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医院虹吸效应加剧基层医疗囧境，群众信任逐降致恶性循环

在中国，有种公共场所几乎每天都人头攒动，几乎每项服务都要排长队，几乎每个人置身其间都倍感压力，这种把火车站春运场景常态化的地方，就是近年出现的规模超大、人气超旺的“超级医院”。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湖南、河南、四川等地采访发现，一方面，“超级医院”在服务公众卫生健康、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发挥着“超级能量”，但另一方面，“超级医院”背负的“超级负荷”、无处不在的“超级竞争”和医患双方的“超级焦虑”也让人触目惊心。更为严峻的是，“超级医院”极强的“虹吸效应”一定程度上加剧基层医疗资源的紧缺，形成基层医疗质量跟不上，“超级医院”却越来越大的怪圈。

“超级高配”运营“超级业务”

今年9月，投资48.5亿元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投入使用，新增床位3000张。这标志着郑大一附院“一院三区”（河医院区、惠济院区、郑东院区）格局成形，其编制床位超过8000张。而事实上，这家医院实际床位超过10000张。

郑大一附院，是中国“超级医院”的缩影。

“最近十多年来，全国公立医院都进入快速扩张时期。1996年，我们医院床位还只有1000多张，现在已增长到近4000张。”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副院长黎志宏说。

“超级医院”往往拥有着“超级设备”。记者在湖南湘雅Z、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郑大一附院等单位采访发现，动辄需投资上千万元的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DSA（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PET-CT系统（非侵入性的高科技医学影像检查技术设备）等世界顶级医疗设备，基本是“超级医院”的“标配”。

撑起“超级医院”的关键还包括“超级医生”。以位于长沙的湘雅二医院为例，全院职工5000多人，医护人员3000多人。很多与这家医院打过交道的人都坦承，医院那些35岁到40多岁的医师临床经验丰富，很多基层医院的疑难杂症，他们治起来驾轻就熟。而这所医院的不少专家，则是外地会诊或手术、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高峰论坛争夺的人才。

基础、设备、人才三大支撑构筑的“超级医院”，运营着“超级业务”。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年门诊量近500万人次，年出院病人30多万人次，年手术台数20多万台，2015年收入达80多亿元。

2015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门、急诊超过500万人次，出院人次突破22万，手术超过13万台，日门诊量最高峰可达18000人次。

中南大学旗下湘雅一医院、二医院和三医院日均门诊、急诊量总计2万多人次，每年的住院手术台次大约在20万台以上，年总收入超百亿元。

“超级需求”催生“超级焦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说，随着医保覆盖面的不断扩大以及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之老龄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人们到大医院就医的需求也迅速增长，这是催生“超级医院”的重要动因。

记者在一些“超级医院”采访发现，患者和家属到这类机构就诊，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难”。一位“超级医院”负责人坦言，民众由过去主要抱怨“看病贵”，如今重点吐槽“看病难”。

排队难。

无论是挂号大厅、门诊大厅还是诊室、病房等，多数“超级医院”经常人满为患，如同春运火车站。

在一些“超级医院”，楼梯间、住院楼走廊甚至楼外的大广场，时常可以看见有人打地铺。在这里，什么都要排长队：挂号、看病、取药、取化验单、坐电梯……

尽管很多“超级医院”门诊或住院大楼配有上十个甚至几十个电梯，但每一个都要等很长时间。“有时候等到了电梯也进不去，里面塞满了人。”带父亲看病的张泽无奈地说。

挂号难。

“谁能告诉我湖南省中医附一专家张涤的黄牛号贩子电话，跪谢，给孩子看病，急求！”长沙的患儿母亲未艾在微信朋友圈求助。

长沙一位患者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湖南儿科名医张涤的号一号难求。前期，“号贩子”兜售的“黄牛号”，已经从100元炒到了500元，一些排队挂不到号的家长无奈高价求号。

“在大医院专家是紧俏资源，著名专家‘黄牛号’就是被炒成‘天价’，还是供不应求。谁能约到一号难求的专家，谁在社会上就有面子。”一位业内人士透露。

预约难。

为了解决挂号难问题，全国很多“超级医院”试水“非急诊全面预约”。就是除影响生命体征的急诊病症外，其余患者可通过手机APP、微信、电话、网络或现场自助机、医师工作站等渠道预约。

