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阿伦特说的“平庸之恶”，终于可以看简体中文全本了

汉娜·阿伦特

阿道夫·艾希曼

艾希曼是谁？

他是臭名昭著的纳粹战犯，屠杀了580万犹太人，双手却没有鲜血。“我会笑哈哈地跳进我的坟墓，因为一想到我已经处理掉500万犹太人，我就感到到极大的满足。”

这名“纳粹刽子手”，官阶并不高，只做到中校。但他的工作是，负责执行彻底消灭犹太人的“最终方案”。

在艾希曼的组织下，整个欧洲的犹太人被运送、收容，最后被集体屠杀；在艾希曼的监督下，奥斯维辛集中营如同一条高效的生产线：每天杀害12000人。

战争结束后，艾希曼被美军俘虏，但之后逃脱。经过漫长的逃亡，他流亡到阿根廷。

1960年，以色列情报特务局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将其绑架，并秘密运至以色列。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于耶路撒冷受审，起诉罪名为“反人道罪”等十五条。

阿伦特在现场

得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后，阿伦特向《纽约客》杂志主动请缨，亲临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现场进行报道。

出发前，阿伦特在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信中写道：“你会理解我为什么要报道这次审判，我没能亲眼见证纽伦堡审判，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些人活生生的是什么样子，这也是是我唯一的机会了。”

阿伦特在法庭上见到的”活生生“的纳粹战犯是什么样的呢？

“他中等身材，体形较瘦，四五十岁的样子，前脑门半秃，牙齿不太好，近视眼，脖子干瘦。整个审判过程中，他一直朝法官席的方向探着脖子（从未面向观众）。”

“你听他说话的时间越长，就会越明显地感觉到，这种表达力的匮乏恰恰与思考力的缺失密不可分；确切地说，他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思考问题。”

“艾希曼既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更远远不具备查理三世那种“成为恶棍”的决心。除了不遗余力地追求升迁发迹，他根本就没有别的动机；就连这种不遗余力本身也没什么罪，他肯定不会杀害他的上司而取代其位置。”

用大白话说，他只是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点恶

阿伦特发觉，被关在玻璃笼子里的凶残战犯，怎么看都是一个普通人。她记录之下的艾希曼，就是为纳粹制度效力的一颗齿轮：

官僚心态，盲目服从，麻木执行。正是这一点，令阿伦特意识到，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在极权主义统治下，如果缺乏思考力和判断力，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恶的代言人。

“平庸的恶”这一高度原创性的观点，由此在阿伦特有关艾希曼的审判报道中被首次提出。“如此的远离现实、停止思考，对一个人造成的灾难可能要比这个人自身具有的所有罪恶动机加在一起还要严重。实际上这是人们在耶路撒冷学的一课。”

不思考，注定了艾希曼成为那个时代最大恶极的罪犯。因此，阿伦特认为，唯有始终应该坚持辨别善恶的能力，坚持倾听内心的道德律令，个体才有可能在极权主义统治下抵御“平庸的恶”。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是怎样一本书？

1963年2月23日的《纽约客》内页

1963年2月中旬，《纽约客》分五次陆续刊出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道。

登载50多年来，阿伦特的文章仍然是《纽约客》最好的新闻报道之一。

同年，这五篇详细记录了审判全过程，并结合了大量历史资料的报道结集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首先在美国出版英文版。

因为“平庸的恶”的提出，更因为她在书中指责许多犹太领导人也是大屠杀的帮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成为了阿伦特最受争议的著作，一度令她众叛亲离。

关于是否后悔写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阿伦特在接受德国著名记者高斯的访谈时，说，不会，说什么也不会写成另外的样子。

“......问题只关于事实真相，而不是关于意见想法。对于事实真相来说，大学里的历史科学即是守卫者。但那不是最好的守卫。他们没有什么节操，他们是写给国家看的......我们想要这样吗？

“这是因为真相对国家来说是有关利益的，我这里说的不是军事秘密，这是另外一件事.....人们为什么不应该说出真相？”

触手可及的平庸之恶

《艾希曼在耶鲁撒冷》简体中文全译本有一些姗姗来迟，但国内关于“平庸之恶”的讨论这些年从未停止过。从“最美乡村女教师”的故事，到对某互联网搜索引擎的“不作为，我们总是在身边的各类事件中一遍遍验证着验证阿伦特当年的洞见。

在“点击”即“行动”的时代，匿名作恶毫无成本，兴许只是一念之间的事情，毫无门槛，人人都可能是“凶手”。如何能保证自己不是屏幕之后的“艾希曼”呢？阿伦特为什么仍然重要，原因就在这里。

（转自译林出版社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