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相倚靠也相难：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友谊

【编者按】

陈寅恪、傅斯年都是学问大家，两人之间的友谊“伟大而曲折”。11月20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刊文《从亲密到生分：陈寅恪与傅斯年（上）》详述陈、傅二人的交往，本文为下篇，刊于11月27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帮助与分裂

在陈寅恪拒绝傅斯年随史语所南迁的一年以后，卢沟桥事变发生。1937年10月，梅贻琦校长电命清华诸教授均赴长沙。早知今日，还不如随史语所南迁。陈寅恪如今的状况是，一方面，父亲散园老人绝食废药而死，父亲如此，儿子势不能居留北平于刺刀下苟活；另一方面，小女儿美延5月23日出生，南迁令发布时不足五个月，仍然是“软体动物”，不便播迁。陈寅恪料理丧事之后，毅然随清华南迁。

清华无可托之人，这一点在将来的日子里会看得很清楚。陈寅恪《书信集》里向傅斯年求助的信，大多写于此一阶段。

11月13日，陈寅恪夫妇带三个孩子携两位佣人，夹杂在难民中间，奔赴长沙。11月20日夜间抵达长沙临时大学。因清华又迁云南，陈氏一家转道香港入滇。1938年春节前夕（按：《编年事辑》作春节，《年谱长编》作元旦，今取前者）抵达香港。4月22日陈先生独自赴蒙自，陈师母心脏病发，不能再走，家人留港，待了四年（按：至1942年赴桂林团聚）。西南联大又迁昆明，陈先生8月13日赴昆明任教。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陈先生为汉学教授，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6月1日陈寅恪致梅贻琦函分析“汉学教授”四字云：“牛津近日注意中国之宗教及哲学，而弟近年兴趣却移向历史与文学方面。离家万里而作不甚感兴趣之工作……”（《年谱长编》193页）夫子自道比学者所归纳之“史学三变”更为直截明白。但这次牛津之聘，如久旱之甘霖，同1929年陈先生却哈佛之聘不能相提并论；那次却哈佛之聘的胡适之现在不也在美国当大使吗？夏，陈寅恪离开西南联大赴香港，拟全家赴英。傅斯年对陈先生赴英的态度没有文献的记载，是不是如他后来所说“对陈之去留与决定，不支持也不反对”（详下），不得而知。陈先生运气不好，抵港后适值二战爆发，英国亦非平安之地，牛津也可能关门。9月，陈先生返回昆明。

1939年9月，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昆明开办，地点设在青云街靛花巷内（按：之前为“中研院”史语所租用，今转给文科研究所），所长为胡适，时出使美国，由傅斯年代理所长，北大历史系郑天挺教授任副所长，陈寅恪为史学部导师。据邓广铭回忆，陈先生把这里称作“青园学社”，与傅斯年再度合作共事。就是住在这儿的时候，买到一颗红豆，引发了后来笺证钱诗、撰写《柳传》。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傅斯年失去支持。3月23日“中研院”第五届评议会选举新院长，选出候选人三名：翁文灏、朱家骅、胡适。最后胡适落选，朱家骅当选。傅斯年最怕翁文灏当选，而朱氏亦是老交情。评议会除学术人物外，亦多高官，为陈所不喜，此次赴渝自言“为投胡适一票”。7月，再度离开西南联大，准备赴牛津之聘。结果形势恶化，再度滞留。8月15日香港大学拟聘陈寅恪为客座教授。中英文化协会杭立武先生替陈先生致信清华，希望在此情形下，允许陈暂客座港大俟机赴牛津，而这段期间清华能“照支原薪，可共促其成”。梅贻琦8月24日复电云：“贵会借聘陈先生一节，本校可予同意，即作为陈先生请假一年。但关于薪金一节，敝校因经济不裕，且格于定章，碍难照支。”（《年谱长编》202页）陈居港生活窘迫。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1942年年初有《壬午元旦对盆花感赋》诗：“寂寞盆花也自开，移根犹忆手亲栽。云昏雾湿春仍好，金蹶元兴梦未回。乞米至今馀断帖，埋名从古是奇才。劫灰满眼是愁绝，坐守寒灰更可哀。”“乞米”是这时段的主旋律。陈寅恪《书信集》致傅斯年第三十一函至四十八函皆往来讨论“钱”事。傅先生可谓极富耐心，助陈最多。艰难时刻往往由史语所出面相助。