“非急诊全面预约”出台初衷，在于简化挂号流程，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缓解医院周边道路的交通压力和打击“号贩子”。

然而，记者采访发现，预约挂号并非灵丹妙药，在有的地方只是将现场拥堵变成了“预约塞车”。

“前面大概有无数人，我举着电话在线等半个多小时后放弃了。”一位欲通过电话预约挂号的患者无奈地说。

“预约专家号太难了，一般得提前两三周。盯着手机屏幕抢号，专家号放出来一愣神就没了。”一位走“微信通道”的患者说。

就诊难。

“带孩子到一家大医院看病，光是诊疗卡新流程就能把人弄疯。”北京市民南先生说，有的医院新推出“芯片卡”搞“实名就医”，建卡需持患儿监护人和代办人身份证原件、患儿身份证（或户口本）及出生证明，外加填报一张复杂的表格。相关证明文件少一样，就只能办临时卡，只能挂当日剩余号。

湖南患者陈虹告诉记者，她最近到一家“超级医院”看病，“很幸运”地挂上消化科专家号。血常规、尿常规、B超、CT等检查加上等结果花了将近一整天。末了，看医生不到10分钟。医生诊断需要住院，但却至少要等一个月才有床位。

各地“超级医院”周边，往往有总人口数万甚至上十万的特殊街区。此间，餐饮、旅馆、出租屋、花店、日用品、看护、殡葬用品乃至“号贩子”、“血贩子”、“医托”、算命相面、黑救护车等百行百业都十分兴旺。

“超级医院”背负“超级负担”

加床是“超级医院”的常态。李为民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目前华西医院有4100张床位，但是仍然“一床难求”。郑大一附院河医院区一儿科护士说，儿科经常加床排到电梯口，高峰期甚至楼梯间都住满了患者家属。

今年春节后第一天上班，“郑大一附院”300多个医生看了约两万病人，平均每个医生一天看66个病人。“每次坐门诊都像是上战场，水也不敢喝，就怕上厕所。有些病人抱怨就诊时间短，可是那么多病人等着，一天48小时也看不完。”泌尿科一位医生说。

“在超级医院当医护人员也很烦恼、很无奈！每天都在加班，做手术的医生连吃饭都在手术室内，有时候没时间吃饭就喝瓶牛奶。我们经常调侃自己：现在精神科医生快得精神病，神经外科医生中风的危险增大，儿科医生没有时间给自己的孩子看病……”湖南一位“超级医院”名医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目前多数城市对大医院普遍实行医保“总额预付”，对每年度医保额度总量控制，超出将由医院自己承担。相关“超级医院”常规疾病病人占用大量医保额度，每年年尾为了减少“超支”，只好拒绝收病人。

“我是长沙医保病人，在湖南一家大医院住院时就碰上报销难。医院说市医保部门欠医院几个亿，医院不敢再收长沙医保病人了。”一位患者抱怨说。

诊疗服务总量大、危重病患风险高，医疗纠纷也更容易缠上“超级医院”。

《广州医疗纠纷诉讼情况白皮书（2010－2014年）》显示，医疗纠纷多集中在大医院。面对一些家属及患者不理性乃至暴力的维权行为，不少“超级医院”都“有苦难言”，往往忍痛赔钱息事宁人。

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保持或栖身“超级医院”，似乎是各大公立医院的目标和使命。为此，必须拼命挖人才、抢名医以及比拼砸钱买设备。

高价购进医疗设备，医院还要挖空心思扩大“宣传效应”。一位医生介绍，当地有两家大医院同时引进了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为了争第一，其中一家深夜找病人做手术，而另外一家因为是凌晨做的手术而“惜败”。

“超级虹吸”引发“超级质疑”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当前“超级医院”具有极强的“虹吸效应”，其源源不断地吸收招揽基层医疗机构的优秀人才，导致基层医疗机构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

一位大医院负责人说，大型公立医院最理想的状态是接收疑难重症病人，承担部分教学任务，规范化培养医学人才。然而目前的状态是，大型公立医院都需要自负盈亏，都要创收，于是，就会想办法扩大规模。

