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觉醒”文化战争——欧洲缘何对结构性种族主义感到恐惧？

编者按：在法国建制派看来，法国社会正经历着源自美国的“觉醒”文化的入侵。欧洲各国指出，由于其种族与历史背景与美国不同，因此不应该依循美国式的路径来反思自身的种族和身份政治问题。对于坚称自己拥抱“普世主义”与“世俗主义”的法国而言，认同“觉醒”文化的批评、承认“结构性种族主义”问题的存在将分裂共和国的根基。然而，在经历了宗教极端主义的恐怖袭击后，法国政府一面强调避免使用“伊斯兰恐惧症”一词，一面又对“伊斯兰左翼主义”（islamo-gauchisme）加以谴责。在英国，负责调查种族歧视的“种族和民族差异委员会”在报告中宣称，“结构性种族主义”是一种感觉而非事实。但报告同时指出，“结构性种族主义”的术语起源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根据这一定义，在该系统被废除之前，种族主义将蓬勃发展。即使这些国家努力避免承认国内存在结构性种族主义，但在经历了疫情的冲击、受到“黑命攸关”运动的影响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表面和谐且平等的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本文原载于《The Nation》，作者James McAuley，前《华盛顿邮报》驻巴黎记者，拥有牛津大学的法国历史博士学位。

在我32岁生日那天，我同意参加“Répliques”节目，这是法国文化广播频道一个颇受欢迎的节目，由杰出的阿兰·芬基尔克劳特（Alain Finkielkraut）主持。芬基尔克劳特现年72岁，是个在法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一个只存在于左岸的公共知识分子、1968运动的孩子，现在穿着Loro Piana的名牌西装，抨击着“取消文化”。那天（1月9日，距离美国国会大厦叛乱发生后不到72小时）的另一位嘉宾，是72岁的帕斯卡尔·布鲁克纳（Pascal Bruckner），知名的法国作家。他刚刚出版了《几乎完美的罪魁祸首：白人替罪羊的构建》（The Almost Perfect Culpri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hite Scapegoat），这是他关于这个主题诸多文章中最新的一篇。

我们讨论的话题，是2021年1月法国精英们唯一感兴趣的话题：不是肆虐的新冠，而是“法美分歧”：亨廷顿式的“两个伟大的文明及其各自社会模式”的冲突（一个是“普世主义”，一个是“社群主义”），与种族和身份政治的问题息息相关。在芬基尔克劳特、布鲁克纳和他们代表的机构看来，像我这样的美国作家试图将“觉醒（woke）”的议程强加给一个原本和谐、平等的社会。主张社会正义的美国人犯了“文化帝国主义”的错误，企图进行意识形态的投射——甚至是带有恶意的。

不仅仅在法国，“觉醒”议程在整个欧洲都成了一种禁忌。可以肯定的是，这场由社交媒体推动的辩论的术语无疑是美国式的；“觉醒”和“取消文化”不可能从其他语境中产生。但在美国，这些术语有一种特殊的价值，主要与推动种族平等和反对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有关。在欧洲，被贴上“觉醒”标签的，往往是某个特定的国家机构最害怕的社会运动——这被证明是诋毁这些运动的理想方式。将这些运动称为“觉醒”就是称它们为“美国式”，称它们为“美国式”就表示它们不适用于欧洲。

在法国，“觉醒主义”是对最近一系列恐怖袭击的回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20年10月教师塞缪尔·帕蒂被残忍斩首的事件。经过数年来类似的极端主义袭击——特别是2015年1月发生在《查理周刊》办公室的大屠杀，以及2015年11月受ISIS启发对Hypercacher犹太超市和巴塔克兰音乐厅的袭击，法国的反应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的政府已经对所谓的“伊斯兰分裂主义”宣战，但帕蒂的惨案让“关于创伤的对话”演变成了大众的歇斯底里。政府发动了一场全面的文化战争，煽动自己的美国式心理剧（psychodrama），同时却声称要反其道而行之。很快，法国部长们开始抨击大学里的“伊斯兰左翼主义”（islamo-gauchisme），反对在学校实地考察时戴头巾的穆斯林母亲，甚至反对了超市里的清真肉类。