5月5日终于经由广州湾离港，6月末抵桂林，应广西大学之聘。因陈夫人原籍广西，桂林各方面又较宜居，故留桂，引起傅斯年强烈不满。8月14日傅斯年致陈寅恪函云：“兄之留桂，早在弟意中，弟等及一组同人渴愿兄之来此，然弟知兄之情况，故此等事只有凭兄自定之耳。其实当年兄之在港大教书，及今兹之举，弟皆觉非最妥之办法。然知兄所以如此办之故，朋友不便多做主张，故虽于事前偶言其不便，亦每事于兄既定办法之后，有所见命，当效力耳。……兄今之留桂，自有不得已处，恐嫂夫人在彼比较方便，但从远想去（按：四字加着重号），恐仍以寒假或明年春（至迟）来川为宜。此战事必尚有若干年，此间成为战地，紧张之机会故远在桂之下，至少此为吾辈爱国者之地也。兄昔之住港，及今之停桂，皆是一‘拖’字，然而一误不容再误也。目下由桂牵眷到川，其用费即等于去年由港经广湾到川，或尚不止，再过些时，更贵矣。”（《遗札》988页）责陈贪图舒服，太听夫人话。

同时，傅斯年复函广西大学校长张颐，劝其莫留陈在桂云：“寅恪先生事，弟之地位非可使弟‘奉让’者，然历年来此等事，皆由寅恪自己决定。因寅恪身体、精神，不算健康，故彼之行止，朋友未可多主张。寅恪历年住港，本非其自愿，乃以其夫人不便入内地，而寅恪伦常甚笃，故去年几遭危险。今寅恪又安家在桂林矣。既接受广西大学之聘，恐迁眷入川非明年不可也。寅恪来书，节略抄奉一阅。弟于寅恪之留广西，心中亦不赞成，然寅恪既决定如此，故前次致弟信，弟即转托杭立武兄矣。至于明年寅恪入川（亦要看他夫人身体如何），弟等固极愿其在李庄，然如贵校确有何等物质上之方便，于寅恪之身体有益者，亦当由寅恪兄自决之，只是两处天气、物质，恐无甚分别，而入川之途，乐山更远耳。且为贵校办研究所计，寅恪先生并非最适当者，因寅恪绝不肯麻烦，除教几点钟书以外，未可请其指导研究生（彼向不接受此事），而创办一研究部，寅恪绝不肯‘主持’也。弟所见如此，此信及惠书均抄寄寅恪矣。”（《遗札》991页）由此函可知：一，陈氏不来李庄因其夫人，夫人不来因天气、物质等因素也；二，“节略抄奉”以示他人，不知妥还是不妥；三、桂林与李庄两地，天气、物质是否“无甚分别”，我未至其地，不敢置评，耳食所得，李庄甚苦；四，傅氏做人做事，无人敢不信其真，然若以小人之心度之，信末“此信及惠书均抄寄寅恪矣”云云，如何“节略”既未可知，是否“抄寄”亦难对证；五，至于“不指导研究生”云云，已近于毁人令誉，其所言是否属实，下详。

8月31日，傅斯年致叶企孙函云：“寅恪就广西大学之聘，弟不特未加阻止，且他来信派弟写信给杭立武兄，弟即办了。弟一向之态度，是一切由寅恪之自决，（实则他人亦绝不能影响他，尤其不能影响他的太太。）彼决后，再尽力效劳耳。其实彼在任何处一样，即是自己念书，而不肯指导人，（本所几个老年助理，他还肯说说，因此辈常受他派查书，亦交换方便也。一笑。）但求为国家存此一读书种子耳。”又说：“目下恐须依旧发彼一聘书，其格式如下……”（《遗札》996页）“依旧”二字加着重号，与前“目下恐须”四字连读，其意似谓发其聘书，彼亦不来，然虽白发，面子上亦须做也。陈虽不来，又事事依靠傅某，若依傅先生实意，此聘书必不发矣。对陈之不满已明显表露。

关于陈的“不肯指导人”，所涉却大，不能置之不理。如前所言，傅先生直言直语，不由人不信。但与其他人记述有所不同，陈在清华、在云南，皆有大量弟子门人、同事友生之记述，皆未言陈高傲不指导人，但傅氏何等人，其言不容轻轻放过，因其少数而不理，必须加以分析。

