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于明暗之间的阿伦特 | 人物 · 阿伦特

1975年12月4日，汉娜·阿伦特因心脏病发作，在曼哈顿家中与世长辞，打字机上还留有她未完成的书稿。这位美籍德裔犹太政治哲学家就这样结束了她69年的人生，随后葬在纽约州巴德学院校园内。

阿伦特1906年10月14日生于德国汉诺威，在柯尼斯堡长大。1924年，17岁的阿伦特进入马堡大学学习，后来转往海德堡大学，师从雅斯贝尔斯，并于1928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正是在马堡，阿伦特遇到了海德格尔，两人迅速发展出一段长期而复杂的地下恋情。

1933年，阿伦特因从事犹太复国主义活动被捕，侥幸逃脱后携母流亡巴黎，并在巴黎结识了她的第二任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他们的婚姻始于1940年，持续终生。1941年，经历过短暂的拘留营生活后，阿伦特全家逃往美国，10年后获得美国国籍。

战后阿伦特拒绝返回德国，而是在美国开启了她教书写作的流亡知识分子生涯。1961年，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记者身份前往耶路撒冷旁听艾希曼审判，就此写成的报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引起轩然大波，将阿伦特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而她也因此失去了多名长年好友。

1970年，布吕歇尔去世，葬于巴德学院。5年后，阿伦特长眠在他身边。

明暗之间：阿伦特思想的两歧性

文 | 唐小兵

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她的思想正如其人生一样，在其生前身后的历史长河里都能够抵御自然时间的侵蚀而熠熠生辉。这些年来阿伦特的持续热潮，自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界的内部现象，而且是一个早已出圈和溢出学术界的文化思想现象。对于试图理解20世纪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借助于西方现代政治思想资源来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经验和当下社会文化现象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阿伦特的思想与写作乃至行动构成了一个具有持久和深刻意义的参照。换言之，阅读阿伦特，其实也就是在反省我们的历史记忆、政治经验与心智生命。这种阅读构成了一种过去与未来之间永恒的对话，也形成了一种作为个体性的自我与广阔的人文世界之间的积极互动。阿伦特，正如一个智性而优雅的燃灯者，照亮了被灰霾所遮蔽的历史世界及在这个世界踽踽独行的思想者。

汉娜•阿伦特 : 爱、思考和行动

王寅丽 /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2021-10

作者在该书（王寅丽：《汉娜•阿伦特：爱、思考和行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的结语部分坦承，“本书的思想之旅从阿伦特青年时期的博士论文开始，试图说明阿伦特对政治空间想象并非仅仅建立在古希腊城邦的原型上，实际上，奥古斯丁的神圣化社群是她另一个更早就浸润其中的原型想象。虽然阿伦特对基督教持批判态度，但她的思想吸收了很多基督教的元素，如创生、开端、宽恕、承诺、叙事生命、根本恶等。同时阿伦特是对传统西方政治哲学进行彻底反思的政治哲学家，她对现实的关切始终联系到深厚的哲学背景……作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阿伦特思考的政治话题广泛多样：极权主义、公共领域、政治行动、参与民主、权力和权威、革命与法律、政治中的责任与判断等，她开启的诸多话题又在不同时期激发人们的思考和探索。”阿伦特是20世纪思想家群体中一个无法被归类的独特存在，她的生命、思考和写作构成了对于一切格式化和标签化的分类的“抵抗”，因此也就构成了一种特立独行的存在，用萨义德关于知识人的经典定义来说，她永远是一个对权力和所谓主流民意说真话并且不合时宜的知识者，而用阿伦特的学生理查德•伯恩斯坦的话来说，“她不属于任何学派或接受任何主流意识形态。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社群主义者。她反对任何对她的简单归类：无论是左派或右派思想家，还是激进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她也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文学评论家或记者。她与她的（以及我们的）时代最严肃的问题搏斗，包括极权主义、恶、战争、暴力、权力、行动和政治的意义。阿伦特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典范：不惧于卷入最紧迫的议题，以新的方式思考它们并动用她所有的智识资源——哲学、政治思想、文学和历史——来照亮它们。她从不害怕在争议问题上表达自己的强硬观点。她最喜欢的短语之一是‘无所凭依地思考’，她也出色地实践了无所凭依的思考。”

