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底利耶、阿育王与印度政治文化的两面性

人们喜欢把印度比喻成大象，然而这种体型庞大、力大无穷的动物却具有两面性：与老虎、狮子相比，这种动物性情温和、憨态可掬，被视为吉祥的象征；然而大象在古代却被当作战争的坐骑，以其尖锐的象牙和强大的力量来攻击敌人。被喻为象的印度在外交上也具有这种两面性：一方面，印度包容多元的文化、以非暴力实现和平独立、推动不结盟运动的历史、推行瑜伽外交和甘地外交的主张，表现出其阿育王式的道德主义或和平主义；但另一方面，种族矛盾、印巴冲突、大国博弈又表现出其考底利耶式的现实主义。究竟哪一种才是真正的印度呢？还是说印度本就是一个矛盾政治文化的结合体？

一、矛盾的印度政治文化：阿育王式与考底利耶式

阿育王和考底利耶都是印度古代历史中孔雀王朝的经典人物，两者也分别代表了印度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政治文化。

（一）考底利耶与实力至上的现实主义。考底利耶被认为是辅佐孔雀王朝的第一位帝王月护王（“旃陀罗笈多一世”）的大臣，也被认为是古代印度治国安邦经典著作《政事论》的作者（该书是否由考底利耶撰写仍存在争议）。不论是月护王的统治方式还是《政事论》的内容都具有典型的现实主义色彩。作为孔雀王朝的建立者，月护王在统治方式上也倾向于强调军事力量、严格的官僚统治等现实主义方式。据称，孔雀帝国被划分为不同的区，由帝王最近的亲戚或最信赖的将军管理，帝国还建立了庞大的军队。孔雀帝国的官员通过严格的方式选拔出来，并被严密的监视和管理着。此外，月护王还不断巩固对北印度的统治，试图将帝国势力扩大到印度河流域及以外地区，他还与外国签订协议确定了帝国的西部边界。[1]

《政事论》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在体系层面，该书提出了“曼荼罗”体系，被认为是印度版的均势思想。概括来说，曼荼罗体系中各国的关系为“邻国都是敌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敌人的朋友也是敌人”。[2]在国家间关系层面，该书认为国家间关系主要分为敌对、友好、中间状态和中立四种。国家间关系受到地理位置、双方实力对比和意图三种因素的影响。[3]在国家政策层面，该书提出了各国在“曼荼罗”体系中可以采取六种对外政策，包括媾和、作战、静待、备战、结盟和两面政策。其中媾和指缔约、静待指对其他国家冲突的无动于衷、备战指增拓国力、结盟指寻求其他国家的保护、两面政策则指与一方媾和并与另一方作战。除作战和备战属进攻性战略、两面政策属攻防兼备战略外，其他都属于防御性战略。[4]外交六策是一种动态组合，并没有恒定不变的优先等级，国家采取何种对外政策主要取决于本国与他国实力的对比。但总体来说，《政事论》认为君主应该优先考虑进攻性策略，防御性策略属不得已而为之的。[5]这也反映出《政事论》所持有的权力制胜观，在认为战争是常态的同时，认为和平与战争都不是国家追求的目标，权力和成就才是国家的目标，并认为强国应优先选择战争增进权力，这都是现实主义的观点。

（二）阿育王与道德至上的和平主义。阿育王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位帝王，也是月护王的孙子。在阿育王统治的前几年，他的统治方式充满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色彩，通过非常残忍的方式不断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但随着时间变化，他逐渐厌恶了暴力和杀戮，并在统治的第十年皈依了佛教。信仰的转变改变了阿育王的统治方式，他更强调慈悲、普爱和非暴力，将所有印度人称为我的孩子们，并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保证域内一切生灵的安全、自制、平静和幸福。[6]在民众中，他鼓励民众遵守道德规范，包括听父母的意见、慷慨地对待朋友、亲人、婆罗门和苦行者、防止杀害生灵，做到包容、慈悲和诚实。[7]他还大兴佛教，多次主办佛教大集会、兴修佛教雕塑、寺庙、窣堵坡（即佛教中用于储放佛陀、高僧舍利所用的坟冢，也叫舍利塔、佛塔、浮屠塔），宣扬佛教中的众生平等、尊重生命、心怀慈悲的思想。此外，阿育王对于印度多元的文化、其他宗教也保持宽容。