2020年10月18日，法国里尔，人们聚集在广场举行集会，声援斩首案遇难教师。

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始抨击那些他们眼中，在某种程度上“加剧和助长了这些分裂”的思想：美国激发的反种族主义和“觉醒”主义。马克龙在一次演讲中做了以下发言，其所谓的微妙之处得到了法国建制派的广泛赞扬：“我们就把知识分子的辩论留给了别人，留给了共和国以外的人，通过意识形态化，有时屈服于其他学术传统……我认为某些社会科学理论完全是从美国引进的，有其问题。”去年10月，法国政府成立了一个名为République的智库，旨在打击这些“觉醒”理论，该智库的创始人、马克龙的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凯（Jean-Michel Blanquer）表示，这些理论“导致了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

作为这种有害的“盎格鲁撒克逊”身份认同议程的表面使者，在法国报道这一时刻的美国记者成为了聚光灯下的焦点，尤其在人们质疑“伊斯兰左翼主义”（islamo-gauchisme）究竟意味着什么的当下。马克龙本人也猛烈抨击外国记者，甚至写信给《金融时报》的编辑，反驳他认为错误百出的专栏文章，称该文章的立场让他无法忍受。他写道：“我不允许任何人声称法国或其政府正在助长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因此，我受邀出席《法国文化》节目，这成为了一种面向全国人民的审查。

芬基尔克劳特首先抨击了《纽约时报》，然后开始讨论美国的“校园文化”，提到了耶鲁大学的蒂姆·巴林杰（Tim Barringer）和不再包括那么多“死去的白人男性”的艺术史教学大纲。最后，我问道，在1月6日过后的第三天，我们怎么能在不提及刚刚在美国发生的暴力起义的情况下谈论美国？芬基尔克劳特明显激动起来，他问道：“对你来说，在美国国会，密苏里州的代表伊曼纽尔·克利弗在主持新的就职仪式时，以Amen（阿门）和a-women（女性版的阿门）这样性别化的话语结尾，你介意吗？” 我说我没有感到丝毫困扰，他反而更加激动了。“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詹姆斯·麦考利，因为取消文化是存在的！它存在！”

这个人知道他在说什么。在我们谈话的三天后，芬基尔克劳特被法国LCI电视台解雇，因为他为自己的老朋友、巴黎政治学院的奥利维尔·杜哈梅尔（Olivier Duhamel）辩护，后者卷入了一场全法关注的恋童癖丑闻中。杜哈梅尔被他的继女卡米尔·库切纳（Camille Kouchener）指控：在两人十几岁的时候强奸了她的双胞胎弟弟。芬克尔克劳特推测，双方之间可能存在同意关系。而且，他表示：无论如何，14岁的孩子与儿童“不是一回事”。

我之所以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它是对法国以及欧洲的反“觉醒”战争的概括。这场冲突在不同国家的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形式，但它仍然笼罩着整个欧洲大陆。在某一层面上，这有一定的喜剧效果：自称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的人，变成了猥亵儿童的辩护者。事实上，这部“反觉醒喜剧”现在确实是由真正的喜剧演员所编写和导演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除了认真对待之外别无他法。现年81岁的、《巨蟒》系列电影的主演、英国脱欧的公开支持者约翰·克里斯（John Cleese）宣布，他将在英国第4频道执导一部名为“取消我”的系列纪录片。该系列将采访那些被“取消”的人，尽管该节目没有说明该词的确切含义。

的确，这场辩论中术语是对集体智慧的一种侮辱。但是，如果我们必须使用它们，我们需要理解所谓的“取消文化”和所谓的“觉醒”之间的重要区别。前者出现的时间要久得多，指的是各个政治派别都在使用的策略，但在历史上主要是为右翼人士所用。“取消文化”并不是对种族差异的认识提高后的结果，也不是对广义的社会正义的更大承诺（对这两者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而是在互联网出现后的，一个可怕且不可避免的结果。几乎没有人真心支持“取消文化”，但这一策略从来没有受到足够的谴责，因为人们只有在他们的政治对手使用这种策略时才会提出批判，而在他们的盟友使用时则不会。另一方面，“觉醒”并不一定意味着公开羞辱；它仅仅意味着观点的转变，也许是行为的改变。轻率地将两者相提并论，是一种给社会正义运动贴上“本质上不自由”的标签的便捷方式；也可以让关于种族和不平等的长期对话变得沉默，因为有太多“原本理性的人”认为这是对于个人的威胁。