极权主义的起源 : 第二版

(美) 汉娜·阿伦特 / 林骧华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14-10

无法被归类就意味着无法被化约，也就意味着阿伦特的思想乃至人生中包含着一种极其丰富的面相，这些面相之间又具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参照著名思想史学者张灏先生论述五四思想的两歧性观念，我认为阿伦特的思想也具有一种内在的两歧性。这种两歧性之间的紧张、冲突乃至搏斗，就构成了阿伦特的思想世界多歧斑斓的精神底色。简言之，阿伦特既关心作为个体的人的心智生命的滋养，同时又强调人际之间的公共世界和公共领域的重要性；她重视思考以及基于思考而形成判断的积极意义，同时又特别呼吁政治践履的价值，并且身体力行地投身到政治生活之中；在阿伦特的思想世界里，希腊的城邦生活所构成的政治世界，形成了她想象具有公民德性的现代个体的根源，甚至不无理想化和乌托邦化了那个古典时代，同时她又能够直面现代世界的个人在昂扬的启蒙情绪中不断陷溺的经验事实；阿伦特的思维世界具有强烈的“过去性”，也即过去成为一种能动地构成她思想资源的存在，同时又处处朝向一种等待被释放和发掘的未来之思。更引人瞩目的是，阿伦特具有一种面对经验性的事实世界展开理论思考的能力，她的一些作品比如《极权主义的起源》、《责任与判断》、《论暴力》是对人类生活中黑暗记忆的具体分析，也就是说，她不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哲学家，更不是一个肤浅的时事评论员，而是介乎两者之间在两个世界之间穿越的思考者。就人之为人的根本性而言，阿伦特的思想与写作具有一种明暗之间的独特气象，这在她青年时代的博士论文《爱与圣奥古斯丁》中已经渐露端倪，人的诞生性与有死性构成一对永恒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赋予人的生命以尊严与自省乃至丰富的痛苦，更催生了一种积极生活的精神力量。生是对死的救赎，而死亡则意味着一个人活过的人生所形成的终极作品的凝固化。阿伦特赋予人的诞生以一种开端启新的意蕴，诞生性是一个希望的证明：提醒人们，“尽管人终有一死，却不是向死而生的，而是向着开端而生的。”

爱与圣奥古斯丁

[美]汉娜·阿伦特 / 王寅丽 / 漓江出版社 / 2019-9

本书提到，阿伦特最不会拒绝的一个称谓是共和主义者，确实如此，阿伦特基于古典希腊世界的政治原型，对于现代公民积极参与构建一个理想型的公共领域，在这个世界进行人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并勇敢地展现并形塑自我的生命等行为有着充分的肯定。在她看来，若人类完全退隐回内心的城堡过一种私人化的生活，或者为了追求一种世俗的幸福（欲望的满足、名利的追求等）而放弃人之为人应该坚守的道德勇气和自由心性，甚至为了顾惜生命的生物学寿命和价值而蜷缩在一个安全舒适的同温层，则丧失了其生命最基本的尊严。这个公共的政治世界是成就人的生命价值的最重要的空间，而对这个世界的压制、剥夺和摧残就在实质上摧折人成就自我的可能性。在阿伦特看来，这个“共同世界是一个我们出生时进入、死亡时离开的地方，它超出我们的生命时间，同时向过去和未来开放；它是在我们来之前就在那儿，在我们短暂停留之后还继续存在下去的地方。它是我们不仅与我们一起生活的人共同拥有，而且也与我们的前人和后代共同拥有的东西。但是这样一个公共世界只有在公开显现的程度上，才能比一代代的匆匆过客存在得更长久。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开性，能历经几百年的时间，把那些人们想从时间的自然侵蚀下挽救出来的东西，包容下来，并使其熠熠生辉。” 在这样一种历史论述之中，个体的生命意义就获得了一种生生不息的绵延感和责任感，也才能抵御生命的虚无感和荒诞意识。阿伦特进而言之，“人类事务的整个事实世界要获得它的真实性和持续存在，首先要依靠他人的在场，他们的看、听和记忆，其次依靠无形之物向有形之物的转型。记忆，正如希腊人所相信的，乃一切艺术之母，没有记忆和使记忆化为现实所需的物化（reification），行动、言说和思想的活生生运动就会在活动过程一结束就消失，丧失它们的真实性，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 正因如此，对记忆的拯救与保存就显得极为重要，尤其是对权力者试图从人类的集体记忆中彻底抹除的黑暗经验的记忆、理解与反省，任何一个真正的知识人都有捍卫记忆的公共责任，要通过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写作，构筑人类记忆的精神谱系，并召唤出现实的行动者来，从这个意义而言，写作也就是一种积极的行动。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审判的引发争议的公共写作，正是将一段本可能迅速被遗忘的往事永久地嵌入到了公共记忆之中。