二、两种印度政治文化的发展与融合

不论是考底利耶式还是阿育王式的政治文化，在印度的历史上都有实践，究竟哪种才是印度的主流政治文化呢？有学者认为，印度外交政策机构中最受推崇的政策制定者都是考底利耶式的而非阿育王式的，他们都是印度古代历史中现实主义的门徒，而非宽容的帝王的追随者。[8]然而不论是在古代还是近代，印度历史上都不乏两种政治文化的实践，而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两种政治文化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

（一）甘地与阿育王式。圣雄甘地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者和国大党曾经的领袖，其政治主张充满了和平主义的色彩。在印度独立过程中，甘地领导了20世纪20-30年代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文明不服从运动。在甘地的非暴力呼吁下，全印不同阶层、不同族群和信仰的民众共同参与大规模民族活动，绝大部分参与运动的民众在统一领导下有序地表达诉求，而非通过暴力示威的方式表达意愿，全印人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度一致性。以其名字命名的甘地主义，是印度提倡非暴力抵抗的重要政治学说。在甘地主义者看来，在一个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的宇宙中，任何形式的暴力最终都是自我毁灭的，印度应该用非暴力不合作来对抗暴力。[9]

（二）尼赫鲁与道德至上的考底利耶式。作为印度的开国总理，尼赫鲁在印度独立之初的政治思想颇具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的色彩。他认为印度具有深厚的软实力和精神力量，因此将印度视为和平的缔造者，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不结盟运动。与甘地的理想主义和平不同，尼赫鲁是一位现实主义和平者，强调国家利益和实力。他将国家地位的提升视为优先利益，认为在获得物质力量之前必须依靠道德呼吁和谨慎外交。然而尼赫鲁的政治取向也饱受争议，有学者认为尼赫鲁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泛亚角色的定位无法保护印度的物质利益，因为他忽视了权力平衡的关键（是物质实力）。[10]有学者将尼赫鲁统治下的印度比喻为“吃草的老虎”，认为它错过了满足自己需求的机会，因为它对自己有一个错误的认知。[11]尼赫鲁主义从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直到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印度的失败充分暴露了其国家力量的脆弱性，也迅速削弱了尼赫鲁苦心搭建的国际影响力，促使印度的政治文化迅速转向硬实力至上的现实主义。

（三）英迪拉与硬实力至上的考底利耶式。在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之后，印度陷入了一个内敛和怀疑的状态，这时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接任印度总理一职。英迪拉的政策取向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她政治立场强硬，注重印度军事力量建设，包括推动印度核试验。她将关注点聚焦在印度周边地区，强调印度在次大陆的主导地位，并主张通过硬实力获得地缘政治优势。与尼赫鲁对民主制度的精心呵护不同，英迪拉任期还曾出现“紧急状态”下的独裁统治，可见其对国内稳定和发展的重视程度已远远超过国际地位的追求。

三、作为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两种政治文化

印度精神力量的核心是和平、真理、自由与博爱，然而这些理想有时却成为这个新兴大国的负担。只采取和平主义的阿育王式会增加印度国家力量的脆弱性，而仅仅强调物质实力至上的考底利耶式则会限制国家的综合发展。早在2014年当选之后，莫迪就曾表示是时候摆脱旧心态了，印度应该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全球领导者，而非仅仅是平衡者。[12]全球领导者不仅需要具有对国际体系起决定性影响的物质力量，更需要强有力的精神力量。基于这一目标，印度总理莫迪似乎在两种政治文化中寻找到中间道路。