但欧洲不是美国，在欧洲，可被视为“取消”的事件（再次强调，我甚至觉得使用这个词很愚蠢）比美国少得多。“觉醒主义”确实是英语文化圈的一种现象（但需要排除英国），社会正义运动在欧洲的吸引力远不及它在美国文化机构（报纸、大学、博物馆和基金会）的吸引力。在种族和身份问题方面，许多欧洲文化机构甚至在所谓的“大觉醒”（great awokening）之前就被美国同行视为严重落后于时代。然而，甚至在没有太多“觉醒”事件的情况下，欧洲仍然拥抱了反觉醒（anti-woke）。

欧洲的反觉醒运动主要集中在反对并驳斥其存在“制度性”或“结构性”种族主义的指控。然而，尽管结构主义（尤其是在法国）作为一种社会分析模式起源于20世纪的欧洲大陆，更不用提那些塑造了美国思想家对种族的概念的法语作家；但许多欧洲精英将这些批评视为对公共话语的侵入，这些批评将一个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国家（因此可以理解美国对种族的痴迷）的关注，投射到一个大不相同的社会上。他们坚持认为，欧洲有着不同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种族（尤其是简单的黑人与白人二元对立的形式）所扮演的角色并不那么重要。当然，这种反驳也有一定的道理：不同的国家确实有不同的历史和争论。但当欧洲人指责美国批评者的投射行为时，他们并不是为了指出美国和欧洲在公共讨论中的真正分歧、他们甚至没有指出种族和种族主义的概念。相反，这种指控通常是为了完全扼杀讨论——即使讨论是由描述自己生活经历的欧洲公民主导的。

我居住的法国骄傲地认为自己是一个由平等公民组成的“普世主义”共和国，官方不承认公民之间存在任何差异。事实上，自1978年以来，收集种族、民族或宗教方面的统计数据一直是非法的：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事件的回应，当时的政府挑出犹太人，并将其驱逐到纳粹集中营。法国人现在的看法是，这些类别不该在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唯一有价值的社区是国家社区。因此，“反觉醒”被视为一个有洞察力的思想家，一个能超越粗糙的、被简化的身份类别的人。

在法国，日常生活的现实并不是普遍主义的。法国政府确实对公民进行了种族区分，尤其是在警务领域。法国警方的大规模身份检查，源于1993年的一项旨在遏制非法移民的法律，这是长期以来争议的根源。他们大量地针对黑人和阿拉伯男子，这也是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在法国引起强烈反响的原因之一。去年夏天，我与前保守派政治家雅克·图本（Jacques Toubon）进行了交谈，他当时担任法国政府的公民自由监察员一职（现已退休）。图邦在他的评估中非常诚实地表示：“我们的论点，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规则、宪法等等是普遍主义的，”他说，“官员们不承认差异。但它们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张力。”

这种紧张关系中最令人震惊的例子之一发生在2020年11月，当时，马克龙的青年部长莎拉·埃尔·海里（Sarah El Haïry）前往普瓦捷，在当地一所高中讨论社会中的宗教问题。总的来说，学生们（其中许多是有色人种），提出了非常深思熟虑的问题。16岁的艾米丽说，她不认为承认宗教或种族差异是一种分裂。她说：“仅仅因为你是基督徒或穆斯林，并不代表你对社会构成威胁”、“对我来说，多元化是一个机会”。此类言论让埃尔·海里很不舒服，尽管如此，她还是保持了冷静，直到另一名学生问起警察的暴行。就在这时，埃尔·海里从椅子上站起来打断了这位学生。“你必须热爱警察，因为他们每天都在那里保护我们，”她说。“他们不是种族主义者，因为他们是共和国的一员！”

对于埃尔·海里而言，质疑这些假设就是“对法国认识自己的方式”提出根本性和深刻的质疑。问题是，越来越多的法国公民，尤其是像在普瓦捷的中学生这样的年轻人正在提出质疑，而政府似乎完全没有能力作出回应。

虽然没有这方面的官方数据，但由于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法国可能是西欧种族最多样化的社会。它是大量北非、西非、东南亚和加勒比人口的家园，并且拥有欧洲大陆最大的穆斯林和犹太社区。从任何客观标准来看，这都足以使法国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但现实并非如此。

法国总统马克龙

与以往任何一位法国总统相比，马克龙在认识少数民族的生活经历和历史创伤方面都要做得更多。他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盲点，但却没有承认。今年早些时候，我参加了与马克龙和其他几个英语国家记者的圆桌讨论。他在那次采访中说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在我眼里，普遍主义不是同化的学说——完全不是。它不是对差异的否定……我相信普遍主义中的多元性，但是，无论我们有什么不同，我们的公民身份都会让我们共同建立起普遍性。”这只是一个对多元文化社会的定义，一个足以在法国遭受鄙视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社会模式轮廓。