首先，陈先生上课认真不认真？周一良记1935年秋与余逊、劳榦到清华第一次旁听陈先生上课，“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异彩，深深为之所吸引”，“我们都喜欢听京戏，第一堂课下来之后，三人不约而同地欢喜赞叹，认为就如看了一场著名武生杨小楼的拿手好戏，感到异常‘过瘾’”（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昆明西南联大时期，王永兴回忆陈先生上课：“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书呢？寅恪先生讲课时要引证很多史料，他把每条史料一字不略地写在黑板上，总是写满了整个黑板，然后坐下来，按照史料分析讲解。……当时，寅恪先生多病体弱，眼疾已相当严重，写完黑板时常常汗水满面，疲劳地坐下来闭目讲解。他的高度责任感，他的严谨求实精神，他为了教育学生不惜付出宝贵生命力的高尚行为，深深感动并教育了我们。”（《怀念陈寅恪先生》）犹如画出了当时之景象，仅就“写满一黑板再讲”而言，怎么说都不是敷衍应付之态度，其所描述，陈先生也不是高傲不理人只顾自己读书的类型，而是“高度负责”，上课认真。联系1930年陈寅恪欲逐步退出史语所时致傅函中所云，“一年以来，为清华预备功课几全费去时间精力……因上课不充分准备必当堂出丑”（陈寅恪《书信集》39页），和1936年屡辞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之理由为要认真备课（陈寅恪《书信集》48页），其言并非客套虚语。

其次，上面所言是上课，傅先生所言是个人指导，略有不同，一为公开，一为私下。一般来说高水平之人不愿与低水平多纠缠，此事常有，亦在理中，不可强求。先要分清致张颐信中所谓“研究生”与致叶企孙信中所谓“研究助理”，是分在陈先生名下，还是没有分在名下。若是前者，当然是傅先生所责高傲自私不负责；若是后者，无所抱怨。

就前者而言，不轻易接受研究生或助理归于自己名下，也是慎重之意，老师对学生有要求，有选择，这应当是老师的权利；一旦归于名下，倾心相授，助其成才，相信这一点陈先生必能做到而无疑义。就后者而言，陈寅恪对很多并非归于自己名下，没有“师生责任”但才华出众的后起之秀，也都奖掖推荐，不遗余力。试看《书信集》，荐人最多。靛花巷三号时期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哲学部王明（按：当时哲学部有王明、任继愈两位研究生，王氏后任职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回忆：“陈先生通多国文字，对佛、道两教都有深湛研究。每遇什么学术问题，朝夕求教，他无不认真解答，仿佛有古代书院教学的亲切感。”（《年谱长编》197页）陈寅恪后来离开昆明到了香港，作文还自署“青园翁寅恪题”（如商务《国学基本丛书》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跋语），这个“青园”不指清华，而指靛花巷，可见对陈先生言，这也是一段好的回忆。

第三，傅斯年提到的这种情况是否存在呢？不能轻易否定。人是复杂的，陈先生负绝学，能识别英才而奖掖之，也容易看到别人的长处并非很苛刻，但这不代表他就是老好人，随和得不得了。同样是靛花巷时期的周法高（按：属于语言学部）回忆：“寅恪先生为史学组导师，先后指导汪篯、王永兴。第一期研究生十人，分住三楼二大间，先生亦住三楼，出入皆不交谈。余返南后，得悉余姑丈王伯沆翁为先生之业师。”（《年谱长编》197页）周法高即与陈寅恪先生缘浅，对面亦不交谈，这虽不能说明指导与否事，但可知亦有不理人时。西南联大翁同文之回忆，涉及研究生论文指导（按：时在1938年）：“由于徐高阮、季平与我三人都是即将毕业，照规章仍该写论文一篇。当时教国史，也可指导论文的张荫麟先生应召去重庆，就都与寅恪师议定一个范围有限的题目，开始进行。寅恪师预先警告，文字务必精简，若太冗长，必有浮滥，他就不愿评阅。”（《年谱长编》191页）这是唯一涉及“不愿评阅”的字眼，但也合情合理。