（一）在硬实力上采取考底利耶式的现实主义，维护国家安全、增强国家战略优势。在莫迪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其现实主义的政策取向就已有所表现。古吉拉特邦本身就是印度政治文化矛盾的缩影——它既是圣雄甘地的出生地，也曾发生过骇人听闻的教派冲突，目前是印度工业中心之一、跨印度洋贸易路线上的重镇。莫迪是古吉拉特人，他曾于2001年至2014年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在任期间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将该邦建设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引擎。然而，他在任期间却放任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种族屠杀，致使该邦于2002年发生了持续两个月、死亡人数众多的血腥暴乱。可见，莫迪是一位实用主义者，道德与和平理想并不是其执政的重心，提升硬实力才是关键。

2014年以来，莫迪领导的印人党受国民志愿团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影响，发展经济、提升国防水平、加强国际伙伴合作。在国内，莫迪政府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在多地逮捕迫害异见人士，在废除370宪法后多次对克什米尔地区实施暴力镇压。在中印边界地区，印度一面保持与中国的对话沟通，一面持续增强军力部署。在印度洋地区，印度逐渐脱离不结盟运动，转向追求灵活的战略自主，与美、日、澳等国深化印太战略，与越南、菲律宾、新加坡、印尼等国加强互联互通和海上安全合作。

（二）在软实力塑造上采取阿育王式的和平主义和道德主义，提升印度的国际影响力。印度早期的外交政策更关注经济实力发展和邻国外交，安理会席位、多边机制参与等被看作象征性领导力，远没有物质实力重要。但莫迪上任以来，印度对全球领导力的野心逐渐上升，其中软实力不可或缺。在此目标下，莫迪领导的印人党通过瑜伽外交、甘地外交、民主价值观外交来塑造理想的国际形象。2021年6月的国际瑜伽日当天，莫迪大力宣传瑜伽增强体质、抗击疫情的重要作用。同年8月，在阿富汗变局期间，印度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多次呼吁国际关注阿富汗的和平进程，鼓励各国为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同年10月2日，也是国际非暴力日和圣雄甘地诞辰之日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我们需要像甘地那样认识到，使我们团结起来的力量远远大于使我们分裂的力量”。[13]

从软实力到硬实力的逆向发展虽然造成了印度物质实力的落后，但是随着其硬实力的提升，其所具有的庞大精神影响力仍使其成为不容小觑的全球领导者候选人。

（作者：隋雪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参考资料：

[1] [美]斯坦利·沃尔波特著：《细数恒河沙：印度通史（上）》，李建欣，张锦冬译，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第59-64页

[2] 曾祥裕，魏楚雄：《〈政事论〉国际政治思想研究》，时事出版社2019年，第74页

[3] 同上，第75页

[4] 同上，第79-80页

[5] 同上，第82页

[6] [美]斯坦利·沃尔波特著：《细数恒河沙：印度通史（上）》，李建欣，张锦冬译，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第66页

[7] 同上，第67页

[8] Teresita C. Schaffer, Howard B. Schaffer: “India at the Global High Tabl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6, p81

[9] 戴永红，张婷：“印度的东南亚研究：议题设置与研究取向”，《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6期，第13页

[10] Zorawar Daulat Singh，Sudhanshu Tripathi：“Debating the Relevance of Non-alignment in Indian Diplomacy”， India Quarterly 2021，77（3），p503

[11] Mohamed Zeeshan：“Flying Blind：India’s Quest For Global Leadership”，Penguin Books 2021, pp.51-52

[12] “PM to Heads of Indian Missions”，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Government of India, February 7, 2015, https://pib.gov.in/newsite/PrintRelease.aspx?relid=115241

[13] “联合国在国际非暴力日呼吁开启一个和平、信任、宽容的新时代”，联合国，2021年10月2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1/10/1092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