欧洲对2020年5月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残忍杀害的反应非常值得观察。人民最初对美国生活中可怕的日常恐怖的震惊，很快就被谴责警察暴行和欧洲殖民历史遗留问题的抗议运动所取代。这时，结构性种族主义的问题进入了公共讨论。在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针对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成立了独立组织“种族和民族差异委员会”（Commission on Race and Ethnic Disparities），负责调查种族歧视的现实，并提出纠正公共机构种族差异的建议。该委员会于2021年4月发布的报告称，英国在种族问题上的做法是“其他白人占多数的国家的榜样”，并用了三页的篇幅阐述“结构性种族主义”语言的问题。

报告暗示，这种语言的一个大问题是：“结构性种族主义”是一种感觉，而非事实。报告称：“提及‘系统性’、‘制度性’或‘结构性’种族主义，或许与可识别的具体过程有关，但也可能与许多少数民族描述的‘不属于（这里）’的感觉有关。当然，在组织层面，有一类行动、行为和事件导致少数民族缺乏归属感。这通常被非正式地表述为感觉‘被排斥’。”然而，即使是这种温和的让步也立即受到了限制。“然而，和仇恨事件一样，对于负责调查这些事件的人而言，这一定论可能具有高度主观的一面。”最后，报告得出结论，这些术语本质上是极端的。“像‘结构性种族主义’这样的术语起源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它指出种族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根据这一定义，在该系统被废除之前，种族主义将蓬勃发展。”

这些语言游戏的效果，只是限制了可以用来描述一个确实存在的现象的术语。因为结构性种族主义并不是什么进步的“陈词滥调”：结构性种族主义会让人丧命，这无需争议，甚至无需在政治上得到承认。关于英国最近的一个例子，请看新冠的死亡数据。英国国家统计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得出的结论是：黑人公民死于新冠肺炎的可能性是白人公民的四倍多，而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血统的英国公民死于新冠肺炎的可能性是白人公民的三倍多。这些差异甚至在国家直接雇用的卫生工作者中也同样存在。在死于该病毒的国家卫生局临床人员中，60%是“BAME”（黑人、亚裔或少数民族），该数据令人震惊。政府的报告认为这个术语“不再有帮助”且“有辱尊严”。除了与新冠有关的案例外，报告显示，英国黑人女性在怀孕或分娩期间死亡的可能性是白人女性的四倍多；有亚裔背景的英国女性的死亡率是白人女性的两倍。

在欧洲国家，如同在美国一样，关于“觉醒”思想的斗争，也是关于每个国家的历史的斗争——关于它是如何被书写的，如何被教授的，如何被理解的。

英国成为了这场争论的中心。在那里，帝国无法回避的历史已经成为日益激烈的公共辩论的中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如何看待针对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愤怒，在某种程度上，他仍是一个国家的化身。今年9月，温斯顿·丘吉尔纪念信托基金（Winston Churchill Memorial Trust）更名为丘吉尔奖学金（Churchill Fellowship），从其网站上删除了这位前首相的一些照片，并似乎试图与丘吉尔保持距离。该组织公开宣布：“他许多关于种族的观点在今天被广泛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也持这种观点”。在英国深受喜爱的国民信托于2020年11月做出​决定，将划定大约100处与奴隶制和殖民主义有明确联系的房产，该信托在全国范围内经营着广泛的豪宅网络。

这些举动引起了包括首相在内的许多保守派人士的愤怒。约翰逊的发言人在回应丘吉尔风波时表示：“我们需要专注于解决现在的问题，而不是试图重写过去，并卷入无休止的辩论，即哪些知名历史人物足够纯粹或政治正确，可以继续留在公众视野中。”但国民信托的负责人希拉里·麦克格雷迪（Hilary McGrady）向伦敦《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指出：“人们想知道财富从何而来，精灵已经从瓶子里出来了。”她为信托基金的决定辩护说，随着公众意识的改变，制度也必须改变，“有一件事可能已经改变了，那就是人们可能会觉得有些事情令人不快，我们必须对此保持敏感。”

一场激烈反对这些制度变革的运动已经出现。71岁的戴维·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是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著名的地中海历史学家，也是反觉醒运动的主要设计师之一。用他的话来说，“我们绝不能屈服于针对我们岛屿故事的觉醒政治迫害。”

