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臧知非：从战国到秦汉，士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哪些转变？

11月24日晚，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臧知非教授做客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开放与交叉”主题系列讲座，在逸夫国际会议中心作了题为“战国秦汉士人价值观的演变——从‘仕而行其学’到‘仕而求其禄’”的学术报告。本次讲座由东汉史学术研讨会召集人赵国华教授主持。

主讲人臧知非教授（右）和主持人赵国华教授（左）

战国士人的思想共性：追求圣王之治

战国时期的士人们体现的是孔子所提出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传统精神，这可以作为当时士政关系的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但孔子用实践向世人证明其“学而优则仕”之“仕”并非为了做官，而是另有追求。孔子离开母国之前已经官至高位，他周游列国十四年，游说未果后归国整理典籍，这期间不乏政治邀请。他具有谋取高官的能力和知识，但其毅然拒绝。孔子出仕为官是想要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诉诸现实，通过手中的权力来影响社会公众，而不是为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

战国时期的士人纵横各国，希望国君能够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国蓝图来指导国家发展。尽管这一时期的各学派思想不一，但都具有“托古言事”的特点，即借圣王之口明其主张。战国诸子均欲出仕为官，其目的不完全是追求功名利禄，虽然诸学术流派的思想各有长短，但最高目标都是追求圣王之治的实现，正如《易》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士人们为了这个目标，一方面尽最大的创造力设计出建设现实的蓝图，一方面尽最大努力游说人民。他们分析现实，批评现实，殚精竭虑以期将理想转化为现实，视利禄为敝履。

回到现实：六国对秦态度的转变

然而，到秦统一前夕，士人在以圣王之道裁量现实时，开始转向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及对策性解决，而非道义上的指导，从“仕而行其学”到“仕而行其事”。换言之，为官的目的在于解决现实中影响国家利益之事，东方六国的士人对秦发生了“排斥—认同—为策”的转变即为典型之例。战国前期，六国士人对秦国因其文化落后持排斥的态度，以“夷狄”视之；商鞅变法成功后，六国士人开始称秦为“虎狼之国”，此时的排斥是囿于秦国过于强大，心存畏惧；至秦昭王时，有志于改造现实的士人们开始反省原先的理论追求与政治现实之间的距离，开始改变对异见者的看法并重新审视秦国，分析秦究竟因何而强大。当时的学术领袖荀子在秦昭王时入秦，深入考察秦的政风民情并给予高度评价，用了“古之民”、“古之吏”、“古之士大夫”、“古之朝”四个“古”字，这些评语直接推动了六国士人对秦国政治、制度、思想等诸方面看法的改变。荀子的这些话对于日后秦始皇自称为皇帝也提供了一定历史依据。

此时，战国四君子相继离世，齐国的稷下学宫日薄西山。天下统一即将到来，六国对抗秦没有信心，内政外交也毫无起色，诸多士人纷纷齐聚咸阳，发展形成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杂家”思想。《吕氏春秋》是出自于士人们群策群力旨在实行“王治”的政治蓝图，以前的“王治”来自三皇五帝，而新的“王治”理论诞生于即将统一天下的“霸道”之国秦国。杂家其实一点都不“杂”，特别是这部书的目的、体例、逻辑十分清楚，有组织地写了治国的指导思想，杂家虽综合百家之术，但它顺应了当时客观统一的趋势，也是当时士人主动选择的结果，因此西汉学者将他们这些人归纳为杂家，表示士人们也看到了秦的统一趋势。

秦及汉初儒生的自信与“时变”

秦统一后，当时的儒士和其他士人都支持秦始皇“德兼三皇，功高五帝”而称作“皇帝”的行为。在臧知非看来，当时的儒士对秦朝是赤胆忠心的，他们的主张也是为了改造社会现实，但采取的方法不对，尤其是“是古非今”的方式击中了秦始皇的软肋，并直接与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发生了冲突，所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一定的合理性。

汉初的士人们是充满自信的，也更加机智。他们凭借刘邦当时迫切地想要“巩固天下”之机，提出自己的主张。如陆贾不畏惧帝王权威，与高祖辩“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而提出新道家治国之论。此外，如“知时变”者叔孙通之流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主张必须服务于现实，只有根据现实需要才能将自己的主张付诸实践，他们主动前往长安，为国家需求服务，之后又及时地提出用礼仪治国的理念等等。此时的儒生们不再用托古的策略。

士政关系的定型

西汉前期的士人接受了战国至秦以来先辈们在现实、权力中徘徊所得的经验，采用现实主义的态度解决现实问题，实现自己的主张。但是在汉武帝时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成为需要和趋势，“天下一统”、“皇权至高无上”成为价值追求最高目标之时，士人们除去考虑现实中社会建设里出现的矛盾，还需在理论上以宏观的角度去解释“皇权至高无上”的究竟所以，从而进一步赢得当政者的支持，实现个人主张。董仲舒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政治关系变迁的转折点，他中和以往诸子对权力和自身主张关系的认识，根据自己的认识，系统论述了皇权的合理性，其“天人合一”理论，似乎借天之口惩戒君主，实际上是以天之手保护君臣。同时，士人们在面临政治抉择时应秉持“义不讪上，智不危身”的原则。

董仲舒将改造后的儒学变为官学，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指导，自此之后，其他学说逐步淡出了官学教育。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现实都是合理的，士人们就转变为以论证皇帝的需要为己任。因此，“仕而求其禄”的转变于此定型。

秦汉时期其他学派消退的原因

臧知非在问答环节中指出，士人的构成在秦汉时期和战国确实有很大的不同。战国时期的士人非常活跃，是以宣传理论和追求理想为最高目标的知识群体，但是在西汉前期，许多除儒道之外的士人销声匿迹。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战国时期的士人活跃和政治空间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之后，各家各派只能面对同一政权和官僚群体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政治分析和对策具有了趋同性。其次，战国时士人的活跃主要表现为理论著作传世，但当天下一统之后，这些学派没有新的著作，这也标志着学派的消亡。最后，一部分学者在归汉无门的情况下，投入到诸侯王的门下，这些士人都是以现实主义眼光来解决王国施政问题的，以谋求安身立命之所，故没有新的理论创新。

（本文根据现场演讲内容整理而成，未经主讲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