总之，自陈归国之初到建国之初，皆“与人为善”，沈氏兄弟好几年不作一文，沈兼士偶作一“鬼”字，便得寅恪大奖，认为一个字就是一部文化史；称杨树达为“汉圣”，杨一生感戴。对后辈更提携赏赞，毫不吝惜，正如周一良所言“对于后辈，只要有一得之愚，他总不吝嘉奖”，仅就《年谱长编》所列，已指不胜屈，奖陈述（168页），奖张荫麟（161页），奖罗尔纲（184页）。当然你如果不是周一良、陈述、罗香林，而要求他谆谆教诲，一点也不能不耐烦，那类似找事儿。建国以后便很少赞人，偶赞唐长孺，唐先生一生感戴，自许“教外别传”。唯一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是冯友兰先生著述审查，讲了一些一看就有问题的话，后来自我纠正，不再这样讲。陈捐馆数年，冯作文纪念，称陈先生“性格孤僻”，与卞僧慧所记，恰成对照（卞氏《老师之老师，公子的公子》云：“同学常看到陈、冯两先生在校园中相遇。陈先生抱着一大包书，冯先生拿的东西不多。相见之后，往往驻足很久。遥见两先生略作寒暄，即见陈先生讲说甚多，冯先生频频点头示意，亦有时插话，陈先生再讲。最后，两先生相向鞠躬九十度，各奔前程。”按，罗尔纲即记陈氏“胸怀旷达”，罗氏虽非久知陈者，但就学界交往言，并非如何孤僻，反倒可以说如鱼得水）。

我相信，以傅先生之资历、人品，其言必有所据，虽与其他大量记载不符，但傅先生所言当有其事。不过究其实，似非陈寅恪先生自私高傲不指导人，而由于其他事由，也有不指导人的时候。傅先生如此说，当非无中生有，而是夸大其词。

果如傅斯年所料，陈寅恪一家只在桂林待了一年，从1942年8月到1943年8月，然后离桂赴成都，据《竺可桢日记》，12月18日到达，任教成都燕京大学（按：私立）。与当时任教华西大学的顾颉刚有了交集。

半年之后，到了1944年7月，明知傅斯年最恨别人从史语所拉人，不知怎的，陈寅恪忽然写了封信去问董作宾能否赴华西大学教书，14日，傅斯年冷冷地回信：“寅恪兄：手书奉悉。转交彦堂兄一看，彼并无就华西之意，此事可即作罢论矣。彦堂正手写文稿付印，岂肯中辍？至于援方桂办法一说，方桂之办法不适用于其他人或其他学校，便乞华西或其他学校无以此为言。一切乞告前途为荷。专此敬颂道安。”（《遗札》1139页）陈寅恪得信不知作何感想。

疏远与分别

蒋秉南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有两个特点：第一，大量讨论书本中事，故学术气氛浓厚；第二，情感充沛真挚，字字史评，催人泪下。其不足之处，事迹不备。故托师弟卞僧慧撰《年谱长编》补其不足。

陈寅恪入滇岁月，其同人、友生所记颇多，尤其昆明靛花巷一段，然入蜀岁月却几乎无所记载。不仅《编年事辑》无所书，即《年谱长编》亦几乎空白。今藉顾颉刚先生日记（共七处），零星补缀，虽或无关大体，然于其1944年蜀中生活（成都燕京大学时期）有较直观之记录，吉光片羽，堪可珍惜：