人文主义是理解阿伦特的另一个关键词。她在《文化的危机：其社会和政治意蕴》中指出：“人文主义是有教养心灵的产物，是一种知道如何照料、保存和赞美世界之物的态度。” 而何为有教养的心灵？按照阿伦特的理解，则是一个“知道如何在古往今来的人、事和思想中，选择他的友伴的人。” 王寅丽认为，阿伦特总是不吝于赞美两种人，一种是赋有行动之激情，在公众生活中追求卓越、不朽的行动者，一种是保存世界诸物诸事的艺术家、诗人、历史学家，他们观察、记录它们。……阿伦特试图挖掘出一个与流行的人文主义概念几乎完全相反的、真正的“人文主义”：不是个人中心或人类中心的主观主义，而是爱和保持世界的“客观主义”；不是前者倡导的不加区分的“同情和爱”，而是一种受人文教化而选择的品质。正因为此，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尽管阿伦特并不否定沉思生活所带来的积极思考的价值，但她同时也倡导一种在积极的行动人生中拆解人类之间的沟壑和巴别塔的态度。按照蔡英文先生的诠释，阿伦特认为“人不可能在心灵活动中寻获他在世界中实践的安身立命处（或者，以阿伦特的语言：寻获‘家园’）。理由在于，人内在心灵的活动往往缠绕于个人自我的独我对话（如在思维活动中，我与我自己的对话），或者相互的对抗（如在意志力的活动中，我意欲和我否定的相互对抗）。它们活动的条件乃是从‘人我之间’的实践世界中撤退，或者彻底否定它。这跟人的政治实践的‘世界性’及其预设的理性言说、沟通和‘公共领域’，是相互背离的。”

尽管阿伦特在诸多作品中倡导行动人生的积极价值，但她并未因此而抽离掉“思”之意义，相反，在她看来，平庸恶之所以产生并演化成20世纪反犹太主义的罪恶，就是因为那些纳粹军官、犹太精英乃至普通的德国人，在一种习以为常的职务行为、工作程序和日常生命中悬置甚至消解了“思考”和“道德判断”的责任，质言之，阿伦特认为政治之恶中为自我脱责的“服从”其实就是变相地“支持”极权的暴政。阿伦特在致友人奥登的一封信件中写道：“思考活动作为人生的一种自然需要和意识中的差异的具体化，它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每一个人永远可运用的能力；同样，不能思考也不是那些缺乏脑力的众人的‘特权’，而是每一个人——科学家、学者，包括其他从事心理研究的专家经常存在的可能性，他们都逃避这种其可能性和重要性被苏格拉底首次发现的与之的对话。……思想风暴的表征不是知识，而是分别善恶、辨识美丑的那种能力。而这在那罕见的危机时刻的确可能阻止灾难，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阿伦特在她关于审判艾希曼的调查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平庸之恶”这一重要的政治现象学概念：“当我说到平庸的恶，仅仅是站在严格的事实层面，我指的是直接反映在法庭上的某个人（指艾希曼）脸上的一种现象。……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这种远离现实的做法，这种不思考所导致的灾难，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事实上，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从耶路撒冷习得的教训。” 平庸之恶的概念尤其是对犹太精英在纳粹反犹中间的积极合作的批评，引起了整个犹太人社会的轩然大波，而对于这种所谓“平庸之恶”的诠释是否意味着从同情理解的视角切入纳粹的政治逻辑进而消解了对其展开批判的道德根基？尤其是关于平庸恶与她之前在《极权主义的起源》所提出的“根本恶”之间的关系如何？这都引起知识界普遍的讨论，说明阿伦特一直是处于纽约甚至整个欧美知识界的风暴中心。阿伦特不仅直面她所批评的纳粹暴行，同时还指向了她所归属的犹太人社群，最黑暗的记忆和最创痛的经验有时候不是来自敌对的阵营，而是来自己方所在的团体和阶层的背叛，这也许才是黑暗的真正内核。作为纳粹的受害者和流亡知识人的阿伦特的思想与人格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她从不避讳这一点，她从最幽暗的人性历史中挖掘生命的尊严得以重建的基本品质与社会条件，她不满足仅仅做一个暴行的控诉者，而是要做一个理性的反思者，这种反思同样指向自身所归属的社群。蔡英文先生在论及这一点时也曾经痛加质问：“从‘根本之恶’的解释到‘罪恶之浮浅性（也即平庸的恶）’，阿伦特所要解决的乃是极权主义所带给她的道德困惑：人类历史如何可能像希特勒这般的极权政府，把‘不可杀人’与‘不可作伪证’的道德戒律颠倒转变成‘杀戮无罪’、‘作伪证合法’？以及一个政权有系统地肃清与屠杀被它归类为‘必须消逝于人间世’的社会范畴——不论是犹太人，或是某一族群种族，而生活于这个体制内的人——包括有教养的社会阶层——却默许这种肆无忌惮的恶行，有的甚至助纣为虐，为什么？”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 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美] 汉娜·阿伦特 / 安尼 / 译林出版社 / 2017-1

