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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培训机构多以咨询公司性质招生,专家建言调整管理方式
在上海乃至全国,各类职业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其中鱼龙混杂,培训机构卷款跑路事件频发。数据显示,自2008年至今,上海市共发生各类违规办学、非法办学案件200余起,涉及各类型、各学段的民办学校和教育机构。然而,作为消费者的学生及家长,对良莠不齐的培训机构难以甄别。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近日就沪上的IT培训机构进行了走访调查,多名培训机构的业内人士坦言,行业内多数机构都没有获得教育培训的资质,而是以咨询公司的性质进行办学,一旦机构出现资金危机,老板跑路的风险较大。
对此,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晓文认为,当社会对技能人才需求变大,职业培训机构大量诞生。而已有的准入机制、核查机制和监督机制都没有跟上的时候,培训机构鱼龙混杂的现象必然出现,因此对社会培训机构管理方式的调整是非常必然和必要的。
培训机构多以“咨询公司”名义招生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上,一家开在写字楼内的IT培训机构号称是“国内零基础培训就业中心第一品牌”,在IT培训业算是一块“金字招牌”。
澎湃新闻记者以学生身份咨询了该机构的“WEB前端工程师就业班”,工作人员称,机构跟华讯、南天等三四十家中大型企业合作,在培训后,他们还会辅导学生面试,“我们推荐给合作的公司,就业率能达到95%。”
然而,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记者多方采访了曾在该培训机构工作和学习过的师生,发现了诸多问题。首先,该机构的官网显示为“英胜国际教育集团”,但咨询中心电话录音则显示该公司是“上海旗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澎湃新闻记者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查询发现,该企业注册登记经营范围为“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商务咨询,企业营销策划,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计算机软硬件(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电子产品、百货的销售(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其中并不包括教育培训的项目。据机构内部人士透露,每当有学生或家长就办学资质提出质疑,机构通常以外地其他公司的资质来搪塞,说自己是位于上海的分公司。
其次,当学生提出要开学费发票时,机构通常以打折为诱劝阻,如果学生坚持要,机构则会出具其他公司名头的发票。
另外,部分在此学习过的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济光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跟记者反映,这家机构在去校园宣传时都保证帮学生解决就业。然而,当学员交了上万元学费结束课程学习后,工作还是没着落。
业内人士:一旦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风险大
事实上,这家培训机构只是整个IT培训机构乱象中的一例。 一名长期从事计算机语言教学、在多个培训机构工作的老师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是计算机大专学历,在培训机构教JAVA等计算机编程语言。他曾工作过的IT培训机构全部都是以咨询公司的名义招生的,“大家都是咨询公司,全都在做IT培训,这个圈子很大,不会互相举报对方没资质。(机构)开着,我们老师就有工资收入,但也会碰到‘卷款跑路’的现象,不仅学生学费泡汤,我们工资也没着落。”这名老师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后,起先是家长去闹,但久而久之也就不了了之。几千元的学费,家长学生也耗不起这时间,业内就曾有个安徽老板在上海办IT培训机构后携款跑路,过了两年卷土重来,又开了个培训机构。
随后,一名从业多年的IT培训机构负责人向记者道出了行业情况,培训机构要办出相应的资质很难,“对场地、教师资格等都是有要求的,即使这些要求符合,也很难办出。更多的情况是,培训机构以‘咨询公司’的名义开出来,这样既快又简便。学生拿到的发票通常都是咨询公司的,而IT培训机构的老师有相应的教学水平,但他们没教师资格证。”
澎湃新闻记者就此查阅了上海市教委印发的《上海市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规定“教育行政部门要对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文化教育类)是否符合所申请经营性培训项目的基本条件和准入要求进行审核,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职业技能类)是否符合所申请经营性培训项目的基本条件和准入要求进行审核,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符合规定要求的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办理工商企业注册登记,公安等其他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履行相应管理职能。”
上述培训机构负责人指出,大部分培训机构没有获得上海市教委批准的教育培训资质,却依然大量存在并开展经营,正是因为以咨询公司的名义办培训很方便。但试想,如果企业的资金链断了,继续开课的运营成本仍将不断增加,资金缺口只能越来越大。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老板通常就是“走为上计”。
社科院研究员:学校教育跟不上社会需求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晓文认为,职业培训的市场很大,行业乱象也早已有之,主要原因是,培训内容、培训监管等都没有相关标准。
“这些年,就业内容发生很大的变化,新兴产业兴起,计算机、物流等领域的技能需求很大,但学校的职业教育缺少跟社会就业相匹配的内容,也就是说,教育体系没有跟上社会上对相关技能的需求,甚至连老师都拘泥于课本,不具备实际操作能力,教育配置已跟不上计算机等领域对人才的技能要求。”陆晓文说,正是这样的不匹配,催生了众多鱼龙混杂的社会培训机构。
对社会培训机构“办证”的实际困难,陆晓文指出,培训机构获得审批资质的门槛,确实有其局限性。有资质的技术类培训机构要办出相关的证照,必须具备相应的资格,如教师职称、资格等证明以及其在培训机构中所占的比例等,但这也不符合现实。因为有职称、有从业资格的老师未必能教社会所缺的技能型人才,而能胜任培训的老师却未必拥有职称和从业资格。在制度没有跟上之前,技术类培训机构开办的门槛显得不符合实际情况。
为此,陆晓文指出,当社会对技能人才需求变大,培训机构大量诞生,办证门槛同时相对过高,而已有的准入机制、核查机制和监督机制都没有跟上的时候,社会培训机构鱼龙混杂的混乱现象必然出现,因此对社会培训机构管理方式的调整是非常必然和必要的。
政协委员建议设立教育行政执法部门
2016年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政协常委、民建市委副主委,浦东新区副区长谢毓敏对建立教育行政执法机构,维护良好教育环境提出了建议,目前,上海市有各类民办学校和培训机构2199所,其中,高校20所、中小幼学校955所、培训机构1224所。自2008年以来,上海市共发生各类违规办学、非法办学案件200余起,涉及各类型各学段的民办学校和教育机构。因教育机构的受众人群少至数十人,多则上千人,一旦发生问题,很多都是群体性事件、社会反响巨大;被查处的教育机构出现过安全问题、办学者盗取办学资金出逃、无资质非法办学等,均引起了群体性上访上诉等影响社会稳定的情况,损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危害。因此教育行政执法工作极为重要。
谢毓敏指出,2015年,上海市教委专门印发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教育行政处罚的裁量基准(试行)》,以完善教育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健全教育行政执法规范程序,增强行政处罚的可操作性。目前教育行政执法工作面临很大的困难和压力,主要因为大部分区县教育局均没有专门的教育法治部门、教育执法机构和人员队伍。
同时,综合执法力度薄弱,教育行政执法工作大量涉及对非法办学点的查处取缔、民办学历教育机构和非学历教育机构的审核督查等,这些机构的违法办学涉及到安全问题、从业教师资质、违规收费、教学质量差等多种情况,但因执法职责分散在各相关职能部门,因此综合执法力度不强、效率不高,必须通过建立专门的教育行政执法部门来统筹协调相关部门的综合执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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