看着女性、黑人、移民、同性恋、性别不确定者和叙利亚难民都挤到了他们前面去，得到了政府更多的关照，更有甚者，连路易斯安那的州鸟Pelican因受到石油工业的污染也得到了政府（更多的）关心，重要性也排到了这些蓝领白人的前面。那么在一个白人蓝领看来，这简直是一个率兽食人的社会啊！

的确，他们中有些人因此会把愤怒发泄到女性、少数族裔和移民身上。并且，他们正当的经济诉求与种族主义本来就是不分的。一个美国白人朋友曾告诉我，他的穷白人朋友就明确地说：“我们怎么也不能被那些‘黑鬼’（niggers，这是主流社会禁止的歧视黑人用语）超过。”特朗普胜出的重要操作者Steve Bannon在一个对话里指出，美国“茶党”与右翼民粹运动里的种族主义者是处在边缘的，会被逐渐淘汰的。但是，我想，这些运动的主流成员虽然可能不是公开的种族主义者，但他们可能本来就有种族主义情绪，或在经济地位失落下成为隐性的种族主义者。不过需要补充的是，笔者的朋友钱江就指出，在美国的政治正确引导下，所有对少数族裔、同性恋等群体的歧视语言都不能在公开场合表达，唯独可以在公开场合表达的，是对白人尤其是中下层白人的歧视语言，比如“redneck”（红脖子）、“white trash”（白种垃圾）、“hillbilly”（山里人，相当于中文的“乡巴佬”）。钱江还指出，在他志愿为斯坦福大学面试学生的经历中，他面试过来自类似穷困背景的黑人和白人，他们都很聪明，但因为经济、社会、学校条件限制，失去了重要的提升自我的机会。然而，那个黑人学生，像很多穷困的黑人一样，住在城里，而城里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图书馆、社区学院等等），而那个来自乡村的穷白人孩子，连这些条件都没有！

再强调一遍，所有这些分析，并不能为这些白人的种族主义思想、言论、行动提供正当性。只是，一些受左翼思想影响的精英，在强调社会平等的前提下，经常给我们塑造一种受苦受难、可怜可爱的穷人形象，当发现他们原来有这么可憎可怖的一面后，一些精英就会彻底忽视和拒斥穷人们的正当诉求。另一些精英人士，或者是忘了，或者是为了个人野心会故意忽视这些人的可恨之处。在他们的鼓励下，造就了一次次暴民政治以及更大的苦难。在美国，特朗普上台了。他上台不久，古巴的卡斯特罗去世了。虽然一左一右，但二者同源同归。古巴的实验整体是失败了，卡斯特罗也死了，那么特朗普总统的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