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勒比雄鹰逝去：拉美学者如何评价卡斯特罗

当地时间2016年11月25日，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一时间该消息占据了国内外众多媒体的头版头条。不少专家和记者围绕卡斯特罗的革命生平、常年与美国的对抗和美洲唯一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实践历史做了大量的解读和报道。或许，我们需要拉丁美洲内部的视角来看待作为一个英雄、革命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卡斯特罗。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特聘专家兼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巴西坎迪杜门德斯大学（Universidade Candido Mendes）教授Enrique Larreta正好适合来谈谈这个话题，澎湃新闻特约Enrique Larreta教授的课程助教对其进行采访，采访原为英文，根据英文录音稿做了整理和翻译。

Enrique Larreta教授在思勉高研院办公室

澎湃新闻：首先我想了解一下您怎么看待刚刚去世的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怎么评价他所领导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

Enrique：卡斯特罗及其所领导的古巴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放在拉丁美洲这样一个整体的视角里去看待。这首先是一场共和式的、民族主义性质的革命斗争，也是自1910年墨西哥爆发的反对波菲里奥·迪亚士长期独裁统治的共和革命的继续。同样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卡斯特罗所领导的古巴政权与盎格鲁-萨克逊文化的北美，尤其是与美国的冲突与矛盾关系。1961年，卡斯特罗宣布在古巴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随后美国与古巴断交、对古巴进行长期的政治和经济封锁，是这一冲突最持久的体现。而古巴与美国的冲突又在苏联的参与和冷战的背景下被复杂化了。苏联长期对古巴的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加深了古巴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反美特性，但当苏联1991年解体之后，古巴革命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当中。

澎湃新闻：在您眼中，卡斯特罗的革命领导人形象与他在其他地区的形象有什么差别吗？

Enrique：在拉美人民的直观印象中，卡斯特罗的影响和魅力首先在于他是一个敢于对美国在美洲的霸权和统治地位说“不”的人。这一方面的影响既超越了冷战时期的东西方两大阵营之争，也超越了当时在拉美各地盛行的各种激进的左右翼思潮的意识形态冲突。作为一个具有卡里斯玛型特质的政治领袖，卡斯特罗的个人魅力及其所领导的古巴革命之民主和社会公正的一面在拉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卡斯特罗推翻之前在古巴实行独裁的巴蒂斯塔政权，推进古巴的民主化以及平等化的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制度，加强了他作为一个革命者和理想主义者的吸引力。即使这些改革后来都没有得到成功实施，但作为一场失败的实验仍然吸引了众多拉美的左派学者。

但是，苏东剧变后人们知道了古巴长期以来在经济上都是依附于苏联的巨额支助，它经济和社会福利模式上的不可持续性开始凸显于世。苏联解体之后，古巴强调中央控制企业生产等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社会模式走进了死胡同，卡斯特罗本人在几年前接受一位美国记者访谈时承认了这一失败，经济和社会改革模式的失败使得卡斯特罗在政治上逐渐失去了他曾经在拉美的影响力。2011年的古共“六大”虽然开启了古巴经济改革的端倪，但是卡斯特罗特别强调其区别于中国和越南的市场经济模式，而且美国仍未解除经济封锁，都使得古巴的改革蒙上了阴影。

菲德尔·卡斯特罗

澎湃新闻：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曾经大力支持过南美地区的游击战，这会如何影响他在拉美地区的形象？此外，古巴的社会主义政权特性有没有困扰到它与拉美其他国家的交往？

Enrique：影响拉美人理解和评价卡斯特罗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拉丁美洲的“民主化”进程和卡斯特罗、格瓦拉曾经推动的游击战争。卡斯特罗，尤其是格瓦拉曾经致力于在拉美其他国家复制古巴革命的暴力模式和游击战争理论，通过建立小规模军事据点、宣传而逐渐吸引群众支持，到最后建立政权。这套模式随着美国的干预、格瓦拉的去世和卡斯特罗的民族主义倾向而走向了失败。

但是，更重要的是拉美自身政治现实的变化。美国学者亨廷顿曾经把发端于1974年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和席卷了亚洲和拉美的反独裁、推进政治参与的变革过程称为“第三波”民主化。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六个军人执政的国家——秘鲁、玻利维亚、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智利——都发生了把政权交还给选举产生的文官政府的“民主化”过程。这一过程之后，卡斯特罗作为反独裁的民主斗士的形象大幅衰退，他只能更多地作为一个反美国霸权的民族主义者形象存留于拉美人心中。

另外，1962年以后，古巴就被拒绝参与美洲国家组织的政治经济活动，因此，除了在革命和社会改革的理想层面上对拉美的影响以外，它完全缺失了与拉美其他地方进行交往的机会。卡斯特罗对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的大力支持（卡斯特罗曾经说查韦斯是他革命事业的继承者），随着查韦斯的去世和委内瑞拉经济在国际油价波动下的崩溃，更加走下了神坛。

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

澎湃新闻：此外，卡斯特罗的天主教背景和他与历任教皇的复杂关系您能否谈一下？

Enrique：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复杂，我只能简单地说。卡斯特罗本人接受了大量的天主教教育，他毕业的哈瓦那大学前身就是一所完全意义上的教会学校。除此之外，卡斯特罗最初领导的古巴革命也得到了天主教会的支持，他本人在革命前被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关押在监狱时就是教会出面营救的。但是当卡斯特罗后来宣称要在古巴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他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后，时任教皇的约翰二十三世把他驱逐出了教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卡斯特罗开始了一系列与教皇和解的措施。1991年10月卡斯特罗在古共四大上修改了党章，允许教徒加入共产党，同时他开始把古巴定义为一个“世俗”的国家。1996年，卡斯特罗应邀访问梵蒂冈并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会晤；1998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第一次访问古巴。目前的罗马教皇在推进古巴的经济改革、放松经济管制，并推进古巴与其他国家关系，尤其是与美国的和解起了重要作用。比如，教皇的访问促进了一些拉美国家与古巴的建交，如危地马拉；同时教皇还催促劳尔·卡斯特罗加快古巴的经济改革，施压美国政府尽快解除对古巴的经济封锁。

澎湃新闻：最后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待卡斯特罗的去世对接下来古巴政权或者拉美地区局势的影响？

Enrique：在拉美，尤其是大学里，众多学者、专家都在讨论的可能是“中国模式”，但却不会说“古巴模式”。卡斯特罗的去世很有可能会给古巴政治-经济发展和拉美的地区政治走向带来新的危险或机遇。卡斯特罗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才华、领袖魅力和民族主义独立象征的拉美革命领导人，他的位置和影响在古巴很难找到替代者，虽然卡斯特罗早已在2006年就安排了其弟弟劳尔·卡斯特罗接班。

除了卡斯特罗留下的权力和政治文化真空外，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在佛罗里达的古巴群体。当在佛罗里达的古巴人得知卡斯特罗去世后，他们选择了用香槟和盛宴来狂欢和庆祝，而恰恰是这批人有足够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去影响古巴未来可能的改革，去影响美国的古巴政策。以我的个人经验来看，在古巴，具有技术或知识文化资本的精英往往无法找到适合他们的工作，这批人中的很多人都不得不通过亲戚等各种渠道移民国外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比如瑞典等欧洲国家。我在瑞典的不少古巴朋友都是因此出国谋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