1944年11月17日星期五云：

与静秋同到四五六吃点。予至华西壩齐鲁村访厚宣，并晤其夫人。出，遇沈镜如。与之同到陈寅恪先生家，并晤沈祖芬。

11月19日星期日云：

午，与静秋赴蔡乐生家宴，到骆园。同席为陈寅恪夫妇，宾四，陈耀真医师，黄觉民，主为乐生夫妇及其子女三人。出，到宾四处，并晤黄淑兰女士。

11月20日星期一云：

夜，忠恕来，同到子杰家吃饭，同席为于主教，朱孟实，向传义，张大千，钱宾四，黄季陆，陈寅恪，罗忠恕，主为郭子杰。

11月22日星期三云：

与静秋同到商务书馆，应黄觉民之宴，同座为蔡乐生夫妇，汤逸人夫妇，寅恪，宾四，孟实，黄淑芬女士，翁培雍。

11月23日星期四云：

张克宽夫妇来。肖甫，大沂来。郑德坤夫妇来。王锺翰来。马松龄来。有警报，买包子当饭。与静秋到陈寅恪家。又到小天竺吃抄手。

11月30日星期四云：

与静秋到四五六赴宴，主为斠玄，大沂，厚宣，镜如，定宇，永庆；客为予夫妇及寅恪，方桂，吴雨僧。出，同大沂到新世界吃茶。

12月25日星期一云：

校静秋所钞《李石岑演讲集》序。与静秋同出，到后壩访高长寿，找不到。遇怒潮，至其家。出，雇车到存仁医院，视寅恪病。遇锺翰，希纯。

所记凡七处，几日日赴宴，与蒋秉南《编年事辑》所抒无限之愁苦艰难不甚合。

所引最后一则日记云“视寅恪病”，寅恪何处不适，病况如何，皆不可知。其实这次住院即是眼疾。左眼，卒失明。陈寅恪先生《书信集》致傅斯年第六十三函云12月18日动手术，顾氏夫妇探视正在一周之后（即25日星期一），手术不成功，视网膜皱于一处，后赴英治疗，谓视网膜完全脱落，无术治之。从此，“读书种子”陷入黑暗世界，无书可读了（其右眼于1937年散原去世时痛哭，视网膜脱离渐趋失明，七年之后，左眼亦归同一命运，惜哉。曾闻穆俦先生言，尝有友引荐一位高人，谓前知百年，后知百载，可无偿提一问题，穆俦老无所问者。临别，忽问“我的眼睛今生不知可免失明否”，通灵者踌躇数秒，慰曰“不致失明”。穆俦欣然归。其实无疑而问，深恐失目无乐趣耳。今述及寅恪先生事，涉笔及之）。

席中数人，略可追踪。1944年11月23日陈寅恪致傅斯年函云：“弟前十日目忽甚昏花，深恐神经网膜脱离。”（陈寅恪《书信集》99页）则11月13日即发病。而《顾日记》11月19日所记宴中有陈耀真医师，当在咨询眼疾事。而最终决定手术。又，1945年1月18日致傅斯年函空白处陈夫人附语云：“陈医生人很好，极直爽。”（陈寅恪《书信集》102页）此所谓“陈医生”当是一人，则为陈寅恪于成都存仁医院开刀之医生，或为陈耀真先生。

顾日记所记11月20日宴，“同到子杰家饭”。子杰即郭有守（1901-1977），字子杰，四川资中人，北京大学法科毕业，赴法国留学。为张大千表弟，故席中有大千。1944年1月21日陈先生撰《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所感》（《年谱长编》218页），知中人亦子杰。《傅斯年遗札》有三札致子杰，总第七百七十八函抬头云“成都省政府教育厅，郭厅长子杰兄”云云，知郭为成都教育厅厅长。此函所讨论者，即傅斯年与郭子杰商量史语所初到李庄，欲借住张家大院事。

据以上所述，知南下以后颠沛流离，陈寅恪不能听傅斯年之安排，又不能自了其局，往往须傅帮助，滋生不满，产生裂痕。

目盲之后，陈寅恪不仅陷入深深的恐惧中，经济困难更成为现实。1945年1月26日，陈寅恪致傅斯年略云：“寅恪自前年（三十二年）暑假离开广西大学，来燕大授课，除领教育部所发正薪外（每月薪水陆佰元，研究费肆佰元），至如其他教授应得之种种生活津贴、食米及薪水加倍等（如其他部聘教授每月之所应得者），分文未领过。换言之，以往一年半以来，已替国家（即教育部行政院）省下将近贰拾万矣，此点望能使当局明瞭及注意。”（陈寅恪《书信集》105页）我对民国时期大学转聘及由此产生之薪金问题全不在行，稳妥做法为仅提供材料而不判其是非，然此处所谓“部聘教授每月所应得者”，因其应聘私立大学而不得享受，若无明文规定，在陈先生个人遇此奇难而又物价高涨之时段，不当弃宽而从严。

但这种判断会因人而异。从陈寅恪《书信集》判断，李庄到香港通信只需七天，而将近一个月以后，傅斯年才给朱家骅写信，有所延宕，其原因大概是傅氏于此问题从严，认为既应聘私立大学，便不宜再向学部提要求。但傅斯年还是写了这封信，1945年2月22日致朱家骅云：“陈寅恪兄病中蒙兄一再汇款接济，友朋均感。彼自去年年底来三信，言及其部聘教授之待遇事。彼自前年离广西大学后，三学期中（在燕大时）仅领到部中之月薪（月六百）、研究费（月四百，此部聘教授特有者），其他如米贴、生活补助费解未领到，即以燕大兼课之待遇为生。彼今既生重病，且常依燕大不是办法……”（《遗札》1195页）