“‘超级医院’过度扩张，形成了对医疗资源、优秀人才、患者和医疗费用的四大虹吸效应，造成了‘医保资金向上走，基层病人向上转’的局面。”湖南省一家三甲医院负责人说，“超级医院”破坏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人为地导致医疗资源的失衡。

由于“超级医院”体量大，要维持运转，它们必然通过各种竞争手段，“虹吸”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和基层的病人资源。其结果是分级诊疗难以实施，“看病难”的问题始终得不到有效解决。

“在分级诊疗推进过程中，人才缺乏一直困扰着基层。”一家“超级医院”负责人说，“基层医疗机构有没有能力治疗基础疾病及接受转诊病人，大型医院愿不愿意把康复病人放到基层，患者愿不愿意在基层首诊。如果三个问题解决不好，那么分级诊疗就很难落地。”

湖南省龙山县人民医院院长贾琳说，目前基层医院人才欠缺，不得不　“拔苗助长”培养基层骨干，但是很多优秀人才把县级医院当“跳板”，条件一成熟，就“跳槽”到大医院，基层医院很难留住人。

“基层医疗水平提高不了，老百姓看病就只能往大医院跑，现在群众对基层医院信任度逐年降低，这很让人担忧！”湖南省桑植县卫计局副局长向林认为，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和医疗质量跟不上与“超级医院”越来越大，已经陷入恶性循环。

“超级医院”多路径探索“辐射”基层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河南、湖南、四川等地采访发现，很多“超级医院”作为医改“排头兵”，在实施分级诊疗、帮扶提升基层医疗水平等方面，正在努力探索“辐射”基层。

在四川广安市人民医院门诊室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内科赵蕾等5名专家正给病人“在位”看诊；另一边远程门诊室内，华西医院呼吸科2名专家正通过远程门诊系统“在线”看诊。“通过‘在位’＋‘在线’两种模式，华西医院优质资源渗透基层，加快提升基层水平。”广安市人民医院院长王光林说。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则成立了国内最早的远程医学中心，每年各类远程会诊2万余例，年培训基层医生40余万人次，受到基层医疗机构欢迎。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携手14个省份的170多家医院组成了全国首个跨省医疗联盟，涵盖新疆、西藏、四川等多家基层医院。医疗联盟逐步形成了首诊基层、远程会诊、科研协作等新的服务模式，促使医疗资源流向基层。

一些地方主动作为促进基层医疗，也收获了比较明显的成效。

湖南省浏阳市近年来通过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和建立完善的分级诊疗制度强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通过提升公立医院综合实力、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的卫生服务体系。

得益于日益壮大的基层医疗体系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院前急救体系，去年浏阳市医保患者区域内就诊率为95%，基本实现“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浏阳不仅有能力保障本地人各层次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还对口帮扶临近的江西省万载、修水、铜鼓、上粟等11个湘赣县市医疗机构。浏阳一些特色优质医疗资源，甚至吸引了长沙、南昌等省会城市患者慕名前去就医。

业界专家建议，面对医改新形势，当前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家相关配套、改革医保支付方式等，多措并举引导分级诊疗改革落地。

提升基层医院实力。基层“兜不住”，是“超级医院”分级诊疗下转主要阻力。目前，基层医疗机构的硬件设备相对完善，但软实力相差很远。当前不少基层医院还存在盲目升级误区。为提高收费标准盲目跟风“创三甲”，浪费了大量资源。建议国家制定相应激励政策，让基层医院扎实“沉下来”提升真实力，赢回群众信赖。

探索按病种分组分级报销。如果患者得了大病，肯定不能在基层医院治疗，但在大医院报销比例又相对较少，患者往往陷入“两难”。对大病、重病患者来说，很容易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建议国家研究按照不同病种分组分级报销机制，拉大不同医疗机构诊疗行为价格差距，将简单手术引导至基层医院，用报销杠杆进一步促进分级诊疗制度落地。

构建“共赢医疗生态圈”。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中央要求在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综合监管制度5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就当前情况看，分级诊疗制度堪称燃眉之急。要探索以“超级医院”为龙头，辐射区域内基层医院，搭建起共赢、和谐的医疗生态圈，进一步推进分级诊疗落地。

（原题为《“超级医院”虹吸效应加剧基层医疗囧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