这是阿布拉菲亚在9月初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的标题，文章攻击了“今天觉醒文化的狂热分子”，他们“利用历史作为宣传工具，作为欺凌我们其他人的手段”。这篇文章还宣布了“拯救历史”的倡议，阿布拉菲亚是该倡议的联合创始人：一个由愤怒的英国历史学家组成的新网络平台，他们寻求“在辩论中提供背景、解释和平衡；并指出，在这种辩论中，谴责往往变得比理解更重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非常欣赏阿布拉菲亚的作品，特别是其广泛的综合能力和文学性，这两点都不容易做到，并且为我自己的工作树立了榜样。这就是为什么我惊讶于在《每日邮报》上发现他的文章，这是一份不太以学术严谨性著称的右翼小报。当我与阿布拉菲亚谈及此事时，他似乎有点尴尬。他告诉我：“这基本上是一个采访，他们把采访转化成文字，然后发回给你，有些句子是由《每日邮报》生成的。”

2021年5月25日，英国绍森德，民众上街游行，纪念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逝世一周年。

和美国一样，英国的“黑命攸关”抗议活动导致了许多雕像的倒塌，其中包括布里斯托尔市中心的爱德华·科尔斯顿（Edward Colston）雕像，他是17世纪的商人，他的财富部分来自于积极参与奴隶贸易。阿布拉菲亚告诉我，他更倾向于采取“保留和解释”的做法，这意味着保留这些雕像，但在必要时为它们添加背景。我问他关于雕像的公开展示，以及它们的突出地位是否意味着一种荣誉和尊敬。他似乎不以为然，他说：“你看着雕像，你不会特别意识到它们展示了什么。”

“你对西蒙·德孟福尔怎么评价？”阿布拉菲亚继续说道，“他在议会得到了纪念，而且他确实设法控制了君主制的权力。但他也要为一些针对犹太人的可怕屠杀负责。每个人对这些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不得不说的是，人类是复杂的；我们经常有相互矛盾的想法，从不同的方向混杂在一起。丘吉尔打败了纳粹，但在下一页，你可能会提到他对种族的看法与我们不同。保持这种比例感是很重要的。”

这些都是合理的观点，但我仍然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上一代人理解的历史就一定是后人理解的历史。雕像不是历史；它们是在某一时刻被创造的、对历史的解释。历史学家一直在斥责以前对过去的解释；我们根据自己的当代观点和偏见改写对众所周知的事件的描述。一座雕像有什么神圣的地方？

我问阿布拉菲亚，为什么这一切对他来说是如此私人化，因为我并没有这种感觉。他回答说：“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因素。有一种感觉是：如果年轻学者不支持对过去的特定观点，他们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我能想到一些年轻学者，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非常谨慎，并没有去偏袒任何一方。”但我正是这样一个年轻的学者，没有人强迫我坚持某种观点，无论是在哈佛还是在牛津。然而，对于阿布拉菲亚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这整件事中真正让我担心的一点，是学科内会变得缺乏辩论的机会。”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关于“觉醒”的“纯度测试”（purity test），我们都无法真正地相信，欧洲的反觉醒势力仅仅是对“辩论”感兴趣。尤其是在法国，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都已成功地将“觉醒”与“为恐怖主义辩护”联系起来。毫无疑问，法国近年来在欧洲的恐怖暴力中遭受了最为严重的伤害，自2015年以来，超过260人在一系列的袭击中被杀害，动摇了所有生活在法国的人们的信心。最糟糕的一年是2015年，法国先后经历了查理周刊事件和巴塔克兰音乐厅袭击事件。但在2020年帕蒂被残忍地谋杀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经历了漫长而悲惨的新冠封锁后，法国的精英们（政治家和媒体）都开始寻找可以指责的对象。因此，“觉醒”被谴责为“对恐怖主义暴力的道歉”；在法国建制派看来，强调身份政治是在埋下导致帕蒂被斩首的社会裂痕。“觉醒”成为了犯罪的同谋，而言论自由则是留给法国建制派的支持者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声称厌恶美国关于种族和社会正义的心理剧的人们，不得不依靠（实际是进口）美国文化战争的工具，来对抗他们在自己国家感受到的威胁。在帕蒂的谋杀案及其后续事件中，还存在另一个明显的讽刺，关于所谓的反觉醒者所珍视的价值观。这位遇害的中学教师之所以被一名车臣难民盯上，是因为他在一堂关于言论自由的公民课上，展示了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他立即被誉为言论自由的化身，而法国政府非常正确地将其作为一种价值观来倡导。在帕蒂遇害后不久，马克龙对半岛电视台说：“我将始终捍卫法国的言论、写作、想法和绘画的自由。”这本该是令人宽慰的承诺，却因法国政府之后的行为而显得虚伪：此后不久，马克龙主持了对法国大学中的“伊斯兰左翼主义”（islamo-gauchisme）的镇压运动，他的部长们一本正经地使用着这个词。如果说2021年的法国文化生活存在着一个悖论，那就是：“伊斯兰恐惧症”是一个应该避免的词，但“伊斯兰左派”（Islamo-leftism）却成为了一种应该谴责的现象。