傅氏以自己节俭知名，不乱用公费，号称“为公家吝”（《遗札》596页）。他对陈寅恪不与史语所相始终，而移驾成都燕京大学，本来不满，这次乞米讨薪，必不以为然。但情况确实特殊，延宕之后，伸出援手。信中又点明这是陈立夫任部长时事，陈立夫与朱家骅不合，陈氏事情没办好，望朱勿践其失。但看得出来，傅斯年这种帮忙，如同1942年继续发放史语所聘书一样，已颇不耐烦了。

接着抗战胜利。1945年底，傅斯年忙着西南联大和史语所回迁的事，人虽在昆明，心已飞回北平。冬天来了，傅斯年缺件皮袍子，夫人俞大綵把料子寄给他，孰料傅先生还是太胖，料子不够用。11月30日，傅斯年致俞大綵云：“有一件怪事，前因料子未到，在你老太太处问，九姊立刻说，你老太爷给大维的一个狐皮袍，大维不能穿，要送我，我立辞，他拿出来，强我试之，简直尺寸正合适，必欲送我！我大吃惊，只好暂时拿回，后来还他。他对昭抡说，我为寅恪办了些事，故他如此。我以为必有下文，已而果然。寅恪家眷走的问题，要交给我。”（《遗札》1249页）九姊，即陈寅恪妹陈新午，嫁给俞大维作继妻。大维妹大綵嫁给傅。该叫嫂子的，家里人叫九姊。俞明震留给俞大维的一个皮袍子，大维不能穿，九姊强给了傅。这虽是亲戚间礼尚往来的家事，但这中间流露出傅斯年对帮陈寅恪忙的不耐烦。

按理说，俞大维和陈关系更近，俞已是高官，但陈事事靠傅。这样说起来，虽有牢骚，但傅不负陈。陈使唤不动亲妹夫，只能用表妹夫。傅斯年1946年1月20日致妻子俞大綵云：“大维返此，大快活，无人管他，每日有女人在座，便兴高采烈，不管何种女人，大有毛子水之风！毛亦在此，昨晚同在一处，惜你不在也。”（《遗札》1258页）傅斯年在给妻子的信中大嘲妻兄，而能不触其怒，倒也有趣。以前看过一本传记，说陈寅恪和俞大维在留学生当中，是贾府门前的那两只石狮子。不知是谁胡说！

1945年陈寅恪独自赴英就医，无功而返，归来已是1946年，回到南京，家属已先至南京。《编年事辑》引小彭笔记云：“四六年父亲从英国回国时，妈妈和我们姐妹三人分两批从四川坐飞机先到南京。父亲回国到南京后，我和流求留在南京读书，美延随家回北京。”忽略了后面出力的胖子。

1946年冬10月，陈自南京转沪，由海道返清华，回到阔别已久的家园。至此之后，傅先生更忙，陈先生转闲。在陈傅二位的书信集里已经很少找到二人书信往来之痕迹。1948年败走台湾，尚有一次联系，陈终究未从傅走。从此两地悬隔，直到傅先生1950年底辞世。

结语

“但开风气，不能为师”，此语为傅先生设。他是学术领域最杰出的行政管理者。当时便无人能比肩，今日更无人出其右。以懂学术，而作领导；以能任事，而作先锋。高喊“事情是傻子干出来的”，奋勇向前，而自己又一点不傻。五百年出这一位。陈得遇傅，是其幸事。虽不能始终，然已足矣。

史语所之前的清华国学院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阵地，然吴宓由于个人原因，未能成为后来的傅斯年，清华国学院亦水流云散，成为过往。此二机构于陈先生言，一前一后，同样重要。吴宓若能长袖善舞，得到上面支持，与清华国学院绑在一起，跑完全程，则将成为陈寅恪可以倚靠的大树。这任务吴宓没有完成，要傅斯年和史语所来承担。但由于性格原因，陈寅恪不能完全扑入后者之怀抱，与他相始终。无权无队伍的吴宓保持了对陈寅恪之敬，而本来敬陈的傅孟真先生转而变为令陈畏。世事难料，但陈、傅这段友谊，催生了巨大的“学术生产力”，并不辜负那段因缘。傅斯年代表国家机构，为保存读书种子不断绝，做出了他的努力。其间种种起伏挫折，亦人世间常有，无足抱憾。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这就是人。

陈寅恪与傅斯年，也相倚靠也相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