如果说纳粹德国的暴政是极权主义之恶，那么在阿伦特看来法国大革命的道德理想主义也同样通向了一种集体性的政治之恶。阿伦特通过对比分析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富有洞见地指出后者始终扣紧自由立国的主旨，强调个人的政治自由和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是民主宪政的基石，而前者本来也是追寻自由的革命，却在政治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因为面对无穷无尽的社会问题和民生苦难，而将追寻幸福和消除贫苦的社会目标替代了自由立国的政治目标。“在《论革命》中，她对社会性的‘解放’（liberation）和政治性的‘自由’（freedom）做了区分，‘解放’意味着摆脱私人领域的生存必需性，‘自由’意味着多元的参与者进入公共领域的行动，前者是‘社会问题’，后者才是真正的‘政治问题’，二者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 阿伦特在考察了多国革命路径和范式之后不无沉痛地指出：“运用政治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每一次尝试都会导致恐怖，而且正是恐怖把革命送上了绝路。然而几乎无可否认的是，当一场革命在大众贫困的条件下爆发时，要避免这种致命的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

论革命

[美国] 汉娜·阿伦特 / 陈周旺 / 译林出版社 / 2019-4

面对革命必然性的历史力量及其导致的精神废墟，历史进程中的个人该何去何从？阿伦特始终强调即便在一个极端的政治情境中，个人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的，正如她在《黑暗时代群像》一书中通过对雅思贝尔斯、本雅明、卡夫卡、罗莎•卢森堡、布莱希特等20世纪欧洲知识人的历史书写所展现的那样，文化比权力更有尊严，学术比政治更有生命，“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人们还是有期望光明的权利，而光明与其说来自于理论与观念，不如说是来自于凡夫俗子所发出的莹莹微光，在他们的起居作息中，这微光虽然摇曳不定，但却照亮周遭，并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流泻于大地之上。” 这正如佛经所言，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爱是一种永不衰竭的精神动力，爱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政治责任，正是基于此，阿伦特高扬个体的价值承担和主体性并试图澄清，一个人只有通过承担自己的自由才能成为一个人。阿伦特在《公民不服从》一文中曾经郑重地指出：“每个人类组织，无论是社会性的还是政治性的，它最终都要依赖于人们作出承诺和信守承诺的能力。公民惟一严格的道德责任是一种对其未来的行动作出并信守可靠的保证这双重意愿，这构成了所有其他的，尤其是政治德性的前政治条件。梭罗有句话常常被人们引用，即‘我有权承担的惟一的义务是，在任何时候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这句话也可以改为：我作为一个公民有权承担的惟一的义务是，作出承诺并信守承诺。” 这或许就是作为世界公民的阿伦特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吧。

（本文为《汉娜•阿伦特：爱、思考和行动》推荐序，有删节，经作者授权发布）

原标题：《游走于明暗之间的阿伦特 | 人物 · 阿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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