数以百计的学者（包括法国最负盛名的研究机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学者），抨击了政府针对一系列未定义思想的讨伐，政府认为这些思想以某种方式与席卷全国的宗教极端主义的恐怖袭击产生了联系。《世界报》（Le Monde）站出来反对政府以“伊斯兰左翼主义”为目标，报纸进行了几个星期的乏味争论，讨论这个词是否让人想起1930年代的“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当然是这样），或者它是否描述了一种真实的现象。无论如何，面对长期的嘲笑，马克龙政府退缩了。但恐怖袭击的创伤和他们所释放的情绪歇斯底里仍然挥之不去：法国重新调整了对法国世俗主义的承诺，法国人将其视为一种不可知的、哲学理想式的世俗主义，但实际上这只是每个公民认为选择合适的信仰或不去信仰的自由。世俗主义已经成为文化战争中的一种武器，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政府向其批评者保证，它的敌人是激进的伊斯兰主义，但其目标越来越像普通伊斯兰教。

面纱问题是法国公开辩论中最极端和暴力的话题之一。法国的主流观点基于普遍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它认为面纱是宗教压迫的象征；不能选择佩戴。2004年通过的一项法律禁止学生在高中佩戴面纱，2010年的另一项法律则禁止所有公民在任何公共场合佩戴遮盖面部的尼卡布面纱，其理由是“在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中......在公共空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如果没有对等的眼神和视线，就不可能产生社会生活：人们只有在不遮盖面部的情况下见面才会建立联系”（不用说，这种共和主义的价值观因2020年大流行期间强加的口罩令而略显复杂）。

在任何情况下，当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合佩戴面纱时（这是她们的合法权利，绝不是对世俗主义的侵犯），她们就会受到攻击。例如，在2019年，当时的卫生部长阿涅斯·布兹恩（Agnès Buzyn）（现在正因大流行病的早期管理不善而遭受调查），谴责法国体育品牌迪卡侬（Decathlon）对跑者头巾的营销，因为它显然对普遍主义构成了“社群主义”威胁。布兹恩说：“我希望法国品牌不要推广面纱。”同样，法国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凯承认，虽然在规定上母亲佩戴头巾是合法的，但他希望“尽可能”避免让她们去参与陪同学校旅行。

法国国家世俗主义观察站的前负责人尼古拉·卡丹（Nicolas Cadène），同样是世俗主义的监督者，定期与穆斯林社区组织的领导人见面。他经常被法国政府成员批评对穆斯林社区组织过于“软弱”。今年早些时候，卡丹管理的观察站进行了改革，被一个新的委员会取代，新委员会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他对我说：“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属于一个封闭的社会，一个非常单一的社会，他们对社会的现实并不了解。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没有接触。精英阶层缺乏多样性。法国不是只有白人——我们的精英们对法国是什么有着错误的看法，他们害怕多样性。他们认为这是对现实的一种威胁。”

和美国一样，欧洲的“反觉醒”战争也有一定的悲情性，尤其是对于阿兰·芬基尔克劳特与约翰·克里斯那一代的“十字军”而言，“觉醒主义”（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没有明确含义的术语，每个人可能会对它有不同的定义），是对个人的侮辱。他们认为这场争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关于他们的。英国政治家伊诺克·鲍威尔有句名言：“所有的政治生命都以失败告终。”一个必然的结果是，所有的文化事业都会以无关紧要的方式结束，这是许多角色拒绝接受的现实，但这最终会降临到我们所有人身上——如果我们幸运的话。对大西洋两岸的许多人来说，积极地反对“觉醒文化”是他们为成功而做的最后努力，这是真正可悲的部分。但我们很难同情那些人，因为他们的本能反应是自身权利的产物：他们对被新声音接管感到不满，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永远值得掌握发声的麦克风——然而，没有人能永远掌握话语权。